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毛女》是被制造出来的，是中国政治文化需要的结果。
白毛女的第一位扮演者王昆女士最近去世，翻开一些与她有关的历史记忆文字，重新思考中共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政治对文艺的影响，或政治对文艺的利用，能使我们看出许多问题。其一是党的文艺成为一种准军事文艺，按王震的说法，枪杆子达不到的地方，笔杆子能刺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笔杆子里面则出真理、出仇恨、出阶级力量；其二是，地主阶级成为中共斗争的第一对象，延安文艺座谈会是1942年，当时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但中共精神世界里，打击地主，却是第一任务，而按左翼文人刘白羽的说法，白毛女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第一个婴儿。
延安文艺工厂不是一个欢乐工厂，而是仇恨制造工厂。毛泽东为什么在文艺座谈会上反资产阶级小情调？因为市民文艺多是爱恨情仇，是世俗生活的真实场景，但革命不需要世俗生活，革命需要制造仇恨，使虚拟的仇恨取代人们对现实的真实观照。现实生活中，有多少地主是靠暴力掠夺或欺骗农民得到财富的？中共完全可以通过调查得到数据，每一个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现实生活得到感受，但这些都不是延安人需要的，毛泽东的延安党需要的是激发百姓与战士革命激情的文艺。
文艺情感，一种虚拟的“现实”，被做成了历史的真实，也被制造成固化的意识形态，即，地主即敌人，对地主的斗争就是对敌斗争，最终是要消灭敌人，保护杨白劳与喜儿这样的受苦受难的人民。
我们要思考这样一个史实：当时中共在延安占领多年，大量的中共党员深入到农村，并有一系列针对地主的镇压与分田地的行动，但中共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案例（更没有相关数据），以证明地主罪大恶极，人们不仅没有看到地主的罪恶，反而知道镇压地主的惨无人道，上篇文章里，我讲到，毛泽东女儿李讷去看打地主，被吓哭了，这使毛泽东看到了革命力量的“过分”，所以开始改变方式。革命的邪恶不会通过文艺方式来揭露，但地主莫须有的罪恶，却通过文艺方式大加渲染、制造。
《白毛女》是被制造出来的，是中国政治文化需要的结果。
人们能够知道的，与白毛女有关的是一则流传在晋察翼边区的白毛仙姑的故事，这个故事1944年由《晋察冀日报》记者李满天告诉周扬，故事里说，在河北平山的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位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仙姑法力无边，能惩恶扬善，扶正祛邪。一般这样的传说出现，会引发大量的迷信者前往奉香膜拜，以求赐福祛病。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政治嗅觉灵敏的延安文艺人，找到了一个好题材，唯物主义者们不相信迷信，但却可以找到仙姑传说背后的阶级因素，为什么会有一个女人住到山里庙里？必然是阶级压迫的结果，乡村社会里，穷人举债、富人逼债，甚至逼出人命的案例总是有的，占人田地、欺人儿女的事情，也不可能没有出现，所以传说加上乡村社会的恶性案例，就可以编成一部反映阶级情感、激发人民仇恨的剧本了。
我们看《白毛女》剧本各幕主题词：序幕：压不住的怒火、第一场：深仇大恨、第二场：冲出虎狼窝、第三场：要报仇、第四场：盼东方出红日、第五场：红旗插到杨各庄、第六场：见仇人烈火烧、第七场：太阳出来了、第八场：将革命进行到底、尾声：百万工农齐奋起。
一起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一起可能通过法律追究责任的伤害，最终变成一场宏大的仇恨大戏，戏的最后，是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是百万工农齐奋起，与地主阶级进行一场血拼。制造仇恨的目的，是分裂人民，分裂人民的目的，是中共获得革命的力量，革命的资本，革命的动员，革命的最后胜利。
白毛女剧本的出现，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里程碑式成果，也是革命文艺思维的必然成果，而白毛女剧本里，中共形成了革命斗争的逻辑的固定模式。
杨白劳是佃农，欠了地主黄世仁的债，这在乡村社会中是常见的经济纠纷，自从人类发明了借债还本付息，就会出现还债或欠债，处理的方式一是通过固定资产抵债，二是重新立约，确定还期，还有就是告官，让恶意拖欠债务者下狱。黑社会的方式或是伤害债主，或是伤害无法付债者。
延安文艺人不会通过法律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法律的方式是告诉黄世仁与杨白劳，如何处理民间经济纠纷，让黄世仁不通过逼债逼出人命，而杨白劳不因为逃债而自杀，并让自己女儿被抢走抵债。当然延安革命文艺也不会倡导黑社会的方式，那就拍成了香港电影。
革命文艺思维是，地主必然会作恶，必然会抢走穷人女儿喜儿，拆散喜儿与其男友大春的爱情，并强占喜儿，迫使喜儿怀孕，逃走，在山庙中成为白毛仙姑。地主必然作恶，就会有穷人必然革命，参加八路的大春并没有去前线与日本人厮杀，而是回到村庄，减租减息，要求地主向农民让出一部分利益，这既有利于中共得到人心，也有利于中共抗战，因为后方财力供应，是中共最终胜利的基本保障（这无疑暴露了中共八路军的一个巨大的秘密，没有上前线，却在后方发展扩大自己的势力）。
大春代表革命力量，对地主的镇压，也就成为必然。（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