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不及亲历下一个“北京之春”
中国的“北京之春”运动，是从一九七六年开始的，一九七九年又一春，一九八九年又一春，二○○八年又一春，如此漫长的春天，比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来得晚，却更为持久。刚刚去世的陈子明先生，正是这四春的亲身经历者，可惜中国的民主化之路还没有开始，子明先生就已告别，来不及经历下一个“北京之春”了。
子明先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先知型人物，早在一九七五年在北京化工学院读书时就因通信批评时政被逮捕，定性为“反革命”，被开除学籍；一九七六年又参加“四五运动”，被推举为群众谈判代表；一九七九年参与民办刊物《北京之春》的编辑工作，这是西单民主墙时期真正像样的一次“北京之春”，中国的民主运动由此开启；一九八九年再次因民主运动而被捕入狱，被重判十三年，关进北京秦城监狱，后又转移到北京第二监狱.
“北京之春”民主化运动，正如后来的“天鹅绒革命”、“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等以和平演变为标志的民主化运动一样，基於和平之下，重在广大民众参与，以图建立一个主权在民、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权鼎立的民选法治政府。可惜的是，北京政权根本不容“北京之春”，前后几季均被扼杀。我曾与子明先生见面时提到中国民主化的未来，他和很多自由派人士一样表示悲观.子明先生这几季北京之春的亲身经历，终於使我明白他悲观的理由了，当国家的镇压力量要“坚决使用”时，民主化的命运就不言而喻了。
非常有建树的政治学者
子明先生是一位低调、温和、不激进的长者，又是非常有建树的政治学者，他的十二卷本《陈子明文集》，囊括了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后两个十年的他所经历的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特别是风云变幻的八十年代。要研究这段时期的中国当代史，子明的文集和他亲身经历的那场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实录是必不可少的参考。
读过子明先生的《囹圄书》，书中记载他本无意卷入那场运动，结果不由自主地成为“幕后黑手”，被邓小平下令重判。子明先生并不是政治激进派，他不喜欢抛头露面，而是喜欢具体的幕后工作，比如策划思想者译丛图书、政治学术论文的研究和写作，通过沙龙和论坛在新一代人心中播撒民主、自由的种子，不期待速生，而是盼望将来新一代人成长后培育和建设出一个公民社会来。
子明先生被捕入狱之后，多次受到英美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他们代表国家与中方交涉，中方领导人后来作了让步。“六四”之后的一九九一年九月三日，英国首相梅傑到北京与总理李鹏会谈，核心话题却是人权，梅傑提出了一份政治犯名单，有王军涛、陈子明、任畹町、包遵信、刘刚、王丹等，指他们被单独囚禁，生活条件很差。梅傑还解释，他们提出人权问题和名单并不是为了对抗，而是表明西方对这些事的关注，以利发展东西方关系.李鹏却回答英国不要以人权为藉口干涉中国的内政。尽管李鹏的嘴硬，但由於外国人提出了名单，狱中政治犯的生活待遇得到了改善，子明先生得以写出数百万字的研究文章。
面对失败打击虽千万人吾往矣
坐牢是子明先生的“冠冕”，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使原本不为大众所熟悉的子明广为人知，他所创办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经济学周报》，以及奥林匹克论坛、民主沙龙，闻名遐迩。这些点点滴滴汇成洪流，未来的中国民主化进程，必然少不了这样的铺垫.子明先生就是这样的铺路石，为了脚踏实地地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尽管遇到了失败和打击，但他都没有退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二○一一年盛夏，子明先生来到杭州，我和杭州的晚辈朋友与他有过几番见面和交流，他的低调和淡泊名利令人感动。当年笔者任独立中文笔会理事会成员，笔会自前会长刘晓波入狱后国内的影响在降低，活动被压制，最近几任会长一直都是国外的会员参与竞选并当选，理事会成员们期待国内有影响力的人士参与竞选笔会会长.当时我曾问子明先生是否有意参与竞选，他表示无意於这方面的工作，健康状况也不允许.
子明先生已离去，留给同道们的他在民主政治领域的研究成果──《陈子明文集》十二卷本正是他一生研究的成果，也是影响未来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着作。子明先生对於未来中国的勾画，始於当下，并不局限於当下，或许民主化运动会有五十年或一百年那样的漫长过程，但值得每一个人用毕生的时间去争取、去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