初识达兰萨拉
2014年9月末到10月初的达兰萨拉之行，是我第一次到访这个印度西北部的山区小镇。如今，这个小城在全世界已经闻名遐迩，但究其原因，它却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藏区推行“民主改革”悲剧的产物，没有这场悲剧，达赖喇嘛不会流亡至此，也就不会有今天的达兰萨拉。
飞机在新德里国际机场降落后，有藏人朋友派来的车直接把我接到新德里郊区的一个接待站稍事休息，再从这里乘大巴前往达兰萨拉。这是一段10多个小时的旅程，傍晚7点出发，次日早晨才到达。这里地处印度西北边陲，已经离印巴边界不远，记得路上曾经过一处军营，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塔楼上站岗。
而达兰萨拉却完全是另一幅景象。这座小镇坐落在一片山腰之间，崎岖的山路把这里和外部世界连接起来。中心区域的几条小街店铺林立，游人如织，显得十分繁华。据专门负责接待我的藏人行政中央工作人员嘉央先生介绍，这里如今既是世界上许多藏传佛教信徒的朝圣地，也正在发展为一个旅游观光地，虽然基础设施还很简陋，但前景看好。
嘉央是一位热情又略有些腼腆的小伙子。他生在四川康区，中学是在拉萨上的。问他为什么要来达兰萨拉，答曰：“为了见尊者，也为了到这边学习自己的文化，得到真正的传承”。嘉央的父母还留在“那边”。后来我在访谈中了解到，有不少藏族年轻人是怀抱这样的理想翻越雪山、冒险越境而来到印度，来到达兰萨拉的。
在整整一周的参观、访谈期间，嘉央既是翻译，又是导游，我们很快成了朋友。
拜会议长和司政等流亡政府官员
这次到访，除了拜会达赖喇嘛外（详细内容见上一篇文章“‘党国中兴’与西藏问题前景：与达赖喇嘛一席谈”），重要内容是和流亡政府的官员们进行交流。在几天时间里，我先后拜会了西藏流亡议会议长平巴次仁先生、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博士、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央女士、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索朗达布先生等，还和流亡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先生以及流亡政府下设的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土丹桑培先生做了深入交谈。
洛桑森格1968年出生于印度，在哈佛大学拿到法学博士学位，2011年竞选成功，成为流亡政府的新一任民选总理（现在称司政）。听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教当代中国政治和当下中国九大思潮，这位年轻的司政立刻表现出浓厚兴趣，拿出自己的手机，一边听我介绍是哪九大思潮，一边把它们记录下来。与议长平巴次仁会见的开场白也很有意思，这位爽朗的议长上来就问道：“听说您写了一本关于西藏的书《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对我们还有所批评？”我惊讶地反问：“此书并未翻译成藏语或英语，议长何以得知？”对方哈哈大笑：“我是议长嘛，当然有了解情况的渠道。”我也笑答：“这本书确实表达了一些个人观点，一方面继续批评中共，另一方面也对藏人朋友的历史认知提了些不同意见。有的藏人朋友也在写文章批评我，有不同观点存在是正常的。”议长表示同意。和司政一样，平巴次仁议长也是在印度长大的，属于流亡藏人的第二代。
格桑坚参议员则不同，这位不到50岁、英俊干练的康巴藏人1999年才来到印度，之前有过在中国国内体制内工作的经历。他的汉语极好，这给我们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很大便利。据格桑讲，他在来印度之前走遍了包括青海、云南、甘肃、四川在内的所有藏区从事考察，到这边后才成家，如今他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我们本来说好参观完藏人定居点后到他家做客，结果因为旅途劳困而未能如愿（到定居点来回需要5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但第二天还是意外地在附近一个旅游区巧遇格桑一家人。三个孩子看上去是那样可爱，大女儿不过11岁，最小的才4岁，格桑的太太温柔、矜持，一看就是个贤内助。这个家庭给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流亡政府是如何运转的？
海外流亡藏人群体就是由无数个这样的家庭所组成，位于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则是这个群体的组织中心。虽然这个“政府”从未获得任何国家的承认，印度当局也只是把它当作难民自治机构，但在当地藏人心目中，这个政府代表着自己，成为流亡政府的公务员是一件极崇高、极光荣的事情。
那么这个政府是如何运转的？它的财政支持来自何方？它有长期存续下去的能力吗？这些问题不仅关涉流亡政府自身，而且关乎海外近20万藏民的生存、未来。为此，我特别向平巴次仁议长和格桑议员分别进行了讨教。据他们讲：流亡政府目前的财政收入按人民币计算约为1亿2千万元/年，这个数字是公开的，并非什么秘密。其中，民众税收1000多万，约占全部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更大块的收入来自各类国际捐款。这些捐款通常专款专用，比如支持流亡政府的卫生、教育或社会福利事业。达赖喇嘛办公室在必要时也会向财政部拨款，这个办公室是在印度政府注册的一个机构，负责掌管尊者的著作收入、法会收入等等。总的说，流亡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是多元化的。平巴次仁议长很坦率地谈到，能有这么多国际捐款，和达赖喇嘛尊者拥有的巨大声望有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要感谢尊者。当然，对于未来的可能困难，议会和行政中央都有意识，并做了相应准备。
在支出方面，政府预算主要用于定居点的各类财政支持以及政府的自身运转。目前，流亡政府的各类行政费用大约4000万/年（按人民币计算），我想这大概包括了达兰萨拉行政机构的运作及海外机构的运作。海外机构的运作当然是很费钱的，因为必须按照当地标准付房租、支付报酬等等。而在达兰萨拉，政府的办公条件相当简朴，官员和公务员的工资标准很低，像中央司政这样的高级官员，其工资亦不过每月25000元印度卢比，大约相当于400美金，只及印度普通公务员月薪的一半。更值得一提的是，流亡政府各级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十分接近，比如嘉央是普通公务员，他的月薪可以拿到20000卢比，比司政少不了多少。这是一个接近平均化的报酬体系。当然，这样低的收入在达兰萨拉只够勉强糊口。对藏人来说，在流亡政府工作带有半义务的性质，很多藏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自做买卖或到海外打工，当家里有人在政府工作时，大家会在经济上补贴他（或她），并把这视为对政府的支持。
访谈中我还了解到，经过多年摸索，流亡政府已经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监督体系。除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别独立运作外，流亡政府还设有专门的选举委员会、公职人员选任与考试委员会及审计署，独立于三权之外。格桑议员特别向我介绍了审计署财务审计之严格，所以这么多年来流亡政府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贪腐事件。
定居点与藏人的生活状况
流亡政府管理着大大小小50多个藏人定居点，分布在印度的不同地区。我在嘉央的陪同下参观了达兰萨拉附近的两个定居点，一个叫比尔藏人定居点，一个叫君达热藏人定居点。车开进定居点生活区后，只见到处悬挂着长长的经幡，寺院、僧人随处可见，一派浓郁的藏文化景象。印度政府为了保存藏文化的独特性和完整性，规定印度居民不得入住藏人定居点，但定居点的基础设施很多是由印度政府提供的。我为此而深深触动。这个国家并不富裕，却伸开双臂接纳了落难中的藏人，真诚地帮助他们，这就是一个自身也刚刚独立不久的、新兴的民主国家的伟大胸怀！
在君达热，年轻的定居点行政长官丹增热嘎先生向我详细介绍了定居点的情况。这个定居点规模700多人，过去有一些手工作坊，现在则以贸易为主，大约有一半的家庭做毛织品生意，收入还不错。也有一些定居点以农业为主，特别是在印度南部，但君达热不是这样。定居点里有4所学校，都是公立的，除了为本社区子弟开设各个年级的课程外，也接待来自中国境内藏区的新流亡者。学校不收学费，本社区家庭收入还可以的，收取食宿费，每月700卢比，但新流亡者全免费。问到卫生、福利方面的情况，丹增先生介绍说老一代藏人刚出来时很多人生病，政府花了很大努力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卫生情况已大为改观，比如患肺结核的少多了。目前定居点还做不到全民免费医疗，收入尚可的家庭要缴纳一定数额的医疗保险费。但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老人、儿童，政府免除医疗费用，办法是由定居点行政长官和地方议会议员等组成扶贫办公室，根据本社区情况确定需要扶助的对象名单上报流亡政府内政部，批准后即可享受医疗免费、补贴待遇，就诊可以去流亡政府办的藏医院，也可以去当地的印度医院。
我饶有兴趣地询问定居点的行政工作和地方议会的运作情形，年轻的行政长官告诉我，定居点行政长官负责地方全面工作，同时面对中央各部，还负有和印度地方政府、相关机构联络之责。地方行政长官的产生，原本希望社区选举，但目前大部分定居点的行政长官都是中央委派，以避免本地产生的官员互相不服，丹增本人就是从达兰萨拉委派来的，原来在流亡政府中央部门任职。监督行政长官工作的是地方议会，君达热定居点有议员11人，社区选举产生，每年大会两次，小会10余次。丹增先生特意领我参观了他们的议会议事厅，房间不大，但很庄重，议长案头还有定案时使用的木槌。除了行政长官和议会外，定居点还有地方法院。此种法院原来由地方行政长官主持，现在已经独立运作，负责处理定居点内的民事纠纷。如果发生刑事案件，则由印度政府有关机构负责处理。
在君达热定居点附近，我还参观了印北最大的佛学院，其规模之壮观，令人叹为观止。嘉央告诉我，在定居点，藏传佛教五大教派的寺院都有供奉，教义得到很好的传承，寺院既是拜佛之处，也是学习之所。难怪过去这么多年，有数以千计、万计的藏族年轻人历尽艰险也要来到这边。
藏人何以能坚持下来？——格桑议员的5条总结
总的说，从中央到地方，从宗教活动到日常生活，藏人社区均运转有序，生机盎然，真不像是一个流亡群体。那么流亡藏人何以能够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但坚持了下来，而且在一个原本陌生的地方站住脚跟，重获生机，保存了本民族的文化血脉，并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尊敬呢？
格桑议员有5条总结，值得论列如下：
第一，境内外藏人拥有共同的领袖，那就是尊者达赖喇嘛；
第二，境内藏人不灭的斗志；
第三，境内外藏人的剪不断的精神、文化联结；
第四，流亡社区民主化的有效政府；
第五，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而据我的观察和理解，这5条中，第一条大概是最重要的。藏民族是一个崇尚神性的民族。达赖喇嘛在藏族民众的心目中，不仅仅是一个教派领袖，也不仅仅是“王”（政教合一意义上的最高首领），而且是“神”，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这个“神”是普度众生的。所以，藏民族僧俗大众对达赖喇嘛的无限崇拜提供了一个宗教社会典型，具有深刻的人类学意义。当这个民族经历苦难时，尽管它被人为地阻隔为两个部分，但对“神”的共同信仰仍然把数百万藏民的心联接在一起。这是世俗社会很难企及的。当然，对藏民族而言同样幸运的是，被他们尊奉为“神”和“活菩萨”的这位领袖，又同时具有现代眼光，认同现代民主理念，并大力倡导之、躬身实行之。这两者的结合创造了巨大的力量和感召力。这是理解藏人半个世纪流亡奇迹的关键点。而相较之下——
“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搞清楚藏人究竟需要什么”
这是访谈过程中，好几位流亡政府官员和我说过的话。索朗达布先生曾参加和北京方面的几轮谈判，他就谈到江泽民的困惑，说江泽民不理解为什么藏人要拿出40%的积蓄用于佛事，如果江都理解不了，那么中共地方官员就更不用说了。的确是这样。在过去这些年，北京在藏区花了大量的钱，举国援藏，却总是买不到藏人的心。这是因为党国当政者不懂得，与物质相比，藏人更重精神；与现世相比，藏人更重来世。这就是藏人崇拜达赖喇嘛的原因。我来达兰萨拉的这几天，正好赶上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纪念，藏人行政中央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活动，我受邀出席了这个盛会，亲眼目睹数以千计的流亡藏人与他们的“神”互动的过程。这是达赖喇嘛行宫内一个开阔地，上方搭有巨大的遮阳顶，除了嘉宾席上有座椅外，场内的观众全部席地而坐。达赖喇嘛入场时，全体起立，仪式开始后，全场齐唱流亡西藏的国歌，然后是司政、议长、来宾致辞，中间穿插歌舞表演，最后达赖喇嘛本人讲话。尊者讲的是藏语，在座的外国人和我这样的非藏族来宾自然听不懂，但见尊者抑扬顿挫讲了很长时间，观众席中不时爆发出一陈阵欢笑。后来问格桑，告“尊者是在给大家讲笑话”。这个场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党国官员朱维群之流看了本文，会指责藏人是在搞“藏独”，因为他们居然在唱什么“国歌”。然而在我看来，此情此景实在不难理解。这是一个正在经历苦难的民族，他们需要凝聚力，需要精神图腾。“国歌”就是这样的精神图腾。当然，达赖喇嘛本人对藏民族而言是更大的精神支撑。所以当尊者倡导中间道路的时候，绝大部分藏族僧俗会遵从这个主张，不再要求西藏独立，转而寻求“名副其实的自治”。
可以说，达赖喇嘛本人是解开目前西藏僵局的秘钥，可惜至今北京没有正视这一点，而是不断地妖魔化达赖喇嘛，还有比这更愚蠢的事情么？
“达赖喇嘛之后，藏人有走向极端化的可能”
这也是好几位流亡政府官员和我谈起的担心。索朗达布先生就谈到，流亡藏人中有藏青会、自由西藏这样一些主张西藏独立的团体，但目前支持中间道路的还是大多数。至于未来，要看中共的政策有无改变。如仍无改变，藏人走向极端化的风险一定是有的。议会到那时候将由流亡藏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主导，改变中间道路政策完全可能。平巴次仁议长的观点略有不同，他说，“我们这一代承前启后，可以发挥桥梁作用。至于未来的年轻一代如何，目前还不好评估，但相信他们会有全局眼光。”议长同时指出，藏民族本来是个强悍的民族，在佛教的熏陶下、尊者的教导下，藏民族一直忍辱负重，以和平非暴力的形式争取自己的权利。平巴次仁议长特别强调：“我们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争取藏人的权利，而不是根据中共党章争取我们的权利。未来中国若能实现民主化，当然最好，我们也不希望看到中国乱。目前的藏人行政中央正在加大中间道路的宣传，我们希望尊者健在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司政洛桑森格博士和我交谈时表达了同样的愿望。他们都在强调，未来会怎么样（达赖喇嘛百年之后会怎么样），那就要看北京政府的了。我理解他们的意思是，如果北京继续目前的高压政策，藏人走向激进化、极端化的可能不是没有。藏人今天只是自焚，用消灭自己肉身的方式表达抗议，并没有伤害汉人。这和新疆的情况很是不同。但北京的政策不改，就难免未来会发生变化。
悲剧不应再继续下去
本文写到这里，笔者的心情是沉重的。作为汉族知识分子，我很感谢流亡政府的官员们能够推心置腹地和我交换意见，也充分意识到了西藏问题解决的艰难。但，我们总要走出这一步。
历史本身充满了张力。在《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一书中，我曾详细分析了这种张力的性质。虽然历史进程并非简单的非黑即白，但作为结果，共产党当年在藏区干了大量蠢事乃至罪恶，却是事实。这一点，我想当今的领导人未必不清楚。当然，承认过去的错误需要勇气，也许现在条件还不成熟。但我们总应该在可以着手的地方开始着手。这是我之所以要向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灰色地带”建议的原因（见上一篇文章），也是我之所以要把这次达兰萨拉之行的观感写出来、公之于众的原因。我希望这两篇文字对北京的当权者也能有所启迪。这段悲剧应该结束了。达兰萨拉原本不是藏人的家。藏人的家在那片广袤得多的青藏高原。达赖喇嘛和十数万海外藏人流亡者应该回到他们自己的家。
还是那句话，历史终将成为过去，但终结需要勇气、智慧与担当。
2014年11月4日完稿于新泽西
2014年9月末到10月初的达兰萨拉之行，是我第一次到访这个印度西北部的山区小镇。如今，这个小城在全世界已经闻名遐迩，但究其原因，它却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藏区推行“民主改革”悲剧的产物，没有这场悲剧，达赖喇嘛不会流亡至此，也就不会有今天的达兰萨拉。
飞机在新德里国际机场降落后，有藏人朋友派来的车直接把我接到新德里郊区的一个接待站稍事休息，再从这里乘大巴前往达兰萨拉。这是一段10多个小时的旅程，傍晚7点出发，次日早晨才到达。这里地处印度西北边陲，已经离印巴边界不远，记得路上曾经过一处军营，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塔楼上站岗。
而达兰萨拉却完全是另一幅景象。这座小镇坐落在一片山腰之间，崎岖的山路把这里和外部世界连接起来。中心区域的几条小街店铺林立，游人如织，显得十分繁华。据专门负责接待我的藏人行政中央工作人员嘉央先生介绍，这里如今既是世界上许多藏传佛教信徒的朝圣地，也正在发展为一个旅游观光地，虽然基础设施还很简陋，但前景看好。
嘉央是一位热情又略有些腼腆的小伙子。他生在四川康区，中学是在拉萨上的。问他为什么要来达兰萨拉，答曰：“为了见尊者，也为了到这边学习自己的文化，得到真正的传承”。嘉央的父母还留在“那边”。后来我在访谈中了解到，有不少藏族年轻人是怀抱这样的理想翻越雪山、冒险越境而来到印度，来到达兰萨拉的。
在整整一周的参观、访谈期间，嘉央既是翻译，又是导游，我们很快成了朋友。
拜会议长和司政等流亡政府官员
这次到访，除了拜会达赖喇嘛外（详细内容见上一篇文章“‘党国中兴’与西藏问题前景：与达赖喇嘛一席谈”），重要内容是和流亡政府的官员们进行交流。在几天时间里，我先后拜会了西藏流亡议会议长平巴次仁先生、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博士、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央女士、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索朗达布先生等，还和流亡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先生以及流亡政府下设的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土丹桑培先生做了深入交谈。
洛桑森格1968年出生于印度，在哈佛大学拿到法学博士学位，2011年竞选成功，成为流亡政府的新一任民选总理（现在称司政）。听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教当代中国政治和当下中国九大思潮，这位年轻的司政立刻表现出浓厚兴趣，拿出自己的手机，一边听我介绍是哪九大思潮，一边把它们记录下来。与议长平巴次仁会见的开场白也很有意思，这位爽朗的议长上来就问道：“听说您写了一本关于西藏的书《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对我们还有所批评？”我惊讶地反问：“此书并未翻译成藏语或英语，议长何以得知？”对方哈哈大笑：“我是议长嘛，当然有了解情况的渠道。”我也笑答：“这本书确实表达了一些个人观点，一方面继续批评中共，另一方面也对藏人朋友的历史认知提了些不同意见。有的藏人朋友也在写文章批评我，有不同观点存在是正常的。”议长表示同意。和司政一样，平巴次仁议长也是在印度长大的，属于流亡藏人的第二代。
格桑坚参议员则不同，这位不到50岁、英俊干练的康巴藏人1999年才来到印度，之前有过在中国国内体制内工作的经历。他的汉语极好，这给我们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很大便利。据格桑讲，他在来印度之前走遍了包括青海、云南、甘肃、四川在内的所有藏区从事考察，到这边后才成家，如今他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我们本来说好参观完藏人定居点后到他家做客，结果因为旅途劳困而未能如愿（到定居点来回需要5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但第二天还是意外地在附近一个旅游区巧遇格桑一家人。三个孩子看上去是那样可爱，大女儿不过11岁，最小的才4岁，格桑的太太温柔、矜持，一看就是个贤内助。这个家庭给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流亡政府是如何运转的？
海外流亡藏人群体就是由无数个这样的家庭所组成，位于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则是这个群体的组织中心。虽然这个“政府”从未获得任何国家的承认，印度当局也只是把它当作难民自治机构，但在当地藏人心目中，这个政府代表着自己，成为流亡政府的公务员是一件极崇高、极光荣的事情。
那么这个政府是如何运转的？它的财政支持来自何方？它有长期存续下去的能力吗？这些问题不仅关涉流亡政府自身，而且关乎海外近20万藏民的生存、未来。为此，我特别向平巴次仁议长和格桑议员分别进行了讨教。据他们讲：流亡政府目前的财政收入按人民币计算约为1亿2千万元/年，这个数字是公开的，并非什么秘密。其中，民众税收1000多万，约占全部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更大块的收入来自各类国际捐款。这些捐款通常专款专用，比如支持流亡政府的卫生、教育或社会福利事业。达赖喇嘛办公室在必要时也会向财政部拨款，这个办公室是在印度政府注册的一个机构，负责掌管尊者的著作收入、法会收入等等。总的说，流亡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是多元化的。平巴次仁议长很坦率地谈到，能有这么多国际捐款，和达赖喇嘛尊者拥有的巨大声望有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要感谢尊者。当然，对于未来的可能困难，议会和行政中央都有意识，并做了相应准备。
在支出方面，政府预算主要用于定居点的各类财政支持以及政府的自身运转。目前，流亡政府的各类行政费用大约4000万/年（按人民币计算），我想这大概包括了达兰萨拉行政机构的运作及海外机构的运作。海外机构的运作当然是很费钱的，因为必须按照当地标准付房租、支付报酬等等。而在达兰萨拉，政府的办公条件相当简朴，官员和公务员的工资标准很低，像中央司政这样的高级官员，其工资亦不过每月25000元印度卢比，大约相当于400美金，只及印度普通公务员月薪的一半。更值得一提的是，流亡政府各级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十分接近，比如嘉央是普通公务员，他的月薪可以拿到20000卢比，比司政少不了多少。这是一个接近平均化的报酬体系。当然，这样低的收入在达兰萨拉只够勉强糊口。对藏人来说，在流亡政府工作带有半义务的性质，很多藏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自做买卖或到海外打工，当家里有人在政府工作时，大家会在经济上补贴他（或她），并把这视为对政府的支持。
访谈中我还了解到，经过多年摸索，流亡政府已经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监督体系。除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别独立运作外，流亡政府还设有专门的选举委员会、公职人员选任与考试委员会及审计署，独立于三权之外。格桑议员特别向我介绍了审计署财务审计之严格，所以这么多年来流亡政府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贪腐事件。
定居点与藏人的生活状况
流亡政府管理着大大小小50多个藏人定居点，分布在印度的不同地区。我在嘉央的陪同下参观了达兰萨拉附近的两个定居点，一个叫比尔藏人定居点，一个叫君达热藏人定居点。车开进定居点生活区后，只见到处悬挂着长长的经幡，寺院、僧人随处可见，一派浓郁的藏文化景象。印度政府为了保存藏文化的独特性和完整性，规定印度居民不得入住藏人定居点，但定居点的基础设施很多是由印度政府提供的。我为此而深深触动。这个国家并不富裕，却伸开双臂接纳了落难中的藏人，真诚地帮助他们，这就是一个自身也刚刚独立不久的、新兴的民主国家的伟大胸怀！
在君达热，年轻的定居点行政长官丹增热嘎先生向我详细介绍了定居点的情况。这个定居点规模700多人，过去有一些手工作坊，现在则以贸易为主，大约有一半的家庭做毛织品生意，收入还不错。也有一些定居点以农业为主，特别是在印度南部，但君达热不是这样。定居点里有4所学校，都是公立的，除了为本社区子弟开设各个年级的课程外，也接待来自中国境内藏区的新流亡者。学校不收学费，本社区家庭收入还可以的，收取食宿费，每月700卢比，但新流亡者全免费。问到卫生、福利方面的情况，丹增先生介绍说老一代藏人刚出来时很多人生病，政府花了很大努力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卫生情况已大为改观，比如患肺结核的少多了。目前定居点还做不到全民免费医疗，收入尚可的家庭要缴纳一定数额的医疗保险费。但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老人、儿童，政府免除医疗费用，办法是由定居点行政长官和地方议会议员等组成扶贫办公室，根据本社区情况确定需要扶助的对象名单上报流亡政府内政部，批准后即可享受医疗免费、补贴待遇，就诊可以去流亡政府办的藏医院，也可以去当地的印度医院。
我饶有兴趣地询问定居点的行政工作和地方议会的运作情形，年轻的行政长官告诉我，定居点行政长官负责地方全面工作，同时面对中央各部，还负有和印度地方政府、相关机构联络之责。地方行政长官的产生，原本希望社区选举，但目前大部分定居点的行政长官都是中央委派，以避免本地产生的官员互相不服，丹增本人就是从达兰萨拉委派来的，原来在流亡政府中央部门任职。监督行政长官工作的是地方议会，君达热定居点有议员11人，社区选举产生，每年大会两次，小会10余次。丹增先生特意领我参观了他们的议会议事厅，房间不大，但很庄重，议长案头还有定案时使用的木槌。除了行政长官和议会外，定居点还有地方法院。此种法院原来由地方行政长官主持，现在已经独立运作，负责处理定居点内的民事纠纷。如果发生刑事案件，则由印度政府有关机构负责处理。
在君达热定居点附近，我还参观了印北最大的佛学院，其规模之壮观，令人叹为观止。嘉央告诉我，在定居点，藏传佛教五大教派的寺院都有供奉，教义得到很好的传承，寺院既是拜佛之处，也是学习之所。难怪过去这么多年，有数以千计、万计的藏族年轻人历尽艰险也要来到这边。
藏人何以能坚持下来？——格桑议员的5条总结
总的说，从中央到地方，从宗教活动到日常生活，藏人社区均运转有序，生机盎然，真不像是一个流亡群体。那么流亡藏人何以能够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但坚持了下来，而且在一个原本陌生的地方站住脚跟，重获生机，保存了本民族的文化血脉，并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尊敬呢？
格桑议员有5条总结，值得论列如下：
第一，境内外藏人拥有共同的领袖，那就是尊者达赖喇嘛；
第二，境内藏人不灭的斗志；
第三，境内外藏人的剪不断的精神、文化联结；
第四，流亡社区民主化的有效政府；
第五，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而据我的观察和理解，这5条中，第一条大概是最重要的。藏民族是一个崇尚神性的民族。达赖喇嘛在藏族民众的心目中，不仅仅是一个教派领袖，也不仅仅是“王”（政教合一意义上的最高首领），而且是“神”，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这个“神”是普度众生的。所以，藏民族僧俗大众对达赖喇嘛的无限崇拜提供了一个宗教社会典型，具有深刻的人类学意义。当这个民族经历苦难时，尽管它被人为地阻隔为两个部分，但对“神”的共同信仰仍然把数百万藏民的心联接在一起。这是世俗社会很难企及的。当然，对藏民族而言同样幸运的是，被他们尊奉为“神”和“活菩萨”的这位领袖，又同时具有现代眼光，认同现代民主理念，并大力倡导之、躬身实行之。这两者的结合创造了巨大的力量和感召力。这是理解藏人半个世纪流亡奇迹的关键点。而相较之下——
“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搞清楚藏人究竟需要什么”
这是访谈过程中，好几位流亡政府官员和我说过的话。索朗达布先生曾参加和北京方面的几轮谈判，他就谈到江泽民的困惑，说江泽民不理解为什么藏人要拿出40%的积蓄用于佛事，如果江都理解不了，那么中共地方官员就更不用说了。的确是这样。在过去这些年，北京在藏区花了大量的钱，举国援藏，却总是买不到藏人的心。这是因为党国当政者不懂得，与物质相比，藏人更重精神；与现世相比，藏人更重来世。这就是藏人崇拜达赖喇嘛的原因。我来达兰萨拉的这几天，正好赶上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纪念，藏人行政中央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活动，我受邀出席了这个盛会，亲眼目睹数以千计的流亡藏人与他们的“神”互动的过程。这是达赖喇嘛行宫内一个开阔地，上方搭有巨大的遮阳顶，除了嘉宾席上有座椅外，场内的观众全部席地而坐。达赖喇嘛入场时，全体起立，仪式开始后，全场齐唱流亡西藏的国歌，然后是司政、议长、来宾致辞，中间穿插歌舞表演，最后达赖喇嘛本人讲话。尊者讲的是藏语，在座的外国人和我这样的非藏族来宾自然听不懂，但见尊者抑扬顿挫讲了很长时间，观众席中不时爆发出一陈阵欢笑。后来问格桑，告“尊者是在给大家讲笑话”。这个场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党国官员朱维群之流看了本文，会指责藏人是在搞“藏独”，因为他们居然在唱什么“国歌”。然而在我看来，此情此景实在不难理解。这是一个正在经历苦难的民族，他们需要凝聚力，需要精神图腾。“国歌”就是这样的精神图腾。当然，达赖喇嘛本人对藏民族而言是更大的精神支撑。所以当尊者倡导中间道路的时候，绝大部分藏族僧俗会遵从这个主张，不再要求西藏独立，转而寻求“名副其实的自治”。
可以说，达赖喇嘛本人是解开目前西藏僵局的秘钥，可惜至今北京没有正视这一点，而是不断地妖魔化达赖喇嘛，还有比这更愚蠢的事情么？
“达赖喇嘛之后，藏人有走向极端化的可能”
这也是好几位流亡政府官员和我谈起的担心。索朗达布先生就谈到，流亡藏人中有藏青会、自由西藏这样一些主张西藏独立的团体，但目前支持中间道路的还是大多数。至于未来，要看中共的政策有无改变。如仍无改变，藏人走向极端化的风险一定是有的。议会到那时候将由流亡藏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主导，改变中间道路政策完全可能。平巴次仁议长的观点略有不同，他说，“我们这一代承前启后，可以发挥桥梁作用。至于未来的年轻一代如何，目前还不好评估，但相信他们会有全局眼光。”议长同时指出，藏民族本来是个强悍的民族，在佛教的熏陶下、尊者的教导下，藏民族一直忍辱负重，以和平非暴力的形式争取自己的权利。平巴次仁议长特别强调：“我们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争取藏人的权利，而不是根据中共党章争取我们的权利。未来中国若能实现民主化，当然最好，我们也不希望看到中国乱。目前的藏人行政中央正在加大中间道路的宣传，我们希望尊者健在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司政洛桑森格博士和我交谈时表达了同样的愿望。他们都在强调，未来会怎么样（达赖喇嘛百年之后会怎么样），那就要看北京政府的了。我理解他们的意思是，如果北京继续目前的高压政策，藏人走向激进化、极端化的可能不是没有。藏人今天只是自焚，用消灭自己肉身的方式表达抗议，并没有伤害汉人。这和新疆的情况很是不同。但北京的政策不改，就难免未来会发生变化。
悲剧不应再继续下去
本文写到这里，笔者的心情是沉重的。作为汉族知识分子，我很感谢流亡政府的官员们能够推心置腹地和我交换意见，也充分意识到了西藏问题解决的艰难。但，我们总要走出这一步。
历史本身充满了张力。在《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一书中，我曾详细分析了这种张力的性质。虽然历史进程并非简单的非黑即白，但作为结果，共产党当年在藏区干了大量蠢事乃至罪恶，却是事实。这一点，我想当今的领导人未必不清楚。当然，承认过去的错误需要勇气，也许现在条件还不成熟。但我们总应该在可以着手的地方开始着手。这是我之所以要向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灰色地带”建议的原因（见上一篇文章），也是我之所以要把这次达兰萨拉之行的观感写出来、公之于众的原因。我希望这两篇文字对北京的当权者也能有所启迪。这段悲剧应该结束了。达兰萨拉原本不是藏人的家。藏人的家在那片广袤得多的青藏高原。达赖喇嘛和十数万海外藏人流亡者应该回到他们自己的家。
还是那句话，历史终将成为过去，但终结需要勇气、智慧与担当。
2014年11月4日完稿于新泽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