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两个很强烈的有影响的意见，一种意见，国家资本主义，强政府，大国企来解决这两个问题，解决增长模式的转变，解决贪腐的问题。另外一种观点，还是要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这是更明确的。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中期，已经形成了大体清楚的目标，是不是按照这个目标。

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今年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形势，我们怎么回避风险，抓住机遇。2012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

首先，回顾2011年，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各种矛盾暴露。从资源的短缺到生态的灾难，到宏观经济，不动产价格居高不下和泡沫破灭的可能，到通货膨胀压力的凸显，一直到社会问题上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各方面暴露出来的麻烦是非常多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些人觉得它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据我观察，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到了一个临界点。小平同志1992年讲话以后，大力推进经济改革。2003年，党政领导意识到我们在20世纪建立起来的体制还有很多的问题和缺陷，离我们原来在80年代设立的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所以，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这个决定在一些重要方面提出了改革的任务。

主要有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所谓经济转型，十七大以前叫做增长方式的转变，十七大以后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个转变说的很笼统。特别是2010年党中央专门组织了学习班，胡总书记提出刻不容缓，这一年下来，投入很多，有些地方力度也很大，但是效果不是那么好。主要原因还是在体制方面，还是联系着一个所谓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包括转型也是政府主导的。2011年年末，好几个重要的新兴产业都爆发危机。

前两天一个无锡的朋友跟我说，他们那儿的光伏。还有物联网，等等。当然，我们有些方面有进步，可是成本太高。要持续的用这样的办法实现我们的转型，转型上一个大台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可是增长的方式，成本太大了。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腐败，腐败的程度深入到我们的基层。大众对于这种状况是很有意见的，甚至表现出一种愤怒。面对这种形势，在大众层面上都认识到不改变不行了，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改变？这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大众，另一方面是领导。从大众来说，各界人士，从普通农民工一直到知识界的人士，对这个问题看起来意见很不一致。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这些现象的本质是什么，有很不同的认识。

另外一方面，理性的深入的讨论不足，互联网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可以让所有人都能随时随地发表意见，参与讨论，可是他也不利于人们做深入的思考，而且容易浮于表面，造成一种形式化的讨论。特别是这些年来，不管是有意图的还是自发的形成的民粹的或者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很容易阻碍问题的深刻思考。

至少在我们这个组织，50人论坛应该更多的开展，一个是切实的，不是做一些空洞的，煽动性的讨论，而是密切结合实际的，另外是深入的，而不是就现象发表一些感想，要理性的去分析和讨论，因为现象和本质还是不一样的。

看看美国的情况，西方国家它主要的问题是在20世纪以后，扭转了它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状况，出现了一种大众的消费热。这个状态就造成了寅吃卯粮，美国的表现形式就是美元是国际主流货币，所以，它就发货币。

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劳动者的收入比重降低，储蓄主要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并不是居民储蓄。为什么是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分配的结构是由生产的结构决定的，如果不能改变我们增长的模式，这个问题无法解决，提高储蓄率就提高了政府的收入。让劳动力变成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力，让他们的收入提高，他们的收入增加，他们的储蓄率提高，这样才能扭转过来。所以，怎么转变增长方式，减少贪腐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领导到底准备怎么办？现在有两个很强烈的有影响的意见，一种意见，国家资本主义，强政府，大国企来解决这两个问题，解决增长模式的转变，解决贪腐的问题。从生产上说，高铁就是个例子。从地方政府可以看到，现在全国普遍的是提高投资长度，报刊上说温州模式破产了，因为他们现在这个模式不是温州模式。全国增长最好的地方，强政府，大国企这个战略应该到了极致，这是一种观点。

另外一种观点，还是要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这是更明确的。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中期，已经形成了大体清楚的目标，是不是按照这个目标。

这两种意见现在争论不休，不知道以后的领导会采取什么样的方针。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来说，我们50人论坛的同志们，可以在形成我们国家总的方针、方向上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