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发生在西藏的事情给中共一些政治人物乃至不少中国公众带来了极大困惑。这些天来，大陆的主流媒体正开足马力象怨妇一样唠唠叨叨。我相信这种困惑是真诚的。是啊，大陆汉人政府花了那么多钱，给西藏带来那么多现代化的东西，为什么藏族同胞就是不领情？就是心里放不下那个对西藏的物质文明“没有做过什么事”的达赖喇嘛呢？进一步想：藏族人怎么就那么另类呢？
有些人曾经以这样的问题来回答那些困惑者：达赖喇嘛是藏族人的父亲，你一边天天给他们吃肉，一边叫他们骂自己的父亲，他们能满意吗？我也曾给一些人打过一个比喻：一个孩子被生下来以后，马上被交给另外的人抚养。即使养父母对他很好，可是孩子长大成人知道真相之后，总还是免不了思念自己的亲生父母，甚至不惜代价千里寻亲。这种精神现象或许就是人之所以为人所具有的灵性罢？
看到那些人由西藏问题引起的这种困惑，不由得使我想起了改革开放初期一件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记得好象是为了抵御“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全国发起了一场“五讲四美三热爱”运动。那场运动以“中国青年思想教育”为主旨，因此风靡全国的“青年灵魂工程师”不断涌现。当时，那些人的社会影响并不亚于今天的学术超男超女易中天、于丹们。
有一次，我有缘参加同某军涌现出来的一位“灵魂工程师”座谈。据说此人理论功底深厚，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化解了很多人关于现实问题的思想困惑，还挽救了不少理想信念迷失的落后青年。那次座谈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开始，我确实怀着真诚的求知欲对待那次座谈。
记得当时的主要对话大致如下：“灵魂工程师”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非常实在的真理，比如说‘物质是第一性的’和‘存在决定意识’。你们想想看，如果人不吃饭，没有粮食这种物质（注：这里所指的“物质”应为“物资”。但是中共理论的话语体系经常混同使用，本文对此不做分析），人连生命都不能够维持，还能够产生思想思考问题吗？……”。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随便问了两个问题：1、固然人不吃饭就不能维持生命，但人不睡觉同样也不能维持生命。而人在睡觉时精神活动并未停止，那么，按照您推理的同样逻辑，能不能说“精神决定意识”呢？2、意识是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吃饭——进食则是一种普遍的动物性行为。用动物共有的行为方式作为前提直接推论出作为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产生的结果，这种推理在逻辑上有没有问题？换句话说，人的吃饭同人具有思考能力之间是一个什么逻辑判断？
真的没有想到，我这两个问题立即使座谈会陷入了尴尬局面……。后来我被善意提醒，对于这样的典型千万不要随意提问，以免使他们难堪。
真是缘分，几年后，我同奉命亲自采访撰文鼓吹那位“灵魂工程师”的某部宣传部副部长竟然成了好友。说起那次座谈会和那位典型的出笼过程，大家心照不宣哈哈大笑。
这件事给我印象极其深刻。因为，在当时人心思治、整个社会生气勃勃的表象下面，这位“灵魂工程师”，虽然不如中央级的“灵魂工程师”名气响，但毕竟被吹捧的威震一方、影响全国，经我亲身体验，原来他的所谓感染力和吸引力，并不是建立在精神力量和理论魅力的基础上，而是完全依托政治权力在支撑。那些“灵魂工程师”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就是“政治花瓶”、“思想秀”、“理论秀”。这件事使我对当时据说还方兴未艾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彻底性乃至真诚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逐渐使我明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由邓小平主导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实质上是一场“欲望松绑运动”。邓小平以功利主义作为思想武器，颠覆了毛泽东构筑的鼓吹禁欲主义的“专制神学”体系，为中国人由肉体支配的感官欲望—-占有财富，正了名，却未给归属于精神的思想真正松绑。
当然，不应苛求前人，应当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起那样一场“欲望解放”运动也需要非凡的政治勇气，有其历史合理性。从某种意义上看，它同欧洲文艺复兴用人文主义冲击中世纪神学体系有点相似。问题在于，邓小平倡导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在颠覆毛泽东“专制神学体系”的同时，也摧毁了这个体系中的“道德幻觉”，而他同时抛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却捆绑了人们的精神，从而禁锢了思想自由，遏制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刚刚从灾难中走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思情结和创造能力。这样，就没有什么力量来弥补“道德幻觉”破灭后留下来的巨大的道德真空，于是，改革开放就等于是打开一个“潘多拉的盒子”：禁闭了天使，放走了魔鬼。放纵的肉体欲望和被绑架的思想构成的“跛足改革”从根本上造成了目前的局面：整个社会物欲泛滥、奢糜成风、造假风行而精神萎缩、思想僵化；GDP持续高速增长而当局维持社会稳定的压力却越来越大，制度成本越来越高，以至于最高领导人只能用“干干净净做事”这样毫无修饰的大白话来警告各级官员。用做一个平常人都应该具备的操守来要求那些管理人民的官吏，岂不是制度性的悲哀？这样的直白坦率在中共的宣传口径中真是罕见，无非是表达了当局的当家人的忧患意识和制度性无奈。
面对当前的西藏暴力冲突，我联想到关于“解放思想”的那些往事，是因为中共由来已久的西藏政策的问题的症结也正在这里：把精神同物欲混为一谈——试图在西藏实施释放肉体欲望而绑架精神的政策。他们以为通了公路、改良了牛羊种群的质量、提高了青稞产量，西藏人民就会感激涕泣。且不说普遍受益的藏民究竟有多少，即使不少，当局的这种企望也是一种误判，这种误判完全是出于当局主要官员自身基于粗陋的唯物主义理念的局限和无知。藏族作家唯色在《西藏事件 — 安多阿坝县3.16事件起因》一文中披露的事实证明：3月16日，发生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的\”暴乱\”事件，其直接原因不就是当地政府官员要“把国旗挂在大经堂上”——- “冒犯了宗教底限的原则问题”而引起的吗？
西藏问题告诉人们：绑架精神不可能征服一个民族，何况对于精神上属灵的藏民族。
其实，不仅对一个民族，就是企图绑架一个理性健全的人的精神也是徒劳无益的。读于浩成先生《林牧 觉醒与回归—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艰辛之路》，不胜感慨。“林牧现象”揭示的不仅仅是一些体制内知识分子朝向自由主义的精神回归，更是一个精神被绑架或者精神迷失的民族回归心灵正路的精神现象。在古老的《旧约·出埃及记》中记载的先知摩西那声声呼唤：“让我的人民走！”岂不是人类追求精神自由那艰难而执着的早期足迹？
这就不难理解，人的精神不仅不能被绑架，人的精神更不容许被绑架！因为，人的精神具有神圣性，任何人都不应该企图去绑架他人的精神。精神活动为人类所特有，正是精神现象构成了人类区别于其他任何动物的本质区别，一个绑架他人的精神的人，也意味着践踏了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勾销了自己的人格，否定了自己作为人存在的价值。
就我的观察，在毛泽东的核心圈子中，有两个人的命运最为可悲、结局最惨烈。一个是刘少奇，一个是林彪。说这两位最可悲，是因为二位都曾经因护驾有功被毛钦定为接班人，而后又被毛亲手废掉。说二位结局最惨烈是因为在毛的那些死于非命的喽罗中，他们死得最残酷并且身后最凄凉。且不说二位走的那样痛苦，仅看他们身后事：刘少奇的骨灰早已不知道被扔到何处，只得弄一个赝品来对付一个追悼会；林彪的残骸至今仍然被草草掩埋在塞外的戈壁荒野。为什么会有如此结局？仔细一想，从因果报应的角度来看就很有意思了。原来，在毛先后几个核心圈子中，正是这二位，也只有这二位，在竭忠尽智辅佐毛氏建立和巩固暴政的时候，独出心裁高人一筹要帮助老毛绑架人民的精神。他们深谙专制术，懂得要建立专制或延缓专制的寿命，必须把专制的触角延伸到被统治者的心灵深处。在毛的邪恶权威尚未最后建立的重要时刻，刘少奇挺身而出，洋洋洒洒撰文号召大家“加强思想修养”拥戴老毛登基。当毛泽东自己因治国无方、无缘无故饿死上千万人而遭到普遍批评连自己也非常尷尬的时候，林彪奉命于危难之际，要人民“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继续对毛的歪理魔法深信不疑，看看林先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创造的那些歪理邪说，真是邪恶智慧的空前高峰啊！
殊不知，二位不懂得，践踏人的精神是亵渎神灵触犯天条的不赦大罪！你要践踏人的精神，你既然连精神——人性的标志都要玩弄，那么就让你接受那样的结局罢——即使离开人世，连享有人的最后尊严——入土为安的资格也不配。这就是千古不渝的因果律啊！
人的精神不可能被绑架，人的精神更不允容许被绑架。绑架人的精神者即使是服从集体行动的指令，也必将因难逃个人道德责任而遭到上苍的惩罚。把心灵还给苍生吧！把思想和信仰自由还给人民吧！这些就是西藏问题对当局的警示。
（08、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