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德国前外长另眼看西藏危机

菲舍尔：\”北京的权力和西藏的未来\”

菲舍尔在时代周报上发表的文章叫\”北京的权力和西藏的未来\”（Pekings Macht und Tibets Zukunft）。他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是个上升的世界大国，\”明天或最迟后天\”将成为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大国。但它为什么解决不了西藏问题呢？他的看法是，因为在西藏人眼里，中国的政策没有\”可接受性\”（Legetimitaet，直译为\”合法性\”。他解释道，即没有\”获得赞同的能力\”）。因为跟以前不同的是，现在光靠权力是不能达到足够的可接受性的。他认为，俄罗斯在高加索、美国在伊拉克，中国在西藏都获得了这方面的经验，\”压倒性的权力可以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迫使平静存在，但没有参与者的赞同为基础的政治解决方案，被压制的冲突会不断重新地以暴力形式爆发。\”

他认为，中国的政策搞的是文化上的“同化”（Assimilierung），从这个意义上\”摧毁了\”西藏文化和个性。中国领导人应该清楚，这样的政策是没有解决争端的，\”只有把中国的领土完整原则跟西藏的高度自治结合起来\”才能解决西藏问题。

菲舍尔说，中国领导人和达赖喇嘛一样清楚这个问题，但有三个原因阻碍了中国领导人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原因之一，中国领导人担心一个高度自治的西藏将实行的民主制度会带来\”泥石流效应\”，也就是说，全国都要求充分的民主。

原因之二，中国领导人担心在西藏问题上的充分让步会危及中国的统一和完整，首先涉及的是新疆和台湾。而且，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当时不仅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的，同时也是推翻欧洲和日本压迫大山的民族革命。而中国始终把西藏问题看成是历史上西方侵略政策遗留问题，而西藏流亡政府是外国强权的工具。一旦让步，中国领导人担心会被国内视为背叛毛泽东的民族观，导致政权不稳。

原因之三，中国有大量内部问题，要使内部问题不至于爆炸，中国就长期地需要平均10％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假如这个必需的高增长率不再能够得到保证呢？\”贫富差距、东西部差距、污染问题、腐败问题等，一旦无法控制民众的情绪（在民主化的基础上），就会爆炸，引起国家的严重不稳。

菲舍尔接下来是这样说明他为什么反对对中国采取抵制措施的：\”中国太大，太强，以至于它不可能被外部强迫采取某种行为。它太重要，以至它的邻国及亚洲和世界上的国际伙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国家陷入越来越大的内部矛盾中去。抵制不能帮助中国提高看清问题的能力，反而会适得其反。\”

他指出，让中国这个\”未来全球超级大国\”自己去平衡它内部的利益，在内部更加开放，才是符合全球\”共同利益\”的。\”现代的中国无法避开展开深入的内部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压力。这些改革推迟到越晚，这个国家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所以西方应该为中国进行内部改革\”创造国际环境\”，这才是符合西方利益的。而\”西藏在这方面甚至可以成为一个好样板。\”因为，真正的自治既不妨碍国家的统一完整，也不妨碍它去克服内部的社会矛盾，成为一个多党制的法制国家。\”至少欧洲的经验表明了这一点。\”

根舍：\” 但后来英国却参加了\”

老外长根舍

德意志广播电台以自民党名誉主席、前外长根舍的一句话作为对他的采访录的标题：\”回过头去看，这种做法当时没能起任何作用。\”（Rueckblickend gesehen hat das damals nichts bewirkt）。

根舍对1980年抵制莫斯科奥运会那段经历的回顾是痛苦的，甚至含有抱怨。他说，那时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没去，其中包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首相撒切尔是第一个说的：对，不能到莫斯科去。但后来英国却参加了。\”

他说：我们当时顾虑到美国，做出了这个沉重的决定。他和当时的总理施密特经过了内心斗争，因为他们当时并不相信通过这么一个抵制，通过把体育当成政治手段，可以让事情（阿富汗问题）按他们的想法发生转变。这种做法没能起到任何作用。

后来，苏联是从阿富汗撤军了，但那是出于其他原因，\”它是苏联开放的过程，那是得到我们的政策的支持，甚至是我们促进了的。\”他始终认为，要帮助哪里的人，要使那里发生最好的转变，\”正确的办法是合作和对话。\”\”我们必须跟中国对话，我们必须跟中国合作。\”经济界是这样说的，这完全正确，为什么体育界就不能这样呢？他说，达赖喇嘛也反对抵制奥运，所以他认为\”联邦政府表示反对抵制是绝对正确的。\”

根舍说，不能用体育来代替政治。\”中国有了变化，而我们不能通过关闭我们自己来促进这个开放过程。\”

记者提示说，联邦总统克勒不是也不参加北京奥运的开幕式吗？根舍说，我没听说联邦总统取消了北京之行，联邦总理和外交部长也一样（意即：他们只是本来就没打算去）。再说，不能把总统跟体育德等同看待。政府表示反对抵制北京奥运，\”假如我今天是政府成员，我也同样会这样做，不仅是基于我们当时的经验教训。\”

根舍回顾道，他在毛泽东去世后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去中国的，那时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是完全无法相比的。中国对外国的批评当然是做了反应的，\”这您也清楚地看到了，他们决定邀请记者前去，不管是怎么个具体情况，但这毕竟丰富了人们对局势的了解。\”他认为，西方政界和新闻界的批评和推动是应该做的事情，但这跟体育无关。

记者说，西藏流亡者批评西方把经济利益置于道德之上。根舍说：\”我不同意这个批评。\”他说，政治上和经济上今天的局面本身是对中国起作用的，即起着一种\”体制开放作用\”。他说，以前批评苏东欧集团毫无作用，却是在开始合作与对话后开始起作用了。\”经济利益不是具体企业的利益，13亿中国人在世界经济上获得他们的份量，这是很重要的。但世界对中国来说也是有作用的，这也能为什么这个国家发生了变化，为什么它会开放。有意思的是，没有任何国家（象中国这样）送这么多年轻人到国外去，去上学，去读大学，然后他们全都返回自己的国家，应该他们期待着中国的发展，期待中国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信任预支，年轻人认识了西方的民主后，会把它给予自己的国家。而我们应该支持这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