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這個國家，它不會讓你瞭解過去，因為它本來就生於不義。這個國家，它不會讓你看到真相，因為它到處充滿了罪惡。這個國家，它不需要你學會思考，因為謊言已代替了真理。這個國家，它不要求你道德如何，因為人的良知會激發起正義。這個國家，它不允許你了解世界，因為愚昧才有利於統治。
————網友
近年來有無數書本和文章都預測，中國幾乎可以確定會崛起成為全球霸權。然而，《跛腳的巨人：中國即將爆發的危機》的作者譚寶信（Timothy Beardson）卻明確反對這個廣被接受的假設。譚寶信從過去三十多年一直在亞洲生活和工作，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即創立克羅斯比金融控股公司，當時是遠東最大的獨立投資銀行；一九八九年成為第一家中國授予執照的外商投資銀行。此後，他進入學界，成為中國問題的權威學者。他在這本書中揭露了現今中國面對的難以數計的挑戰，以及當局錯誤的因應方式。針對這些挑戰提出大膽的政策處方，並解釋為何中國不可能取代美國成為下一個超級強權。
在這本出版後即名列倫敦《泰晤士報》「每週暢銷書」排行榜，譚寶信將中國當下的情勢如數家珍、一一道來：無可阻擋的人口結構前景造成的勞力短缺、人口老化、極端的兩性人口差距，甚至人口減少。此外，中國面對社會不穩定、環境遭破壞、普遍的低科技經濟且缺乏創新、缺少有效的福利安全網、僵化的治理結構、激進的伊斯蘭教派潛伏在邊境等威脅。他不像章家敦那樣輕率地斷定中國即將崩潰，卻篤定地指出：雖然中國能夠、且會進一步壯大，但它不會取代美國成為超級強權——至少在這個世紀不會。
中國從來不是世界級的強權，也不熱愛和平
習近平執政以來，“中國夢”一路凱歌高奏。習近平傾向於向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尋求治國靈感，“漢唐盛世”是他可以效仿的樣板。習近平仿效毛澤東當年召集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在北京召開了一場文藝座談會，應邀出席的七十二位代表被网民戲稱為“七十二賢人”。畫家范曾是其中之一。因深感龍恩浩蕩，范曾在北大中國畫法研究院召開“學習‘習近平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研討會”，並且限韻作詩為賀。九位教授的詩作，五人用詞非皇即聖，范曾詩中有“皇圖八萬、龍吟昊宇、鳳擇高枝”之語，邵盈午詩雲“鼎革親傳列聖意”，萬俊人詩雲“金秋帝廟正高陽、一代天驕成大夢”，朱彥民詩雲“躬逢赤縣遵皇則”，周建忠詩雲“中興可待承明主”。五四運動的搖籃北京大學上演了一齣張勛復辟式的鬧劇。
從這些詩句中發現，似乎“習氏中興”、“習氏復興”呼之欲出。然而，面對躊躇滿志的習近平和中共政權，譚寶信澆了兩大盆冷水：其一，他指出，中國從來不是跨大陸的、世界級的強權，即便是其國力最強盛的漢代、唐代和清代前期，其影響力亦只是局限於東亞大陸而已。其二，他強調，中國從來不是一個自我誇耀的“熱愛和平”的國家，中國跟俄羅斯一樣，把永無休止地擴張當作最大的喜好，直到擴張超過自己所能承受的極限而走向崩潰，這種擴張不會自動停止。
中國一向以世界中心自居，仿佛除了自己之外，其餘國家都是不毛之地、蠻夷之地。而譚寶信偏偏說中國從來不是世界級的強權，這未免太傷害中國人的自尊心。但譚寶信的論點有若干論據支撐。就地域而言，中國的世界影響力向來有限，它的軍隊從未越過里海東岸，在最盛時期最多不過是一個極大的區域強權。所以，“羅馬和大英帝國是跨大陸強權，而中國不是。”就文化和價值的滲透力，也就是所謂的“軟實力”而言，中國文化影響的範疇，始終沒有超越日本、韓國、越南等週邊的少數國家。今天中國以文化大國自居，但使用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人數，卻只有不到兩千萬人，少於英語、法語、俄語、葡萄牙語和阿拉伯語。而真正的世界級的強權，意味着它使用的語言可供其他人學習，以便分享文化、記述或社會權力。譚寶信通過多組數據的分析和比較，戳穿了中國官方公佈的二零一零年學習中文的外國人高達一億的謊言——這是一個跟大躍進中畝產萬斤相似的肥皂泡。
中國自古就標榜“不戰而屈人之兵”，共產黨政權更是自欺欺人地宣佈“和平崛起”，但是，譚寶信引用哈佛大學歷史學家江憶恩的研究成果指出，中國在一九一一年之前的三千年間，總共打了三千七百九十場內外戰爭；而在中共建政後直到一九八五年，中國涉入十一場外交政策爭議，並在其中八場訴諸暴力解決，中國對暴力的使用堪稱“高強度”。近二十年來雖然稍有收斂，但習近平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又引起週邊國家普遍的疑慮，尤其是對台灣展示出的赤裸裸的敵意，讓譚寶信不禁仗義執言：“看到一個小小的民主地區被世界最大的非民主國家以軍事壓碎（或者嚇到屈服），就足以說服許多人相信中國對世界是一個禍害，完全不尊重人的自決。”
清末大難臨頭的氣氛已然四處瀰漫
譚寶信敏銳地捕捉到，當下的中國在表面上熱油鼎沸、車水馬龍，骨子裡卻已經停滯不前。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一旦停滯的態勢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就會啓動。譚寶信評論說：“即使在威脅可以去除的地方，也缺少採取行動的活力和意願。法律已經通過，但未落實執行；問題已經發現，但沒有解決；有些問題沒有人關注。改革和嚴肅的政策制訂似乎與特權機器相衝突。”就連曾經做過習近平老師的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也大聲疾呼，如果要搶救中國這個早已病入膏肓的病人，時間已經所剩無幾了。孫立平估計歷史留給習近平的時間，與譚寶信的評估不謀而合：最多十年。但是，當權者“似乎以世紀為單位思考，而實際上他們必須以年來計畫”。用一句不雅的中國俗語來說，這簡直是“皇帝不急太監急”，因為每一盤棋局總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中國的執政者信心滿滿，毛時代憧憬的超英趕美似乎倚馬可待。譚寶信卻在書中指出，不要高興得太早了，“中國今日面對的主要挑戰十分嚴重，包括環境、福利、人口、就業、邊境、資源、科學和穩定——各種經常重疊的因素”。作為一名銀行家和投資家，譚寶信的每一個論點背後，都引用大量的、來自不同渠道的數據和材料來支撐。僅以環境惡化和生態浩劫而言，中國的環境在過去數十年間已遭到嚴重破壞，且迄今未見明顯改善的跡象。二零一四年的一份中國國家報告指出，中國五分之一的農地遭到鎳、鉛、鎘、汞和砷的汙染已達危險水準。其他報告也揭露，落後的農耕方法導致水汙染惡化。
在國內安全領域，“當局維持龐大的情報和安全機構以壓抑異議，不僅虛耗金錢，更重要的是讓國家難以與人民進行任何道德價值的討論。”雖然執掌政法大權近十年的周永康垮臺了，但他依托的那套維穩機制如同一台沒有人敢拔掉其電源的絞肉機，仍然在高速運作。維穩體系耗費了超過兩成的財政收入，更製造了來自四面八方的“敵人”，如同梁啓超在清末的時候對局勢所作出的評估：“大小官僚以萬數計，夙暮孳孳，他無所事，而惟以製造革命黨為事。”最明顯不過的一個例證是：當香港佔領中環運動興起之後，習近平不敢直接針對運動本身作出論斷，卻命令安全系統大肆抓捕國內支持香港佔中運動的民間人士，短短一個月之間便有數百人被捕——有的人僅僅是在個人博客中發表一張在家中舉起雨傘的照片而已。可見，習近平內心的恐懼已經到了草木皆兵、風聲鶴唳的地步，自詡“三個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的他，哪裡有絲毫的自信可言？
中國又走到了清末那種大廈將傾、無力回天、改革已死、革命潮起的境況之中。譚寶信感嘆說：“中國今日一些問題的急迫性、那種火車即將出軌的感覺，類似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清朝即將大難臨頭的氣氛。”高官顯貴們紛紛將家人和財產轉移到西方國家，政治局中的“老男人們”大都成了“八國聯軍”的爸爸，然後再自欺欺人地去教育那些“不願做奴隸的人民”如何“熱愛偉大的祖國”。
一個縮小的中國，是福非禍
當愛國主義成為中共政權最後一支強心針時，當政者往往通過對外擴張來轉移國內矛盾，這就是習近平為何在週邊挑起釣魚島、東海、南海爭端的原因。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對於近代以來掠奪中國上百萬平方公里領土的俄國，習近平卻畢恭畢敬、不敢說半個不字，甚至不惜用夫人外交去拉攏俄國總統普亭。可見，中共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是一種假冒偽劣產品。
對於以《環球時報》為代表的法西斯式的民族主義，對於中國人對領土擴張的迷戀，譚寶信開出的藥方是：“中國如果片面放棄西藏、內蒙和新疆，甚至一部分的甘肅、青海和四川，很可能在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上反而變得更強大。”從現實主義角度考量，如果當地人基本上想出走，為了阻止他們而耗費龐大的財務、政治、外交和社會成本可能不值得。而學界的研究指出，“大規模的種族多樣性會削弱經濟成長”。對中國來說，龐大的安全支出是一項沉重負擔，阻礙其他更有利的選項。
一九九一年蘇聯的瓦解，被中共視為一場悲劇，以及防微杜漸的前車之鑑。習近平論及蘇聯共產黨政權崩潰之時，色厲內荏地痛斥戈巴契夫的“叛變”，並反問說，不知為何“竟無一人是男兒”——偌大的帝國之類，居然沒有一個人挺身而出捍衛黨和黨的領袖？殊不知，蘇聯的崩潰，不是因為戈巴契夫輕率地啓動政治改革，而是戈巴契夫始終不肯放棄帝國遺產，如果他早幾年放手讓那些本來就是巧取豪奪而來的、其實已經離心離德的邊疆國家以公投決定去留，那麽蘇聯的民族問題不至於演變成內部改革的心腹之患。
如果今天的中國要從昔日的蘇聯吸取經驗教訓，就要明白“強扭的瓜不甜”這個再淺顯不過的道理，以收縮的方式重建國家認同，正如譚寶信建議的那樣：“如果是一個漢族國家，有著更協調一致的自我、價值和目標的觀點，它可能更富裕、更強大、更穩定、更受尊敬、更現代和更安全快樂。……中國可以回到明朝的邊界，而不堅持擁有多種族清帝國的大多數領土。西藏高原的水源和新疆的礦產及能源會有許多爭議，不過，協議可以達成。只要有那些能讓社群滿意生活的地區，省的劃分沒有必要完全依照既定的疆域。”二戰之後英國從全球殖民地撤退，從輝煌的“日不落帝國”變成一個歐洲中等強國，對於普通國民來說，儘管經歷了一段心理落差的時期，可他們很快發現這樣的國家形態更能讓自己安居樂業——再也不用派遣子弟兵四處爭戰乃至拋屍異鄉了。“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對外擴張所成就的不過是少數獨裁者的慾望和野心而已。如今，中國需要的不是胡吃海喝，化身為歌利亞那樣的巨人，而是竭力減肥，瘦身之後方能去除“三高”，恢復健康。
如果中共執政者拒不接受這樣的忠告，仍然採取對內鎮壓和對外擴張齊頭並進的政策，那麽，這將是一條“不到黃河心不死”的不歸之路。無論維穩經費如何節節攀升，中共政權永遠無法達成穩定的目標，正如譚寶信指出那樣：“如果花錢在日增的國際軍事擴張，並建立更大的國內安全機構以管理不穩定，以致無法完全實施社會計畫，將會產生惡性循環，因為脆弱的社會福利將引發進一步的不穩定。”那一天，為時不久。
————網友
近年來有無數書本和文章都預測，中國幾乎可以確定會崛起成為全球霸權。然而，《跛腳的巨人：中國即將爆發的危機》的作者譚寶信（Timothy Beardson）卻明確反對這個廣被接受的假設。譚寶信從過去三十多年一直在亞洲生活和工作，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即創立克羅斯比金融控股公司，當時是遠東最大的獨立投資銀行；一九八九年成為第一家中國授予執照的外商投資銀行。此後，他進入學界，成為中國問題的權威學者。他在這本書中揭露了現今中國面對的難以數計的挑戰，以及當局錯誤的因應方式。針對這些挑戰提出大膽的政策處方，並解釋為何中國不可能取代美國成為下一個超級強權。
在這本出版後即名列倫敦《泰晤士報》「每週暢銷書」排行榜，譚寶信將中國當下的情勢如數家珍、一一道來：無可阻擋的人口結構前景造成的勞力短缺、人口老化、極端的兩性人口差距，甚至人口減少。此外，中國面對社會不穩定、環境遭破壞、普遍的低科技經濟且缺乏創新、缺少有效的福利安全網、僵化的治理結構、激進的伊斯蘭教派潛伏在邊境等威脅。他不像章家敦那樣輕率地斷定中國即將崩潰，卻篤定地指出：雖然中國能夠、且會進一步壯大，但它不會取代美國成為超級強權——至少在這個世紀不會。
中國從來不是世界級的強權，也不熱愛和平
習近平執政以來，“中國夢”一路凱歌高奏。習近平傾向於向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尋求治國靈感，“漢唐盛世”是他可以效仿的樣板。習近平仿效毛澤東當年召集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在北京召開了一場文藝座談會，應邀出席的七十二位代表被网民戲稱為“七十二賢人”。畫家范曾是其中之一。因深感龍恩浩蕩，范曾在北大中國畫法研究院召開“學習‘習近平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研討會”，並且限韻作詩為賀。九位教授的詩作，五人用詞非皇即聖，范曾詩中有“皇圖八萬、龍吟昊宇、鳳擇高枝”之語，邵盈午詩雲“鼎革親傳列聖意”，萬俊人詩雲“金秋帝廟正高陽、一代天驕成大夢”，朱彥民詩雲“躬逢赤縣遵皇則”，周建忠詩雲“中興可待承明主”。五四運動的搖籃北京大學上演了一齣張勛復辟式的鬧劇。
從這些詩句中發現，似乎“習氏中興”、“習氏復興”呼之欲出。然而，面對躊躇滿志的習近平和中共政權，譚寶信澆了兩大盆冷水：其一，他指出，中國從來不是跨大陸的、世界級的強權，即便是其國力最強盛的漢代、唐代和清代前期，其影響力亦只是局限於東亞大陸而已。其二，他強調，中國從來不是一個自我誇耀的“熱愛和平”的國家，中國跟俄羅斯一樣，把永無休止地擴張當作最大的喜好，直到擴張超過自己所能承受的極限而走向崩潰，這種擴張不會自動停止。
中國一向以世界中心自居，仿佛除了自己之外，其餘國家都是不毛之地、蠻夷之地。而譚寶信偏偏說中國從來不是世界級的強權，這未免太傷害中國人的自尊心。但譚寶信的論點有若干論據支撐。就地域而言，中國的世界影響力向來有限，它的軍隊從未越過里海東岸，在最盛時期最多不過是一個極大的區域強權。所以，“羅馬和大英帝國是跨大陸強權，而中國不是。”就文化和價值的滲透力，也就是所謂的“軟實力”而言，中國文化影響的範疇，始終沒有超越日本、韓國、越南等週邊的少數國家。今天中國以文化大國自居，但使用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人數，卻只有不到兩千萬人，少於英語、法語、俄語、葡萄牙語和阿拉伯語。而真正的世界級的強權，意味着它使用的語言可供其他人學習，以便分享文化、記述或社會權力。譚寶信通過多組數據的分析和比較，戳穿了中國官方公佈的二零一零年學習中文的外國人高達一億的謊言——這是一個跟大躍進中畝產萬斤相似的肥皂泡。
中國自古就標榜“不戰而屈人之兵”，共產黨政權更是自欺欺人地宣佈“和平崛起”，但是，譚寶信引用哈佛大學歷史學家江憶恩的研究成果指出，中國在一九一一年之前的三千年間，總共打了三千七百九十場內外戰爭；而在中共建政後直到一九八五年，中國涉入十一場外交政策爭議，並在其中八場訴諸暴力解決，中國對暴力的使用堪稱“高強度”。近二十年來雖然稍有收斂，但習近平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又引起週邊國家普遍的疑慮，尤其是對台灣展示出的赤裸裸的敵意，讓譚寶信不禁仗義執言：“看到一個小小的民主地區被世界最大的非民主國家以軍事壓碎（或者嚇到屈服），就足以說服許多人相信中國對世界是一個禍害，完全不尊重人的自決。”
清末大難臨頭的氣氛已然四處瀰漫
譚寶信敏銳地捕捉到，當下的中國在表面上熱油鼎沸、車水馬龍，骨子裡卻已經停滯不前。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一旦停滯的態勢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就會啓動。譚寶信評論說：“即使在威脅可以去除的地方，也缺少採取行動的活力和意願。法律已經通過，但未落實執行；問題已經發現，但沒有解決；有些問題沒有人關注。改革和嚴肅的政策制訂似乎與特權機器相衝突。”就連曾經做過習近平老師的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也大聲疾呼，如果要搶救中國這個早已病入膏肓的病人，時間已經所剩無幾了。孫立平估計歷史留給習近平的時間，與譚寶信的評估不謀而合：最多十年。但是，當權者“似乎以世紀為單位思考，而實際上他們必須以年來計畫”。用一句不雅的中國俗語來說，這簡直是“皇帝不急太監急”，因為每一盤棋局總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中國的執政者信心滿滿，毛時代憧憬的超英趕美似乎倚馬可待。譚寶信卻在書中指出，不要高興得太早了，“中國今日面對的主要挑戰十分嚴重，包括環境、福利、人口、就業、邊境、資源、科學和穩定——各種經常重疊的因素”。作為一名銀行家和投資家，譚寶信的每一個論點背後，都引用大量的、來自不同渠道的數據和材料來支撐。僅以環境惡化和生態浩劫而言，中國的環境在過去數十年間已遭到嚴重破壞，且迄今未見明顯改善的跡象。二零一四年的一份中國國家報告指出，中國五分之一的農地遭到鎳、鉛、鎘、汞和砷的汙染已達危險水準。其他報告也揭露，落後的農耕方法導致水汙染惡化。
在國內安全領域，“當局維持龐大的情報和安全機構以壓抑異議，不僅虛耗金錢，更重要的是讓國家難以與人民進行任何道德價值的討論。”雖然執掌政法大權近十年的周永康垮臺了，但他依托的那套維穩機制如同一台沒有人敢拔掉其電源的絞肉機，仍然在高速運作。維穩體系耗費了超過兩成的財政收入，更製造了來自四面八方的“敵人”，如同梁啓超在清末的時候對局勢所作出的評估：“大小官僚以萬數計，夙暮孳孳，他無所事，而惟以製造革命黨為事。”最明顯不過的一個例證是：當香港佔領中環運動興起之後，習近平不敢直接針對運動本身作出論斷，卻命令安全系統大肆抓捕國內支持香港佔中運動的民間人士，短短一個月之間便有數百人被捕——有的人僅僅是在個人博客中發表一張在家中舉起雨傘的照片而已。可見，習近平內心的恐懼已經到了草木皆兵、風聲鶴唳的地步，自詡“三個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的他，哪裡有絲毫的自信可言？
中國又走到了清末那種大廈將傾、無力回天、改革已死、革命潮起的境況之中。譚寶信感嘆說：“中國今日一些問題的急迫性、那種火車即將出軌的感覺，類似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清朝即將大難臨頭的氣氛。”高官顯貴們紛紛將家人和財產轉移到西方國家，政治局中的“老男人們”大都成了“八國聯軍”的爸爸，然後再自欺欺人地去教育那些“不願做奴隸的人民”如何“熱愛偉大的祖國”。
一個縮小的中國，是福非禍
當愛國主義成為中共政權最後一支強心針時，當政者往往通過對外擴張來轉移國內矛盾，這就是習近平為何在週邊挑起釣魚島、東海、南海爭端的原因。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對於近代以來掠奪中國上百萬平方公里領土的俄國，習近平卻畢恭畢敬、不敢說半個不字，甚至不惜用夫人外交去拉攏俄國總統普亭。可見，中共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是一種假冒偽劣產品。
對於以《環球時報》為代表的法西斯式的民族主義，對於中國人對領土擴張的迷戀，譚寶信開出的藥方是：“中國如果片面放棄西藏、內蒙和新疆，甚至一部分的甘肅、青海和四川，很可能在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上反而變得更強大。”從現實主義角度考量，如果當地人基本上想出走，為了阻止他們而耗費龐大的財務、政治、外交和社會成本可能不值得。而學界的研究指出，“大規模的種族多樣性會削弱經濟成長”。對中國來說，龐大的安全支出是一項沉重負擔，阻礙其他更有利的選項。
一九九一年蘇聯的瓦解，被中共視為一場悲劇，以及防微杜漸的前車之鑑。習近平論及蘇聯共產黨政權崩潰之時，色厲內荏地痛斥戈巴契夫的“叛變”，並反問說，不知為何“竟無一人是男兒”——偌大的帝國之類，居然沒有一個人挺身而出捍衛黨和黨的領袖？殊不知，蘇聯的崩潰，不是因為戈巴契夫輕率地啓動政治改革，而是戈巴契夫始終不肯放棄帝國遺產，如果他早幾年放手讓那些本來就是巧取豪奪而來的、其實已經離心離德的邊疆國家以公投決定去留，那麽蘇聯的民族問題不至於演變成內部改革的心腹之患。
如果今天的中國要從昔日的蘇聯吸取經驗教訓，就要明白“強扭的瓜不甜”這個再淺顯不過的道理，以收縮的方式重建國家認同，正如譚寶信建議的那樣：“如果是一個漢族國家，有著更協調一致的自我、價值和目標的觀點，它可能更富裕、更強大、更穩定、更受尊敬、更現代和更安全快樂。……中國可以回到明朝的邊界，而不堅持擁有多種族清帝國的大多數領土。西藏高原的水源和新疆的礦產及能源會有許多爭議，不過，協議可以達成。只要有那些能讓社群滿意生活的地區，省的劃分沒有必要完全依照既定的疆域。”二戰之後英國從全球殖民地撤退，從輝煌的“日不落帝國”變成一個歐洲中等強國，對於普通國民來說，儘管經歷了一段心理落差的時期，可他們很快發現這樣的國家形態更能讓自己安居樂業——再也不用派遣子弟兵四處爭戰乃至拋屍異鄉了。“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對外擴張所成就的不過是少數獨裁者的慾望和野心而已。如今，中國需要的不是胡吃海喝，化身為歌利亞那樣的巨人，而是竭力減肥，瘦身之後方能去除“三高”，恢復健康。
如果中共執政者拒不接受這樣的忠告，仍然採取對內鎮壓和對外擴張齊頭並進的政策，那麽，這將是一條“不到黃河心不死”的不歸之路。無論維穩經費如何節節攀升，中共政權永遠無法達成穩定的目標，正如譚寶信指出那樣：“如果花錢在日增的國際軍事擴張，並建立更大的國內安全機構以管理不穩定，以致無法完全實施社會計畫，將會產生惡性循環，因為脆弱的社會福利將引發進一步的不穩定。”那一天，為時不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