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诗人王藏和我认识已经多年了，准确地说，我们的相识和结交始于网络，是在共同为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奋斗和呐喊声中成为同道者，既是战友，又是忘年之交。
王藏是出生在80后的青年，原名叫王玉文，2003年底以“小王子”笔名上网贴诗、发表作品，2009年改定“王藏”为笔名，2005年大学毕业后，放弃原本有着优厚待遇的前景，离家漂泊，走遍中国，在流浪旅途中抒发着对尘世的爱与痛。其作品多发于国内外网络媒体和民间刊物，饱含独立品质和自由精神，倾注着对社会底层社会的关注和对人生苦难的深情同情悲悯，深受海内外学界、文艺圈人士及网友瞩目，并不断产生影响，被认为是80后最富有锐气的作家和诗人，其诗行合一的艺术魅力和担当精神是击溃着当代中国文学艺术逃避现实、玩弄技巧、锁屑无聊象牙塔式的病态变态之风，重现阳刚之气和现实之美。曾参与中国先锋诗歌运动，低诗歌运动，为低诗歌诗人代表之一。同时，他积极参加公民维权活动，并激情四射地为中国的自由民主鼓与呼。在2008年底，我与他均荣获澳大利亚的《自由圣火》自由写作奖。自此后，我开始对他有着进一步的关注。
在2012年，王藏带着刚出生的女儿和妻子流落到北京，在朋友的帮助下，驻进了宋庄“画家艺术村”。那年夏初，我到宋庄去看他，他请我吃饭，并邀请了画家邝老五、吕上、追魂等朋友作陪。说心里话，让这样一个到处流浪并穷困潦倒的青年人请吃饭，实在过意不去，但自己也是囊中羞涩，只有和我同去的维权人士张向忠一起吃了这顿饭。在返回的路上，我对张向忠说：“公民维权的确重要，但就业和吃饭问题同样重要，如果大家生活无以为继，再重要的维权也得放下，毕竟依法维权不是当年共产党的革命与造反，需要理性的去做。”张向忠说，他在北京一边打工，一边帮助弱势群体维权，我予以肯定。（但在2013年，张向忠却因为在公共场所下举牌要求官员公布财产获罪并被判刑）
为了使王藏能够在北京安身立命，我托了几个朋友帮助给他找工作，如在张艺谋工作室的于浩成外孙董瀚玉，朋友陈永苗、孟元新、陈青林等，但由于他们资源有限，甚至连他们有的都没有正常工作，可谓是爱莫能助，最终没有任何结果。没有正常工作的王藏只有靠写文章挣稿费来维持生计，其间还经常帮助在北京上访的弱势群体进行维权活动，特别是在对沈阳小贩夏俊锋的案件，他不断关注夏俊锋的家人和孩子并为其呼吁，要求当局免除夏的死刑，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王藏的古道热肠赢得了许多网民的肯定，使其在新浪微博粉丝大增。
在2013年6月中旬，我从网上看到王藏已到江苏省灌南县为自己被车祸撞死四年而未得到依法赔偿的岳父维权的消息，同去者有北京艺术家邝老五、吕上等人，我便和王藏通话联系，问他有没有聘请律师，他说请了北京律师李方平为其代理。我听说李方平律师也在灌南，想到自己的案子久访无果，考虑和李律师谈谈看能否通过法律渠道解决，于是，我决定去灌南，一是帮助王藏维权，二是顺便和李方平律师咨询一下自己的案子。王藏听说我要去灌南很是高兴，说要到汽车站去接我，6月24日下午，我来到灌南，王藏把我接到了他们居住的宾馆。遗憾地是，李方平律师因急事已离开灌南，无奈，我只有把精力放倒了王藏维权的问题上。
王藏的岳父因车祸去世四年没有得到任何赔偿，这在天朝也算是奇迹，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道理，可是到了社会主义时期的新中国，这一道理已被强权颠覆。在这个社会现实中，从官府到民间，只要你上层有关系，杀人者可以逍遥法外，欠债者可以心安理得，此类现象已不胜枚举，王藏的岳父被无辜撞死久久得不到赔偿就是因为肇事者在地方上有关系，使得案件久拖不决。王藏向我介绍说，现在案件已有进展，法院同意让对方赔偿，并说，如果不是李方平律师来和法院据理依法力争，而且看我们是从北京来的，恐怕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话虽是这么讲，但在执行起来还是受到法院的拖延，已经形成的赔偿协议被搁置，法官以种种借口推诿，使得赔偿款（19万人民币）一时到不了受害者家属手中。王藏焦躁，说如果再不兑现就发动亲朋好友来法院声援。我劝他要冷静下来，说不能这样做，否则会被当地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报复我们，如果法院再不执行，我们就到省高院申诉，并把我的这一想法告诉了主办法官，法官看我等态度坚决，在步步紧逼下，不得不把赔偿款如数付给了王藏的岳父家人，但还是要求王藏的爱人必须以受害者家属之一从北京赶来签字，无奈，王藏的爱人只有带着几个月的孩子在朋友欧阳小荣的陪同下来到灌南。最终，一家人在苦熬四年后才以一条鲜活的生命换回19万人民币。
此次维权的结局，对于王藏及其亲人而言，只能是一场苦涩的胜利。事实告诉世人：只要不放弃，努力就会有结果，尽管是迟到的结果。但对于当局而言，无疑又是对他们一贯横行霸道作风的打击，是对他们漠视弱势群体生命的麻木神经又一次刺激，不论他们高兴与否，历史就是在这种专制权力与民间正义的博弈中前进的。
我在参加此次维权回来后的不几天，即被当地公安传唤到派出所，在询问了我在去灌南帮助王藏维权活动中并没有任何违法活动后将我及时放回。这种对我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并没有在意，也没有公开撰文批评他们，倒是浙江朋友吕耿松先生闻讯后写文章批评了他们的做法，在此不再赘述。
记得在2013年再北京的一次朋友相聚时，我面对抱着孩子的赵常青说：“你就在家好好带孩子吧，让你老婆安心工作以养家糊口。”但时过不久，赵常青就被莫名其妙的抓进去判刑二年半。专制的淫威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尽管你没有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在犯罪，甚至是在推行公义，但只要党不高兴，就会使你身陷囹圄，妻离子散。自己虽然往往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告诫朋友，特别是年轻朋友，但良知的驱使，匹夫的责任又使许许多多大写的中国人在历史需要自己的时候挺身而出，见义勇为。王藏，又一次用自己的自由代价证明了这一真理。
2014年9月底，香港爆发了以青年学生为主力军的民主（占中）活动，由于大陆新闻的不透明，我着实不知详情，也没有参与任何声援或其他活动。但在某日，我在一家网站刊登了王藏打着一把雨伞，身后是以民国旗为背景，左手中指举起的照片，我想这是王藏以艺术形式表示支持占中的照片，凭借我的经验及对“伟光正”的认识，王藏的这一举动肯定会引起当局反感，而且为祸不远。
果然不出所料，在10月2日，我从网上看到王藏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的消息，并通过其妻王丽芹得到了证实。于是，我便在新浪微博请求网友关注王藏被拘留的消息，之后打电话给艺术家邝老五、吕上等朋友，询问有关情况。邝先生告诉我说，恐怕他也将被拘留，其他朋友也不安全。果然，几天后，我看到了邝老五、吕上、欧阳小荣、追魂等几位我所认识的朋友相继被拘留。此时，我感到随着香港占中的活动不断升级，大陆当局开始对内地支持者的严厉打击开始了。
香港的占中运动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我在网上看到了鲍彤先生如此写到：“北京有一些知识分子很偶然的知道了香港的事情，他们支持香港人要求真普选的正义要求就被抓起来了，其中有艺术家、有社会活动家、有编辑像他们这些人是极少数能够知道真相，又非常勇敢的能提出自己的见解，维护香港人普选的权利，实际上也是在维护自己的权利，维护全大陆的权利，包括我们被剥夺了60多年的权利。一个名为共和国的国家，不准人们维护选举权，这样一个国家是什么样国家，我非常愤怒。如果这些人都被逮捕，那么把我鲍彤也逮捕起来吧。我请你把这个话说出来，这简直就是岂有此理吗？一个共和国的国民，维护共和国公民的选举权，维护公民在选举当中提出候选人的提名权，居然是非法的，那么请问，这个国家是什么国家，这个国家还是共和国吗？还是民主制度吗？还叫人民吗？我看不如叫独裁国。非常不像话，我希望做这样事情的人马上、立即忏悔、改过，如果不改正的话，还用这种方式进行下去，要记载在历史上的。他以为抓人就可以压住人，那么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大监狱，可以把13亿要求自己有真正普选权的人都抓起来。我希望这件事情是他们认识做错了，那很好，那就改正，我不希望他们坚持错误，我希望看到他么看到自己错误而脸红，我希望做这种事情的人还有良知。”
读了鲍彤先生的这段话，使我释然，对香港人民要求真民主的愿望有所理解和同情。同时，也对王藏等人因为支持港人的民主诉求被捕有了进一步认识。从我个人因为支持民主（包括共产党给的民主）先后被迫害的经历感到，中共是绝不允许实践和支持民主运动的。我从支持1989年的全国民主运动理性诉求被非法辞退，到支持家乡父老乡亲落实共产党给他们的民主选举（村委会）权利被捕判刑，血的事实证明：共产党的所谓民主都是不可靠的，甚至是虚伪骗人的，谁要相信他们许诺的民主并去落实，谁就将要面临灾难。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香港民主运动无疑是真正落实“一国两制”政策，兑现中共承诺给香港人民的真正民主权利，要求真选举，要求一人一票推选自己的领导人。显然，这对于大陆人民有着积极的启发和推动意义。但是，也正是这些触动了当局的敏感神经，他们一面拖延与要求民主选举的港人谈判，一面对大陆的支持者进行镇压拘捕。作为追求自由民主的王藏等热血青年，也就成了当局捕获的目标。
中共十八大四中全会后，再次强调了“依法治国”。我们且不论当局对支持占中的民主人士拘捕对不对，仅对王藏所运用的法律程序上就有着非法非人道行为，王藏是10月1日被刑事拘留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对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延长一至四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延长至三十日。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七日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也就是说，即使王藏属于“重大犯罪嫌疑分子，也已经到了37天被批准逮捕或者不逮捕了。可是，至11月15日，王藏的妻子仍然没有收到任何通知，并告诉我王藏已经不在北京看守所，被转移到通州看守所关押。我为当局的做法不解，写了一篇微博说：“诗人王藏被刑拘已经超过37天（10月1日被拘至今已47天），北京有关部门既没有批捕，也没有放人，其妻说也不让送衣服，也没有任何新的强制措施手续，不知道王藏在拘留所如何度过这寒冷的日子。说是‘依法治国’了，可法律在哪里落实呢？人道主义在哪里体现呢？的确令人费解！”此博引起了很多网友的转发，他们纷纷表示了对当局违法关押的质疑和谴责。
网友秀才江湖在评论中说：“依党治国我信，依法治国，我宁可信猪八戒是个大帅哥。”网友徐正言说：“超过37天，不批捕就应该放人。”律师隋牧青说：“也许已经批捕了，只是还未通知家人。”还有许多网友喊着“放人！”总之，人们在关注着王藏的命运。
说心里话，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伤病缠身，还要忙着为自己依法维权，既没有了当年血气方刚的勇气，也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关注举不胜举的侵权案件，但是，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还是能够观察得到的，基本的法律常识和人道情感，自己还是存在的。在今年的六四期间，我在北京的主内二位弟兄姊妹（夫妻）到天安门作了个“6”与“4”的手势，就被警察逮着送官，结果那位姊妹（易红梅）被所在大学校开除教师队伍。当他们把这一消息告诉我后，我哭笑不得，只是鼓励他们依法维权。当王藏的事情发生后，我知道也是在所难免，因为共产党组织绝不允许人民群众有任何违背他们意志的行动，至于合不合法，则就另当别论了。
都说是“民不自由勿宁死，国无法治最堪忧。”可是在残酷的现实中，鲜见有人舍身取义，尽管种种管制使你透不过气来，人们还是不愿意去为自由而献身，传统的“好死不如赖活着”正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人生信条。而那些为争自由民主及要求社会公正的仁人志士正在以自己的牺牲唤起更多人对民主自由的思考，也许正是历史前进的必然。
行文至此，天气已经很冷了，王藏虽然没有被批捕，但看守所还是在50多天后收下了给他的存款和衣服，总算可解无衣之寒了。作为朋友没有钱帮他，我把自己孙女穿过的衣服寄给了王藏刚过二周岁的女儿，希望她们母女安心等待，相信案件终会有个结果，历史终将会给王藏等人一个公正的说法。
2014年11月24日于徐州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