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到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能够按照党章规规矩矩地每五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可以说是这三十年里中共在政治体制方面最大的进步了。在此之前的三十年，从中共七大到八大是十一年，从八大到九大是十三年，后来由于林彪事件和毛泽东去世，十大、十一大都是提前召开的。但是，即使党代会能够按期召开，政治制度化、秩序化方面仍有严重的欠缺。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连续三任党的最高领导人都没能干满任期，江泽民则做了十三年总书记、十五年军委主席。
在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中，可以看到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一方面是胡耀邦要求“抓紧制订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是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塞进去的东西：“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国已经发展到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向着未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目标不断前进的”。从这种文字上的自相矛盾，可以看到当时党内改革派与还原派路线斗争之激烈。
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四化建设与改革问题》的报告。他说：“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改革要“全面而系统地改”，“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人民日报》按照这个报告的精神进行了宣传。2月16日，胡乔木找《人民日报》负责人胡绩伟、秦川、王若水谈话，批评《人民日报》的改革宣传。他说：“十二大要宣传共产主义，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胡耀邦报告“全文与十二大没有联系，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合的地方。十二大才开几个月，十二大算数不算数？”3月17日，在中央财经小组向政治局常委的汇报会上，陈云也对胡耀邦发难，指责胡“说‘一五’时期搞156项是走了弯路，这种看法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唯心主义。”他责问胡耀邦：“连‘一五’都要改？”“还要不要十二大决议？”邓力群在既没有向邓小平报告、也没有向书记处请示的情况下，就在新华社国内工作会议和《红旗》杂志联络员会议上传达了陈云对胡耀邦的批评。胡乔木、姚依林在书记处尚未决定的情况下就向各省、市和中央机关发出了召开批评胡耀邦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这一回合，鼓吹“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还原派差一点就把改革派胡耀邦拱下台。
一直要到1984年，邓力群所说的“邓陈合作”才告破裂。这一年10月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条件已经具备”，至于胡耀邦所说的包括“一切战线”的“全面改革”，要等到他下台以后的十三大才被写进中央文件。胡乔木、邓力群等还原派势力，也是在十三大上被驱逐出中央高层。自然，在1989年“六四”以后，还原派再次占据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中共十三大通过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已经被搁置了二十五年。
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国人再次看到中共高层频繁发作精神分裂症。相形之下，王立军事件就是小菜一碟了。
一方面，《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声称：“现实中，或是囿于既得利益的阻力，或是担心不可掌控的风险，或是陷入‘不稳定幻象’，在一些人那里，改革的‘渐进’逐渐退化为‘不进’，‘积极稳妥’往往变成了‘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改革久议不决，一些部门改革决而难行，一些领域改革行而难破，莫不与此有关。”“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据说，这是传达了胡锦涛最近讲话中的精神。最有意思的是，评论员文章正面引用了张木生批评胡锦涛的“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和孙立平的“转型期陷阱”，写道：“如果怕这怕那、趑趄不前，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态度，甚至将问题矛盾击鼓传花，固然可以求得一时轻松、周全某些利益，但只能把问题拖延成历史问题，让危机跑在了改革前面，最终引发更多矛盾、酿成更大危机，甚至落入所谓‘转型期陷阱’。”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李长春在3月2日召开的“全国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座谈会”上讲话说：“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采取措施推动学习活动常态化，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共同思想道德基础的一项重大举措。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弘扬雷锋精神的重大意义，在全社会迅速兴起学雷锋活动的热潮，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凝聚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使雷锋精神成为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就差没用“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这个胡乔木式的话语了。
十年前，柴子文在《雷锋的媒体宣传与时代变革》一文中画过一张“雷锋宣传统计图”。雷锋宣传的强度是波浪型的，最高的四个波峰分别出现在召开中共十大的1973年，召开中共十一大的1977年，陈云、胡乔木、邓力群等人企图把胡耀邦赶下台的1983年，把赵紫阳赶下台之后经济上“治理整顿”、政治上“反和平演变”的1990年。显然，从毛泽东把“学雷锋”运动作为发起“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学雷锋”的每个高潮都是党内路线斗争激化的重要表征。那么，作为二十多年来强度最高的一次“学雷锋”运动，是否预示了党内高层路线斗争的一次摊牌，是否将会迎来类似1980年代中期的一次改革高潮？有些人确有这样的预期，但更多的人则没有如此乐观。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写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伟大的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卑劣的笑剧出现。”目前中共高层的“改革派”，如果只是模仿三十年前的胡耀邦和赵紫阳，简单重复一些“政治体制改革”的话语，那么只会被视为“卑劣的笑剧演员”。
人们不大相信，现在的“改革派”是真心实意的。首先，三十年前的党内改革派，曾深受“文革”之苦，通过体制改革杜绝“文革”的再次发生，是有心理基础的；而现在的党内高层，是“摸着石头过河”上瘾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对现行体制没有切肤之痛，几乎个个捞得盆满钵满。其次，三十年前的党内改革派，通过走出国门，深切了解到“斯大林—毛泽东”体制是导致中国与发达国家距离拉大的根源，因此具有强烈的改革动力；而现在的党内高层，对于“中国模式”沾沾自喜，对于“西方模式”不屑一顾，因此具有强烈的保守动机。第三条是最重要的，在胡耀邦、赵紫阳鼓吹“全面改革”之前，他们已经做了许多改革的实事：平反冤假错案，农村废除“人民公社”、实行“承包制”，城市开放个体经营、向企业“放权让利”等等；而现在的党内高层，在“六四”二十多年后仍不肯对死难者家属做一点表示，“领导干部财产公示”这么一点小事都办不到，1954年宪法中的“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都恢复不了，中共十三大通过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就更当没这回事了。
没有人能够相信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没有人能够相信一个穿上前人服装的拙劣模仿者。今天的“改革派”必须确立宪政民主的大目标，并采取足以取信于人的实际措施，才有可能走出“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