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腐败泛滥成灾。一般民众最反感的社会现象莫过于腐败。
但也有人说，今天的中国，并不是少数人腐败，而是多数人腐败，不只是当官的腐败，老百姓也腐败，是全民腐败。别看有些人反腐败的调子唱得很高，其实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痛恨腐败，他们只是痛恨别人的腐败，骨子里是羡慕，他们只是苦于自己没有那么多腐败的机会而已。不信你看，他们不是也在利用自己的那点仅有的机会腐败吗？
上述说法的错误是，把主动腐败和被动腐败混为一谈。应该看到，大部分被动腐败其实并不是腐败。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萨缪尔逊打过一个比方：在观看游行的人群中，谁立起脚尖，谁就能看得更清楚；但是如果大家都立起脚尖，则谁也不会比原来看得更清楚，只是徒然地造成疲劳。
我们不妨对这个比方略加演绎。当大多数人在老老实实地站着，只有极少数人立起脚尖时，你要让这极少数人放下脚跟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大多数人会支持你。而那极少数立起脚尖的人也知道，如果他们放下脚跟，他们不过是失去了他们本来不应该得到的份外的利益，但并不会妨害到他们原有的和别人平等的利益。但是，如果少数人立起脚尖没有得到及时的制止，那么必然会引起多数人、乃至全体人都立起脚尖。
我们可以把先立起脚尖的那些人称作主动腐败，后来立起脚尖的那些人则属于被动腐败。主动腐败者是想占大家的便宜，想得到份外的利益；后立起脚尖的人未必是想占便宜，他们主要是怕吃亏；他们未必是想得到份外的利益，他们主要是想不失去份内的利益。因为他们发现，当别人立起脚尖时，他们也只有立起脚尖，才可能看得和原先一样清楚，如果他们不立起脚尖，那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最糟糕的是，等到多数人，甚至所有人都立起脚尖时，谁也不比原来看得更清楚，只是徒然地造成疲劳。这时候，很多人就会有一种要求恢复规矩、要大家都放下脚跟的强烈愿望；但问题是在这时，要恢复规矩已经是很难很难的了。尽管很多人都想放下脚跟，但谁也不肯从自己做起，因为明摆着是谁先放谁吃亏。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奇怪现象：大家都在批评腐败，但是大家也都在参与腐败；人人都赞成恢复规矩，但规矩就是总也恢复不起来。如果你说这就是全民腐败，那显然又是错误的。
香港大学哲学系教授慈继伟在《正义的两面》一书里讲到：“我们不难观察到如下现象：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的非正义行为没有受到有效的制止或制裁，其他本来具有正义愿望的人就会在不同程度上效仿这种行为，乃至造成非正义行为的泛滥。我们不妨称之为‘非正义局面的易循环性’，或‘正义局面的脆弱性’。”英国哲学家休谟打过一个比方：“正义的社会美德及其组成部分所产生的同样的人类幸福，可以比拟为一座拱顶建筑。每一单块石头自己都会自动掉落地面，只是由于各相应部分的石头相互支持，联合在一起，整个建筑物才不会倒塌。”
那么，正义的局面为什么如此脆弱呢？按照慈继伟的解释，这是因为“具有正义愿望的人能否实际遵守正义规范取决于其他人是否也这样做”。这就叫正义的“有条件性”。换言之，正义首先是一种等利害交换的规则。然而，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总会有人在社会生活中投机取巧，破坏正义规范，政府维护规则的努力也难免会有疏漏，很难做到完美无缺，如果大家都是一看到有人不遵守规则自己也就去效仿，社会的正义局面就不可能维持了。所以，这又要求人们把正义当作无条件的：即便别人为了占便宜而犯规，我也不犯规而宁肯吃亏。如果没有人肯实践这种无条件的正义，正义就不可能维持。所谓正义的两面，就是指正义既有有条件性又有无条件性，而这两者总是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
回到腐败的问题上来。乍一看去好像很奇怪，一方面，今日中国的腐败要远比“六四”之前更严重；但另一方面，一般人对腐败的愤慨似乎倒比“六四”之前更低，社会上要求反腐败的呼声好像倒比“六四”之前更小。其实这并不奇怪，这正好反映出“六四”后一般人越来越失去对正义的信念，也就是说，失去了对正义的无条件性的坚持。
目前，一个值得重视的动向是，一般人对改革的评价与期待越来越低。从网民对“韩三论”的反应来看，革命的呼声又在高涨。这表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除非出现一桩大事件或大运动，造成一股大力量，否则，例如腐败等现象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不少自由派人士，当他们看到某些令人沮丧的现象时总是得出结论，说中国离民主还很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言下之意是说，就照现在这个样子走下去，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就会日益接近我们的目标。其实事情正好是反过来的。正因为中国已经在这种若有若无、似有实无的所谓“渐进改革”的路上走得太久了，才使得问题堆积如山，积重难返。如果我们继续沿着这条半死不活、名存实亡的改革之路走下去，腐败只会进一步病入膏肓。如此说来，一场激烈的变革——不管你把它叫什么——恐怕是在劫难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