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3.14”事件以及随后围绕奥运圣火传递中的抗议、冲突，将中国西藏问题，以一种出人意外的方式和规模，凸显在中国民众和国际舆论面前。很多人承认，对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了解其实相当有限。

讨论西藏问题与西藏政治地位的著作很多，每个人的出发点和立场都不一样。达赖喇嘛要求中国给予“大西藏”真正自治的呼声，曾获得国际上的广泛同情；而中国中央政府一直对达赖集团坚持强硬态度。明镜出版社从1998年起，曾出版过角度、观点各异的多种关于西藏问题的专著和译作，它们是：

《天葬：西藏的命运》（王力雄著），《西藏是我家：扎西次仁的自传》，《阴谋与虔诚：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徐明旭著），《达赖喇嘛与中国──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梅尔文.戈尔斯坦著，杨和晋译），《重返西藏》（时鉴、纵月森编著）。

西藏冲突的历史背景为何？北京和西藏流亡政府是否能达成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国际知名藏学专家，梅尔文.戈尔斯坦教授经过认真推敲和分析，针对这个有争议性的问题，提出持平的、理性的看法，并为今后的发展，提出他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他撰写《达赖喇嘛与中国──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英文书名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 Lama，直译为“雪狮与龙：中国、西藏和达赖喇嘛”）一书的本意。多维获得明镜出版社授权，自即日起选载该书部分篇章。



国际知名藏学专家，梅尔文.戈尔斯坦教授《达赖喇嘛与中国──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明镜出版社）
梅尔文.戈尔斯坦教授(Melvyn C. Goldstein)是美国约翰雷诺兹哈克内斯(John Reynolds Harkness)教授，卡斯委斯特吕瑟费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人类学系主任，并任该大学西藏研究中心主任。他在西藏从事实地考察，并深入研究有关历史、人类学和语言学上的问题。著有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现代西藏史：喇嘛国度的崩溃》,Nomads of Western Tibet: The Survival of A Way of Life(《西藏西部的牧民：仍然存在的一种生存方式》)和一些其它典籍及研究文稿，包括English-Tibetan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英-藏现代藏文词典》）和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藏-英现代藏文词典》）。

这本书的英文版於1997年出版以后，甚获好评。纽约书评协会的皮可.莱尔认为：“是一部立论严谨、毫无悲情的著作。”《出版者周刊》的评语为：“这本简明扼要的论著，以清晰和公正的态度，把复杂的汉藏关系史，介绍给读者大衆。撰著人将西藏的历史、文化、政治和地理等各方面的信息，巧妙地连串起来，从公元第七世纪一直写到当今的达赖喇嘛，就事论事，决不对任何一方有所偏袒。”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新闻学院院长夏伟教授指出：“中国和西藏之间会形成目前这样的僵局，自有其历史渊源。戈尔斯坦教授的论著，不但在史实上有其独特的见解，而且还提出了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正因爲该论著所罗列之关键性资料甚丰，凡是关心西藏未来的人士，都应详加閲读。”

本书中文译者杨和晋(Yang Ho-chin)1967年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94年获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China\’s Routes to Tibet during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 Study of Travel Accounts。现任西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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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与中国──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

著者：梅尔文.戈尔斯坦；译者：杨和晋

序言

西藏问题是一个民族主义的论战，而且关於西藏和中国之间政治地位的争论，由来已久——政治单位是否应该直接和其民族单位相提并论，向来都争辩得非常激烈。这种民族之间的争议不容易找到解决的方案，因为国际社会对这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共识：谁也不知道什麽时候一个民族就有权要求民族自决；什麽时候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就有权去制止分裂。目前的联合国宪章也说得不够明确。例如第一条（第一款）称，联合国的目的是确保“国家之间基於尊重平等权利和自决原则的友好关系”，而第二条（第七款）则称“本宪章没有任何条文说明可以授权联合国去干预任何国家的内政。”1武力往往是解决争端的最后手段，例如美国就是用战争解决了南部各州要脱离联邦的威胁。2

虽然西藏处於世界上的一个偏僻地区，但是，西藏问题仍然获得了美国及很多西方人的关注与同情，而且还能激发美国政界各阶层的共鸣。这个问题也变成了一个对中美关系很有分量的刺激剂。但是，一般人对这种争论都还不太了解。民族之间本来就会有冲突，领土上也会有争端，现在大家还尽可能从历史的记载上以及在现实的情况下去找到对自己有力的佐证。双方（及其国际上的支持者）在描述各种情况的时候，往往都表现得非常激昂，而用词却不坦率，目的是要形成一种国际上的认知，并争取到国际上的支援。历史是一个主要的战场，而那些有争论性的事实却已变得含混不清，因为大家都用一些难於理解而又虚伪粉饰的政治术语去陈述个人自己的主张。在充满了各种具有对立性的要求与互相控告的情况下，真的很难让一个关心西藏问题的观察家能对这些争论提出一个理性化和客观性的评估，即使是专家们也难以置喙。

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剥除一层层的虚伪和粉饰。在下面的论述中，对於西藏问题的剖析，力求面面兼顾，并按照现实政治上的各种组织，集中精力去审查各当事人所运用的策略。

像一种文化是否还能保存下去的问题，以及迁移人口的问题，本书都将加以讨论，却不会特别专注于个体人权在西藏遭到侵犯的问题，例如虐待囚犯和逮捕那些以和平的方式去做政治游行的僧侣们之类。这些权力遭到侵犯是存在的事实，而且也是令人痛惜的，不过，那并不是问题的核心。西藏问题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就存在著，而且也早於近来西方人对世界人权开始关心以前。事实上即使在西藏没有侵犯人权的问题，比如说要是西藏人能用和平的方式去表达对政治上的不同见解，西藏问题照样还会和现在一样争论不休。西藏问题是关於领土的控制权——关於谁能统治它，谁能居住在那里，以及谁能决定在那里的各种事务。

我们必须弄清“西藏”的涵义。藏民族人口分布于一个像西欧那麽广阔的地区。他们不但可以在中国找到，而且还散居在印度（拉达克、锡金、乌达尔邦的北部和阿鲁纳查尔邦）、尼泊尔和不丹。在中国境内，根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报告，有四百六十万藏族人口分布在两大地区——百分之四十六在西藏自治区，百分之五十四在中国西部的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各省。3 前一个地区——平常称为“政治西藏”——相当於现代由达赖啦嘛统辖的政区；后一个地区——民族西藏——相当於那些历来都是由藏族头人统辖的边境地区。前英国的外交官修黎查生曾於1930和1940年代派驻拉萨，是殖民时期的印度政府官员。他把上述两地区的不同点说明如下：

在“政治”西藏的地区内，西藏政府一向都有统治权，而且一直延续到1951年。在该地区以外的北边和东边（藏语称为安多和康）……即为该区的“民族”扩展?围，在那个?围内，早期的居民全是藏族，而且现在藏族人口还是占了多数。在那片比西藏本土更大的?围内，“政治”西藏的管辖权只能伸展到某些特定的地方，而且还时断时续；大部分地区都是由当地的头人或是寺院的住持各自控制大小不等的地盘。从十八世纪起，该地区不时遭到中国的侵袭。4

在民族西藏与政治西藏之间这种其来有自的分野，就成了各方对西藏问题争论不休的重点之一。例如，因为西藏流亡政府在他们的政治目标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把在中国境内凡是有藏族居住的地区重新统一起来，以形成一个独特的“大西藏”，而且一般就用“西藏”这个名词去代表民族和政治西藏两者所概括的各种事务，并有意指明“大西藏”的存在还是不久以前的事实。因此，虽然政治西藏是在1950年的十月才遭到侵袭，而西藏流亡政府却说西藏是在1949年就遭到了侵袭，其实那时候中国军队“解放”的是民族西藏的区域，包括青海、四川和甘肃各省。5同样地，中国政府为了主张西藏在1930和1940年代就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了，便说明藏族代表团当时曾出席国民政府的会议，意指该团系由拉萨派出，其实他们却是来自民族西藏。为了避免名词上的混淆不清，本书所用的“西藏”一词系指政治西藏。如果另有所指，将加以说明。

像一本谈论现代西藏这种敏感问题的书，如果要把资料出处都加以注明，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多数重要资料的提供人都要求不要透露他们的姓名。不过，无论如何还是让我把本书所引用的资料来源概述如下。

有一部份重要的资料是出自中国的新闻媒体，即国内广播，其内容包括在对外广播新闻社的译文中。另外有一部份资料是西藏流亡政府所提供的文件（或是来自他们的支持者），例如，那个在国际上支援西藏运动的《西藏新闻观察》，或《西藏世界新闻报》。总部设在伦敦的西藏新闻社所出版的报导及文件，也提供了可以参考的资料和分析。

此外，我自己曾在中国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工作，因此也获得许多重要的基本资料。在过去十二年中，我在西藏做过一系列不同主题的研究，包括语言、牧民、寺院、现代史和农村发展；我在那里住了两年多。这些研究让我对农村和城市生活的观察得到第一手的资料，而且因为我会说、会读西藏语文，我能很容易和藏族各阶层人士打成一片，不需要导游和翻译。我很荣幸能和许多藏族人士交换彼此的观点和意见，他们的名字虽然没有出现在这本书中，我还是要向他们表示谢意。同样地，我也要感谢中国、西方以及西藏流亡社团中的很多官员、学者和知识份子，因为他们也和我谈论过很多重要的问题和事件。遗憾的是，他们的名字也不能出现在这本书里。尽管他们都协助过我，而本书所表达的观点，最后还是由我个人担负全责。

在另外一方面，我也由衷地感谢那些赞助我做研究的几个单位——美国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国家地理学会中的研究和探查部门、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我也要特别感谢卡司委斯特吕瑟弗大学，因为他们对我在西藏的研究工作给了很大的支援，并协助我和拉萨的西藏社会科学院建立好长期的合作关系。

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我还要感谢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两位编辑：谢拉莱文和劳拉柱西。她们对我的出书计划全力支援，而且运用了她们精湛的技术，神速地完成了这本书的出版工作。

1 Moynihan 1994, pp. 66, 150.

2 美国的例子当然是说明了自决的问题，而不是民族主义。

3 Rong and Naigu 1994, p. 509.

4 Richardson 1984, pp. 1-2.

5 在争辩中所得到的胜利也是很重要的。不管在历史上的真实性如何，西藏流亡政府所描绘的侵袭，还是有人采信——以美国的国会为例，他们一直就指明西藏被侵入是在1949年，而不是1950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