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的学雷锋纪念日显得比往年热闹，因为去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议莫名其妙地把学雷锋与“文化体制改革”扯到了一起，“小悦悦事件”之后又有很多并不关心“文化体制”的人也打起了学雷锋的主意，多位政治局常委、委员号召人民学雷锋，许多省市机关、大中学校也发了专门的红头文件部署学雷锋运动。如此这般大张旗鼓，颇有一点“轰轰烈烈”的架势。但实话实说，并没有形成什么“雷锋热”，只是“被”学雷锋而已。

也许有人认为大搞一两次学雷锋运动可以一举解决中国社会的道德滑坡问题。在中共的大人物当中，热衷于“运动治国”的人看来不止薄书记一人。当下中国社会的德性问题确实很多：地沟油、瘦肉精似乎比“海内外敌对势力”还要坚韧，总也消灭不掉；窑奴童工、地窖性奴之类的悲惨故事仍在中国大地巡回上演，真令人心生恐惧，不寒而栗；黑社会似乎也是越打越多，和贪官一样，到处都有，但“打黑英雄”更不可信，甚至比黑社会还不靠谱；最糟糕的是，大街上若有老太太跌倒，扶还是不扶——这已经成为一个人人无法解答的老大难问题……

是的，此类问题太多，但答案很难找；坏人坏事太多，但“活雷锋”太少。去年，温家宝总理惊呼“道德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求是》杂志的“秋石”先生却打起了官腔，一口咬定“道德的主流是发展、进步的”。那么学雷锋有什么意思？可以解决哪些问题呢？是用雷锋来阻止“道德滑坡”，还是掩饰“道德滑坡”？天知道。

雷锋是文革前夜涌现出来的平民英雄，他去世已经五十年了。毛时代物质匮乏，人民动辄饥寒交迫，但据左派回忆说，那时候“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证据就是毛时代从来不缺英雄模范。雷锋就是群英榜上最光鲜最耀眼的一个。在毛时代，有为了半背篓海椒与地主分子拼掉性命的少年英雄；有为了一群绵羊而差点送掉两条小命的草原英雄小姐妹；有为了捞一根被洪水卷走的电线杆而不幸溺亡的英雄……与这些人命危浅只得以一死成名的“壮烈”英雄相比，雷锋这位长着一张娃娃脸的酷爱照相的小个子士兵简直太幸运了，他以学毛著立德，以作报告立功，以写日记立言，落下一个“做好事”的名声，最后平静地死于一根晾衣杆下，在毛泽东别有用心的无上恩宠之下永垂不朽。

雷锋的产生不是偶然的，雷锋的光辉事迹也不是偶然的，那是林彪以“突出政治”治军的必然产物。在那峥嵘岁月，中国人民刚刚熬过了饿殍遍野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因闯下弥天大祸而威望受损，情绪坏极了，工于谄媚之术的国防部长林彪元帅以军队为资本，向政治失意的毛泽东雪中送炭，在军中大搞毛的个人崇拜，以培养读毛书、听毛话、照毛指示办事的“毛主席的好战士”为己任。于是，军队中涌现出了雷锋、欧阳海、王杰等一众英雄。或许并不奇怪的是，这些英雄除了死法不同，走向英雄之路的终南捷径大抵相似：他们都是伟大领袖的超级铁杆粉丝，都呈现出典型的“被洗脑综合症”，都爱写充满豪言壮语的“三忠于”日记，日记的文风基本雷同，除了不厌其烦地以最肉麻的语言表达死心塌地崇毛爱党的无限忠诚，就是互相抄袭一大堆利他主义的格言警句。昔日雷锋是这样成名的，今天的中国真的需要雷锋吗？难道今日中国悄然回到了文革前夜？

二

关于学雷锋，我其实是很有资格说几句感想的，因为我本人曾经无比光荣地被地方政府树为学雷锋的典型，差一点就因为学雷锋而见到了英明领袖华主席。

那是1977年，我12岁。我家附近有一条铁路，有一次，大雨把铁路旁边的山坡冲得一塌糊涂，许多石头被冲到了铁路路面上。我小时候是个孩子王，经常率领一帮孩子在铁路边玩耍，平时当然是以做“坏人坏事”为主——比如对着火车撒尿或者扔沙子，有时还到生产队的地里顺便“偷”一些可以吃的东西。但那天，我们做了一件好事，把路面上的那些石头给清理掉了。当我们快要搬完石头的时候，铁路部门的清道工也赶到了现场，他们成了“雷锋式青少年”的发现人和见证人。

我没有想到的是，不久之后，我们这帮孩子的“学雷锋先进事迹”先是上了铁四局的内部简报，随后又上了地区和省里的报纸，我所在的学校因此受到了上级和上级的上级的表彰。有了这天大的荣誉，学校立即行动起来，成立了一支“红小兵护路队”，下辖四个分队，我的职务是“总队长”。他们那架势，仿佛这支“护路队”老早就存在似的，仿佛几个孩子做了一件好事竟然是有组织有计划似的，这样一来，铁路边上搬石头的小事件就跟领袖的教导、党的恩情、人民的培养、学校的教育通通挂上了钩。“他们”决定趁机树一个典型（“他们”是谁，说实话我一直不是很清楚），在随后的大半年里，铁道部门和省、地两级的公安、共青团系统邀请我参加了各式各样的“先代会”、“表彰会”、“报告会”，向各条战线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汇报”自己学雷锋做好事的先进事迹，还到机关、厂矿、中小学校作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巡回报告。后来我上大学，同宿舍的同学居然认出了我，他上初中时听过我的报告。所以，现在每当我在电视上看到“某某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在某地作感人肺腑的报告，在某堂某厅被大领导亲切接见，我很清楚那是个什么流程，共产党的某些事情和某些部门——比如宣传部门——几十年来其实没什么改变。

当然，我作报告的讲稿不是自己写的，而是由“宣传部门”代为起草，我的责任只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照着稿子念。后来念熟了，我甚至可以脱稿而讲、声情并茂——对一个孩子来说那比较难，所以我比较容易得到掌声，但正因为是孩子，也不算特别难。在我的报告中，我的“先进事迹”早已不再是带着一群孩子搬了一堆石头那么简单，而是在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在一列火车呼啸而过之前的“那一刹那”冒着生命危险把那堆石头给搬掉（顺便说一下，那个年代铁路线上火车很少，那条支线上一天也就有一两趟火车，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搬石头而不必冒成为欧阳海的风险），更有甚者，也不止搬石头那么简单，还有长期带领“红小兵护路队”做海量的好人好事，保卫人民铁路，协助抓获流窜犯若干，和企图破坏铁路建设的地富反坏分子勇敢斗争等等莫须有的英雄事迹。1978年，当我从省里受了表彰，扛着一面比我人还高的“铁道小卫士”锦旗“载誉归来”时，我们县里组织了数千名中小学生夹道欢迎。小时的玩伴告诉我，那天为了迎接我，他们站在烈日下的马路上差不多忍饥挨饿等了一整天。我的幻灯片在那段铁路沿线的学校里巡回放映，影片的结尾是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当然是瞎编的，我的年龄还不够入团）。我被告知，次年将进北京，晋见英明领袖华主席。

我终于没有见到华主席，我所在的学校以及地方上的领导多少有些遗憾，但责任不在我，全在华主席。英明领袖越来越不英明了，被更英明的邓副主席夺了权去。这些内情我那时候不可能知道，知道了也听不懂。但自从北京换成邓副主席当家，就没有人再请我去作无聊的先进事迹报告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赞成邓小平胜过赞成华国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邓小平的务实主义怀有敬佩之心，或多或少与此事有关。虽然那时候我还小，但我心里明白，毛主席、华主席和他们的手下宣传的那些事其实全都是扯淡。

我浪费笔墨写自己学雷锋的故事，并非要暗示雷锋的故事有很多水分。我以为，这根本就不需要暗示，因为这是常识。在共产党专政的国家，在英雄模范由党认定的国家，英雄不造假，模范不失真，那是不可能的。岂止英雄模范大体不真，恶霸地主刘文彩、周扒皮，“四大家族”蒋宋孔陈，又有多少“反动罪行”是真的？给英雄脸上贴金，往敌人头上泼粪，这原本就是党委宣传部门的日常工作。他们的职业素质良好，编瞎话从来不脸红，从来没有基于良知和道德的羞耻感，正如红卫兵打死人没有犯罪感一样。在他们看来，置身宣传战线而不编几篇瞎话，正如当了红卫兵而不打倒几个长辈，那简直就是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党。

所以，若真的有人指望通过学雷锋运动而解决中国人面临的道德问题或“文化体制”问题，那他是昏了头了。

 

201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