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过去的这个清明节，北京高瑜女士，当天就在微博中发了这样一条信息：“今年清明，八宝山路况比往年好，堵车时间缩短不少，白色路标上两个黑色箭头，把‘人民公墓’和‘革命公墓’分开。革命公墓门口警察林立，对徒步而来的红二红三红四（代）们除了检查‘瞻仰证’，竟然还要搜身搜包，如同进海关。在我父母墓前见到老鬼夫妇（注：老鬼是著名作家杨沫之子），他们一家三口要到四个地方去祭奠四位老人，老鬼的母亲杨沫因为是司局级，骨灰竟然不能和副部级的父亲摆放在一起。这个阴魂缭绕的山头，处处显示着级别的差异。它与西北一公里，面积是它两倍有余的人民公墓，隔着深深的鸿沟，那里终日开放。只有清明到了八宝山，才能体会到最根本的差别是‘人民’VS‘革命’。”
文中提到的“老鬼”，即著名小说《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的儿子马波。老鬼是其笔名。马波1968年被分配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旗插队，1970年被打成“反革命”，被迫接受劳动改造。1975年得到平反。他是著名小说《血色黄昏》的作者。
从高瑜微博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官员死后，也不忘他们的等级待遇。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高于人民，要享受人民享受不到的待遇，特别是到了一定级别，不仅活着时吃着“特供”，住着“特供”，就是死后也仍要享受着“特供”。
真不知老鬼即马波的父母杨沫夫妇地下有知，是否也会坚决反对这种等级制，因为正是这种严格的等级制把他们夫妇的骨灰盒分别放在不同等级的地方，让他们死后也难以“相聚”。
曾看到有篇文章讲述1970年11月去世的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将军，人们遵照其生前遗言，把他葬在二十岁夭折的女儿身边。文中有段话是这么描述的：“父女二人的遗体，在这教堂的坟场上，真正是只占了一席之地，而且是在角落里。墓前一个花瓶，插着杂色的花朵，大概是从本村中采撷来的。那白色稍带灰色的墓石，是最普通的石头，多半是用来镶马路边的。就在这小小坟场中，有好几个墓是大理石砌的。比将军父女之墓，讲究多了。”
这与我们的各级官员尤其是高官们的等级制相比，是何等鲜明。
其实，不仅在安放骨灰盒时讲究等级，就连尸体火化时也要按等级在不同的火化炉中火化。据官网中国新闻网一篇有关八宝山的“前世今生”的报道：1984年，国家民政部从日本东京博善株式会社进口了两台日本产的火化炉，一台放在东北沈阳，一台安装在八宝山。日本火化炉的优点是有预备室及装饰门，外形美观，还有再燃烧装置，可消除烟尘，做到无烟、无味和无公害。这台日本火化炉是专为这个国家部级和军级以上领导干部去世后遗体火化而准备的。日本炉投入使用后，原82B仿捷克炉就退出了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遗体火化的专炉行列，改由日本炉专司此职。
活着时做官，与自己的百姓离心离德，退下来后，大多数官员也不会生活在人民群众中，到了死后火化，也还是不肯“与人民为伍”。可就是这样的官员，生前却口口声声说他们是“为人民服务”，因而也总是代表人民。
说到这里，又联想到“大老虎”徐才厚，其原本是中共军委副主席，如果不是成了“大老虎”，此人死后自当要享受在日本火化炉火化的待遇。然而一犯事，估计他的尸体也就要推到火化人民的火化炉中了。如此说来，这个国家的人民真可怜，凡不想要的“残渣余孽”，凡被宣布为十恶不赦的家伙，都会推给人民，人民是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一个官员，不论其生前作恶多端，还是说对人民犯下滔天大罪，即使腐败到“大老虎”程度，也还是有资格发配到人民中，做人民的一分子。有时忽发奇想，能不能给腐败分子专设一火化炉？不然，凭什么要把死去的“大老虎”往普通民众的火化炉中推？难道同一个人，一成“大老虎”，那尸体也 跟着发生了“质变”？不然，为何不让其享受原本应该享受的待遇？
最后还想补两句的是：高瑜在微博中还告诉人们，离所谓的“革命公墓”只有一公里的西北处是“人民公墓”，那里是不讲等级的，因此也没有警察把守，且终日开放，人们可以自由进出。如果说先前的“革命”真的是为了人民，那为什么一到清明节，就让人民看到这种“‘人民’VS‘革命’”的巨大反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