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9日，中国股市在数周大涨之后出现第一个暴跌，上证指数收市下跌将近164点，跌幅5.43%。（An xin / Imaginechina）
“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色”，就是政治领导人（包括中央的和地方的）对短期增长的影响力远超所有重要国家。因此，不少西方领导人谈到中国经济的时候，经常难以掩饰他们的嫉妒之情。当然，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也不是无限的，更不是没有代价的。
在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的时候，普遍的预期是，明年的增长目标会进一步下调到7%。由此引出的问题就是，下调增长目标，主要是客观经济因素所迫，还是也包含了相当的政治考虑？我倾向于认为，政治因素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因此，我预计明年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远低于目标的可能性很大。换句话说，如果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包括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不会像往年那样尽力去实现增长目标。
这固然是因为大家都认识到维持高速增长的经济代价越来越大，但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利己盘算。
在地方层面，尤其是在省一级，习近平大力反腐带来的一个政治后果，就是高级领导人对他极为不满。这种不满不仅严重挫伤了地方政府抓经济的士气，以至于不少高官愿意看到局面恶化，看到危机爆发，因为这样就有可能减少中央反腐的压力，增加自己蒙混过关的机会。
在中央层面，李克强对地方官员的不作为或”懒政”已多次表示强烈不满，这不仅验证了上述逻辑的存在，而且表明，他很怕看到中国经济在他任期内出现大滑坡，大减速。因为果真如此，身为总理的他，很难不为经济出问题背黑锅。习近平的算盘就不同了，因为他知道，既然经济危机迟早会爆发，那么，对他来说，早爆发好过晚爆发，尤其是没有必要人为推迟经济危机的爆发。
为什么呢？我认为有这样两个主要理由：一，借助危机爆发，习可以清除那些腐败的和政治上不可靠的地方领导，选拔忠于自己的人材取而代之。二，借助危机找到改革出路。很显然，这两个问题越早解决，对习近平政治上越有利。理解这一点的关键在于，习近平知道经济危机绕不过去，知道他接手的高官队伍基本上是要换的。
应该说，反腐越深入，只能越强化习近平的这个判断。反腐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能力强的高官几乎没有不贪的。周永康就是一个典型。从公开的报道不难看到，周永康的工作一路得到下级好评。在高官人人皆贪的大背景下，期待这些高官能够搞好经济和经济改革，是不现实的。习近平应该懂得这一点，这是他宁可让经济危机早爆发，也不愿意稳增长的根本原因。因为无论从经济上看还是从政治上看，稳增长都是靠不住的策略。
也就是说，只有李克强的政治利益更倾向于稳增长，而腐败的高官和他们的死敌习近平都更倾向于借危机来找生路。我认为这个政治逻辑将对明年的经济形势发生相当大的影响。
那么，习近平就不怕经济危机失控，中国经济崩盘吗？我认为两年来习近平在外交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认知，就是他发现全球经济形势对稳定中国经济非常有利。换句话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主要的地缘政治对手美国和日本，都不愿意看到中国经济崩盘，因为此时中国经济崩盘对他们并没有好处，只有坏处，这和俄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习近平此时可以采取更激进的策略来推动经济改革，调整中国经济的结构。过于保守反而会错过改革和调整的良机。
普遍需求疲软的世界经济，对于大量依赖进口资源的中国经济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中国可以多印钞票来支持更激进的改革和结构调整。这也是人民币加速国际化的一个政治背景，也是习近平最近缓和了与美国和日本关系的一个重要背景。
总之，习近平有很好的”国运”来推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习近平看到了这一点，因此，2015年，习近平很可能因选择比较激进的改革措施而导致经济大减速或某种程度的失稳。
至于习近平的改革能否成功，则是另一个问题。国际环境前所未有地对中国内部变革有利，并不等于习近平就一定成功。不过，习近平的失败未必意味著中国变革的失败，而中国的变革若失败，则绝不会仅仅是习近平一人的问题。因此，2015年，习近平很可能借中国经济危机，启动一个重要的变革时代，这意味著他将面临巨大挑战，这也意味著对中国精英变革能力的集体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