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计划在党内职位不高，但很大程度上操纵着中共最高权力中枢。
令计划倒台了，论党内职位，在近年来倒台的四名副国级领导人中只能排到第三，在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之前，但在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委员薄熙来之后。不过若论舆论与社会冲击力，丝毫不亚于周、薄倒台，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能有过之而无不之。
原因在于，在令计划被宣布落马当晚，网络媒体上各种内幕就曝光了。媒体对周永康的关系网挖掘得力度大、时间久，但至今主要还是经济方面，就算是他的几大秘书被抓，其中的政治秘辛也藏而未露。薄熙来的倒台更富戏剧性，但媒体并没有挖到多少料。而令计划作为中南海的“大内总管”在北京西山组织“西山会”，将山西老乡组织起来，形成中共党内一股势力，绝对是我们观察中共政治、组织人事、权钱交易等实务的一个典型案例。
令计划在党内职位不高，仅仅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但他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中共最高权力中枢，从某种意义上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胡锦涛不过是他手里的提线森木偶。令计划对中共权力的腐蚀，使我们看到党腐败程度之深、面积之广。有个成语说“洪洞县里无好人”，说的是山西，我们看看中共党内，真正的好人还有多少？
寓言家黄瑞云讲了这么一个寓言：花园的池沼上有个木结构的水亭，幽雅别致，后来里面生了蛀虫。蛀虫们蛀空水亭的柱子、横梁、檐角等，在里面悠哉游哉，自得其乐。等到木头的表皮被蛀穿，蛀虫们害怕了，如果水亭一旦倒塌，它们也都会遭到灭顶之灾。于是蛀虫们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大家激昂慷慨，发表了许多非常正确的意见，提出了非常正确的议案，宣言全面停止蛀蚀。最后全体一致通过了决议。
现在中共反腐，目的是“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形式是内部反腐、自我反腐，相当于水亭上的蛀虫们开会通过决议，而且行动起来了。蛀虫是受本能驱使的，党内腐败分子也是受私利驱策。反腐是公共理性，腐败源自个体理性，中共领导干部受困于囚徒困境，每个人都想实现私人利益最大化，这就决定了腐败不会因为水亭倒塌的前景而收手。
反腐，包括“有腐必反”的反腐，能否制止腐败，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蛀虫停止蛀蚀，水亭就不会倒塌。但如果蛀虫能够停止蛀蚀，蛀虫就不是蛀虫了，它停不下来。人不是蛀虫，共产党员不是蛀虫，这给了中共领导干部有停止腐败的可能，水亭有了不倒的机会。为此目的，必须实行用药物实施彻底的灭虫，或者用油漆等密封材料将水亭的梁柱等严严实实地密封起来，让蛀虫窒息而死。不能先让蛀虫蛀蚀了水亭，于水亭将倒或既倒之际再来捉虫，这是很浅显的道理。
但中共的反腐只有一种办法，就是让中纪委来“腐后反腐”，等于先让蛀虫在水亭梁柱里蛀蚀，等到水亭败相已露，再来捉虫，绝对是为时已晚。给官员以巨大权力，让他为所欲为，人民作为主人永远处于旁观地位，官员自然要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把已经腐相败露的官员统统抓起来，腐败就会绝迹么？不会。腐败绝迹之日，只能是水亭倒塌、蛀虫自我毁灭之时。
在黄瑞云寓言中，蛀虫的心态这样的：每一条蛀虫都称赞这是一个很好的决议。不过每一条蛀虫都想，这么大一个水亭，自己蛀那么一点，关系是不大的。它们都这么想，也都这么干，对水亭的蛀蚀一点也没有减少。
顺理成章，水亭上蛀虫的反蛀会议不断地召开，停蛀的呼声更为激烈，决议的措词也更为严厉而迫切。但情况依然如故，每条蛀虫回去照例蛀各自的一点点。
最后，水亭终于倒塌了，淹没了，蛀虫们的会议也到此收场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那个掘墓人就是无产阶级。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自己才是自己的掘墓人。道理是一样的：水亭上的蛀虫是自己的掘墓人，它们的自我毁灭成了反虫的终极武器。换了别人是不行的，实际上别人没有给资本主义和蛀虫掘墓的机会。
推而论之，如果中国大陆没有政治体制改革，这种非民主体制将通过把腐败推向极端，而致体制崩溃。这当然可以达到反腐的目的，但也注定了只能是自我毁灭。体制本身就是体制的掘墓人，这是一种社会辩证法，在这个“辩证”过程中，人民将成为历史和国家的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