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谈阶级斗争，竟在宣示要再启改革之际！……中共意识形态上这些年表现出的种种“精神分裂”状态，至此升级到一新的阶段。
精神分裂，医名Schizophrenia源自希腊，意为“心智的撕裂”，有遗传和心理成因，常呈“幻觉、妄想和胡言乱语、有自毁和伤人，丧失社会功能的倾向”。当下中共的某些提法和做法上严重的逻辑混乱、言行不一、空洞蛮横，前所未有，让人感到诧异、震惊的同时，不免也要为中国的未来深感忧心。
如此混乱矛盾的意识形态，反映出中国政治的混沌、社会矛盾的加深，国家方向的迷失、以及执政集团因利益、制度惯性以及思想的局限在深刻的合法性危机面前所表现出的进退失据和内心焦虑。从一侧面也折映出中国正处在一个巨变的十字路口。
精神分裂的意识形态
官方意识形态上的这种分裂，显然不始于今日，但近来尤显突出，其矛盾荒谬，令人瞠目。一边大批民主、自由，一边却称其为人类共同美好的追求，要将其纳入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不承认存在普世价值，却自称握有宇宙真理，马克思主义可以普世适用；否定宪政，不许讲“司法独立”，又大谈宪法重要和依法治国；号称人民当家作主，却不许讲公民权利，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种种现实权益得不到保障，人们却被邀去做各种语焉不详遥远的美梦。
要他人正视历史，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却禁提历史上中共的错误，人为造成的大饥荒被轻描淡写地说成是“探索中的错误”；前脚去孔子诞辰纪念上颂赞其思想的宝贵，“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高调不绝于耳，后脚负责意识形态的高官就宣称阶级斗争依旧是国内外事务的主线。人们不免要问“以和为贵”的孔子思想与阶级斗争理念何者为是，要以何者为从？中国代表哪种阶级？要和世界上代表什么阶级的哪个国家展开斗争？……
官方各种意识形态论述，常自说自话，与社会心态和期望渐行渐远，无法给出关于中国当下和未来令人信服地的解释与说明，几近破产，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毛邓江胡的大杂烩
对中国这样一个未完全脱离极权体制巢臼的后极权体制来讲，最高权力领袖同时须扮演真理的诠释者、精神导师的双重角色。其地位的稳固、合法性多寡强弱也与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息息相关。从毛到邓至习，这种双重绝对领袖角色的趋势逐步弱化，但依旧是政治现实。
维护体制稳定的需要，决定了每个新领导人表面上都会承续上任理论上的“伟大创建”，“重大发展”；但巩固个人权力的逻辑又决定，每个人都会淡化前任的提法，凸显自家思想的重要。其结果必然是造成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淤积，各种说辞相互抵消，冲突，从内部不断瓦解着官方宣传的效果和主政者话语的权威性。看看现行宪法和中共党章以及官方各种标准的意识形态宣示，我们就可以明白，那是一种大杂烩，混杂着各种语义含混、彼此矛盾、具不同时代背景的政治术语、理论成分。
这种大杂烩的形成，起于邓。以“完整准确领会毛泽东思想”口号起家的邓小平，事实上却是以一种工具主义的方式取用毛的思想，去除毛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乌托邦理想、平均主义等带来巨大灾难的理念，代之以经济至上、市场原则、改革开放等实用主义和局部自由化的威权主义意识形态。为中国的发展历史性地起到过重要作用。不过这种大杂烩也有一共同的内核：一党专政。它是许多论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邓式的实用主义意识形态阐述是在传统马列毛框架内“托古改制”地展开的，其赋予改革开放的解释空间有其限度。当社会发生深刻的分化，邓式改革模式内积聚的矛盾和发展出的新生力量冲击着现有格局，召唤新的解释框架和制度配置，邓式意识形态的衰颓受到质疑就成必然。而公民主体意识和批判意识的觉醒，权威意识的弱化，也让任何想以一种统一的思想整合社会意识的做法注定成为徒劳。说到底，中共意识形态的危机是由此而成。
习面对的意识形态困境
江、胡时期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在邓的框架内做大小不等的调整。待习上位，客观形势上的严峻和个人主观的期许，都让其不能再安于这种做法。中共体制不成文规矩，作为王储时，不可有自己的班底，更须深藏自己的意图，上位初始，地位不稳，也不可轻易展示自己执政理念。
但习一上任，便做出许多宣示，显示出其不同前任的强势风格和确定自己合法性地位的紧迫感。“习近平谈治国理念”打破常规地提前出版，可谓这方面又一举措。
无论中共宣传部门如何吹捧，习的经历显示，他不是那种思想型的领袖，长项可能在强势操作；其思想底色所受其成长时代的影响，也愈见明显。此外，一些迹象也表明，其文胆智囊们似乎也缺乏足够的理论素养和对中国、世界的现况和大势明晰的认识。许多官方论述的出台给人以仓促粗糙，杂乱无章，随意而为的印象，这一切都不可能不加重中共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
无论是从寄望明君的惯性还是出于希望转型少受周折的良善愿望，许多人对习寄予很大的期望，甚至愿意去为他的言行做各种辩解。而习的某些改革言论和反腐亲民上的作为，也让持这种期望者感到欣慰。但不能否认，不管是出于政治需要还是其本意，习的一些列讲话，都为当下这种左倾回流、阶级斗争论调的出台做了铺垫。
“男儿论”，九号文件，批普世价值与宪政，走群众路线，两个三十年不能否认，到最近党校副校长何毅亭有关要与“歪理邪说”进行斗争乃至王院长这番有关阶级斗争宏论的出笼，意识形态领域一系列的变化都是有脉可寻，既是中共内部政治斗争、权威丧失的表现，也与习表现出的打通毛邓、毛邓兼用、毛邓互补的企图有关。
但显然，正如我们已看到和将会看到的，这种企图不仅无助于缓解中共意识形态上的困境，而反过来会加剧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毛邓意识形态指向不一，也都再具有解释二十一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张力；文革和改革不可兼容。解决这种困境的途径只能在超越造成这种困境的制度和思想框架。
意识形态的更新
当局或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用些毛邓语言、思路，混加些传统要素而形成一种具民粹、民族主义特征的意识形态，这是过去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进程中发生危机时屡见的现象，法西斯主义可谓一前例，结果终将是巨大的灾难。
一种是坚定地向宪政、自由、民主、法治靠近，再造权力合法性，从以国家为中心的意识形态阐述转到以公民、公民的权利为核心来更新、重构意识形态。形成一种公民的权利受到保障、不同的利益和理念能动态地得以平衡和包容、各群体能共同生活、权力得到有效约束的开放的制度和价值规范。
中国在选择的十字路口。从这个角度看，阶级斗争论再现也是有其逻辑：那是一种为用旧的专政手段压制不同的意见和矛盾、对外敌视所做的舆论试探。因此，社会须以最强烈的舆论反击让主张者明了社会对这种倒行逆施的愤怒和反抗，逼其改弦更张。正如医学所揭示那样，精神分裂会导致某种暴力倾向；中共意识形态上的精神分裂如不能很好解决，其执政的暴力倾向就很可能会加强。
有人认为中共没有向一种多元的意识形态转移的思想资源，其实这也不见得：只要回归四九年前中共许多有关宪政、自由和民主的论述、兑现历史的承诺就可以了。问题是在要不要，想不想。
一段时期的左右游戏，人们或可理解宽谅，但不可能永久地在含糊不清中等待，经济社会形势也无法持续为各种有关中国走向的含混不清的信息买单。中国到了要对未来给予一个明确说明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