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踩踏事件发生后，媒体呼吁政府加强公共安全意识。时评人长平认为，警力不足并非真正的原因。
（德国之声中文网）至少36个年轻的生命在上海外滩跨年活动中未能跨进新年，这一踩踏事件给了中国新年沉重一击。从目前的舆论看来，它将痛击这个国家公共安全意识本来醒着的方面，但是无法唤醒那些长期沉睡的问题。
几乎所有反思都沉痛地呼吁加强公共安全意识。这样的呼吁当然无比正确，但很有可能是一句空话。中国政府向来轻视个体生命，但是出于对”出乱子”的极度恐惧，对于大型人群聚集的安全防范意识未必薄弱。从媒体报道中可知，此前三年外滩连续组织跨年灯光秀，每年都严密布控，限制交通和人流。不用说每年”六四”纪念日的天安门广场，只要经历过北京地铁防恐安检的人，大概都不会小看中国当局的”公共安全意识”。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外滩事件看，上千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的功能失灵，甚至成为拥堵的因素。”
公共安全意识到底是指什么？悲剧发生时，外滩警力不足是媒体批评的一个焦点。对每一个可能出事的场合，无论是否组织活动，都无限量地增派警力，当然可能防患于未然。显然，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从外滩事件看，上千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的功能失灵，甚至成为拥堵的因素，有人高喊”警察叔叔不要挤了”，还有人对警察的无能幸灾乐祸，挑衅说”你来抓我啊”。
事先规划、设置了往来通道，避免上下人流对冲，比增派警力、管制交通更加有效，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这些简单的措施，为什么高度重视社会秩序的中国政府就没有想到呢？这就涉及到对公共安全意识的不同理解：一种是以大量武力作后盾，把人群中的相当多数当视作假想敌，防止他们捣乱；一种是基于对个体生命和权利的尊重，为人们提供公共服务。无限增派警力，加上无数动员起来的红袖章老太太，前者也能起到加强公共安全的作用，但是很难日常化。后者则在设计公共空间、组织公共活动时，就须将公共安全指标纳入其中。
自损形象的中国警察
警察不受尊重、没有权威也是一个明显的问题。有人将之归咎于公民意识的缺失。事实上，关系是一种建构。如果警察在大多数公共活动中是带着敌意防止捣乱，如果在网络上批评政府就会有警察上门，那么这个行业就很难取得公众的信赖。香港警察向来以服务亲民著称，但是他们在雨伞运动中的作为也自损形象。正如网络流传的那样：以前上街放心，因为有警察；如今上街害怕，因为有警察。
“香港警察向来以服务亲民著称，但是他们在雨伞运动中的作为也自损形象。”
借此机会，《环球时报》发表社评，呼吁公众支持政府增加安全预算，扩充警力。上述关系不理顺，每一次安全事故都成为政府加强社会管制、剥夺民众自由的理由。再说，当一个朋友间的饭局都有可能冲进十几个警察，当一个政治犯的家人都要派人常年监控，当发表几条微博言论都会被拘捕并动用大量警察罗织罪名的时候，很难让人相信警力不足这类说法。
民间自治能力从何而来？
就算警察遍地，也不可能看住大型公共活动中的每一个环节。于是民众素质再一次成为话题。一些发达国家民众临危不乱、坚守秩序的情景，一再被用来证明中国民众素质低劣，容易恐慌、盲从、自私及无知。民间社会的自治能力，的确是公共安全及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一个对民间NGO严防死守、将任何自发的街头集会都视为犯罪的国家，民间自治能力从何而来，公民的自我管理经验怎样获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