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性思路下演化来的反对行动，都曾带来局部改变，但从未真正撼动社会的变革。
读大学的时候，当时有朋友对大学的后勤服务不满，发起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签名活动，我作为资深好事者，自然是当仁不让的参与了发起活动。签名结束后，校方还做了一次对话活动，三个挑头人被请去，校领导加上一堆学生干部把我们夹在中间开始所谓的对话。
对话过程倒是很平常，但一位学生会干部中间扭过头来给我们说，提意见可以，但要用建设性的方法，诸如我们也就这个问题云云。他的这个讲法，当时没想到破解之道，建设性的话语一出来，好像我们干的就是破坏性的事情了。
等到了以后，为权利而斗争的事情也越经历越多，而建设性的话语也越碰到越多。总会有人批判所谓激进的策略，要拿出一套建设性的方法出来，无论是纸上谈兵，还是拿出一个所谓的成功案例。建设性在实操中等于毋庸置疑的扯淡，几乎找不到成功的案例作为佐证。然而建设性的话语，并不容易解构。
建设性的话语，其来源还不仅仅是官方确定的稳定与发展的话语体系相关。
对笃信建设性话语的人而言，有一个共通的背景，就是相信所有的群体性行动都是盲目而非理性的。这一点最好的佐证，就是举出类似话语的人，都会高举一本红宝书，名叫《乌合之众》，由勒庞于1895年写成。但凡还拿这本书说事的学者为何叫做不学无术，可以另行论断。但坚信集体的非理性，是推崇建设性的基础。
而在此背景之外，建设性话语的基础，就在于对制度性的迷信。建设性话语的持有者，虽然貌似也持有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在内心深处，则依旧对于社会制度保存有极强的依恋，即便是将要发生变化，也需要是充分制度化的，从而对非制度性的变化存在恐惧。可见一斑的是，建设性论调持有者，也往往会说，你们上台了就不一定比现在的人更好。原因就在于在后极权社会中，反对者是无法组织化的，也没有制度性参与的渠道，故而反对者带来的改变也是不可信任的。
然而，正因为对制度性存在依恋，进而就导致了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依赖。虽然建设性论调持有者也会批判现在的社会问题，甚至在批判上会有更加激烈的言辞，包括体制内的官员、军警等等。但是，当变化真正来临的时候，他们却展示出叶公好龙的真正一面。
对制度性的依恋，又进一步的导致了对共识的需求。在建设性论调持有者的眼中，社会的变化也需要时规规整整的，是在充分具备集体共识的情况下的一个自然转化。如果没有充分的社会共识，那么这样即将来临的变化结果就无法预测，更毋庸谈能成为制度性的变化。为此，建设性论调持有者一直坚持于普及常识，统一思想，进而推动想像中步调一致的社会变化。
回顾过去数十年的社会变革，常识普及、依法维权、依法竞选、程序正义等等运动策略和思潮，其根源都是建设性改良的种种产出。延续着这样的思路，甚至于送饭的行动，也要依托于组织化、程序正义来进行，只有这样的范式而不是零散的、随机的、自发的送饭才能收获赞美。
而对于政府推出稳定与发展的话语，正是因为政府掌握了制度性的资源，只有政府有规则制订制度，而且通过宣传机器推进话语的共识。建设性改变既然是带着镣铐跳舞，最终自然无法突破镣铐。
正因为如此，所有建设性思路下演化出来的反对行动，都曾经带来过局部的改变，但从未真正的撼动过社会的变革。然而，来自于前现代的最令人有虚假安全感的建设性话语，依旧是难以破除的魔障。认同后现代思维的人，才能真正的主动拒绝建设性思维模式。这正是当下中国社会变革的一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