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會來傳播恐懼。
他們會來閹割太陽。
——瑪雅預言
《我的土地，我的人民》是達賴喇嘛的第一本自傳，寫作這本書時他只有二十多歲，剛剛逃離硝煙瀰漫、血肉橫飛的家園。一方面，他必須為遭到中國殘暴侵略和殖民統治的六百萬同胞，在國際社會發出強有力的呼喊；另一方面，他必須照顧追隨他的近十萬名流亡藏人，讓他們在異國他鄉找到一處安身立命之地。在這本書中，達賴喇嘛將藏人遇到的災難，中國人的欺詐和殺戮，用超乎尋常的冷靜、客觀，忠實記錄，呈現在世人面前。即便在描述那些最黑暗的場景時，他的心中仍然沒有仇恨和憤怒，他相信西藏人民的勇氣，以及人類心中存在的對真理和正義的愛，必將把自由帶給雪域高原。
這本書的中文版遲到了近半個世紀才在台灣問世——其中文簡體字版在中國的出版，仍然遙遙無期。可以猜測，閱讀過這本書的中國人不會太多，而沒有閱讀過這本書，也就無法全面瞭解西藏問題的來龍去脈。在序言中，達賴喇嘛如此概括本書的主要內容：“我從個人角度來描述我們在西藏的生活，以及終結了我們生活方式的一系列悲慘事件。”半個多世紀以後，達賴喇嘛仍然走在流亡之路上，西藏人的苦難仍然看不見盡頭。經濟飛速發展的中國，不僅在西藏實行政治殖民，而且加快了經濟殖民的步伐，西藏的傳統文化和宗教信仰遭到滅頂之災，資源和環境也遭到毀滅性的破壞。任何良知尚存的人，都不能無視達賴喇嘛在書中發出的呼籲：“我們唯一的願望是安安靜靜地過自己的日子，與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周邊鄰居，保持和平及友誼。”
溫文爾雅的鄰居變臉成了殺人放火的強盜
一九五四年，年僅十九歲的達賴喇嘛應邀赴北京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此期間與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有過多次交談。西藏史学者茨仁夏加寫道：“毛澤東似乎與達賴喇嘛處得不錯，兩位領袖相見了多次。毛年紀比較大，以父權的姿態告誡年輕的達賴喇嘛‘民主的真正形式’，還指點他如何成為真正的領袖。他也告訴達賴喇嘛，如果對駐西藏的中國代表不滿意，可以直接跟他講。”达赖喇嘛發現，毛衣著簡樸，說話慢條斯理，“每句話含義丰富而且清楚準確”。大部分時候，毛的談話友好而溫和，只是偶爾會情不自禁地表露出對宗教信仰的輕蔑，有一次毛靠近達賴喇嘛的耳邊輕聲說：“我瞭解你，但是，宗教是毒藥。”整體而言，達賴喇嘛對毛的印象良好。那時，他的年齡只相當於大學二年級的懵懂學子，而且長期在封閉的宮廷中研修佛學經典，缺乏基本的政治經驗，哪能分辨毛澤東隱藏在微笑背後的殺機？所以，他在書中描述了當時的真實感受：“我相信他不會使用武力將西藏改變成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即便後來共產黨在西藏採取的迫害政策使其想法破滅，他仍然對“這些壓迫有得到毛澤東的批准”感到“難以置信”。
會議結束後，達賴喇嘛被安排到各地參觀訪問，他得出的整體印象是：“效率高，物質進步，加上一層毫無幽默感，千篇一律的灰霧，中國傳統的魅力和優雅只有偶爾會透過灰霧，發出令人驚喜的光芒。”不過，若他抵達今天的北京，一定會感嘆當年的灰霧與今天的霧霾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那時，達賴喇嘛已然發現，中國與西藏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宗教、幽默和個人意識是藏人生命中至關緊要的，沒有西藏人願以此來交換物質的進步”。
中共翻臉比意料中的還要快。五年之後的一九五九年，駐扎在西藏的解放軍磨刀霍霍，達賴喇嘛以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身份苦苦勸誡卻毫無效果，向毛澤東、周恩來反映情況更是如石沉大海。幾名解放軍高階將領常常率領全副武裝的衛隊，闖入布達拉宮找達賴喇嘛興師問罪，命令他約束藏人的“不友好舉動”，而且不允許他身邊有其他官員參與討論。普通藏人視之為奇恥大辱，反抗之心愈加強烈。
當中共圖窮匕現之際，達賴喇嘛無奈地選擇了出走。他深知，如果自己被中國捕獲和囚禁，藏人就再沒有指望了。他剛剛離開住地，解放軍的砲彈就呼嘯而至，對於中共當局的意圖，他洞若觀火：“在摧毀羅布林卡時，他們相信我還在裡面，顯然他們不在乎是否會殺了我。當他們發現我人不在，不管我是死是活，繼續炮轟拉薩城和寺廟。他們是有意屠殺數以千計只有棍棒、刀子和一些短程武器的民眾。”中共不惜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殺害大量無辜平民，用殺戮來徹底震懾藏人：“在入侵西藏八年後，中國最終明白：西藏人民——不只是富有的統治階級，而是普通老百姓——永遠不會甘於接受外來統治。中國人現在以無情的屠殺來震懾西藏人民，逼迫他們違背意願接受中國人的統治。”中共的統治就是建立在刀尖之上。三十年之後，中共軍隊在北京城重演了昔日在拉薩的屠殺。
“封建制”的西藏需要改革開放
達賴喇嘛出生於青海安多地區的一個普通牧民家庭，他在書中罕有地回憶了貧苦而溫馨的童年生活。即便被確立為轉世靈童、進入宮廷接受嚴格的宗教教育之後，這個少年仍然對外面的世界充滿好奇心。他學會了修理小型發電機和古董汽車，自學英文，研究地圖冊和印度出版的報紙，就如同紫禁城裡那個“我心飛翔”的末代皇帝溥儀一樣。這種好奇心也逐漸讓他對西藏傳統的社會政治結構有了批判性的思考和改革的意圖。
二十世紀初，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劇烈的變化，西藏也無法繼續保持“神秘王國”與世隔絕的狀態。不管是否願意，西藏必須面對外部世界的挑戰。從前一任第十三世達賴喇嘛開始，西藏就展開了一系列改革政策，比如提高人民生活水準、重建軍隊、派學生去國外學習、建立小型水電站和工廠、引入郵電和電訊服務、發行郵票以及印製新的金、銀幣和紙鈔等。
跟某些認為“祖宗之法不可變”的頑固派和將西藏浪漫化的外來者不同，達賴喇嘛並不認為西藏的制度完美無缺。他發現，寺院之外的社會是“封建制”，儘管不是中共竭力醜化的“農奴制”，但“財富分配兩極分化，擁有土地的貴族處在一極，最貧窮的農民處在另一極”。他是窮苦人家的孩子，對窮人充滿同情心，也試圖從制度上改變貧富懸殊的現象。他寫道：“一般而言，西藏人視自己的制度為天經地義，從未想過政府要什麽理論。等我長大，我開始看出其謬誤。很顯然地，財富分配不公即不符佛教等教義。在實際掌權的那幾年中，我設法進行了一些根本性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課稅方式和土地所有權方面的改革。
然而，這些內政方面的改革來得太遲了，當達賴喇嘛在十六嵗親自接管政權時，中國軍隊已蜂擁而至。這場改革尚未全面展開，中國人就控制了西藏，沒有他們的同意，達賴喇嘛無法推動進一步的改革。而中國人強行推行的那套制度，並不適宜於西藏社會。對此，達賴喇嘛充滿遺憾地寫道：“他們帶來那套共產主義的土地改革思想，西藏農民很不喜歡。假如我們的改革即時推動，中國人改革一定更不受歡迎。所以，不管我們怎樣據理力爭，他們對我們提出的方案一概不置可否。後來我們大禍臨頭，這些改革計劃只能放棄。”
另外，達賴喇嘛也痛切反省了當時西藏政府在外交上的失敗。當中國軍隊入侵西藏時，西藏政府尋求國際援助的努力毫無結果，聯合國全體代表大會決議不予考慮西藏問題。這一結果固然是因為國際社會存在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但達賴喇嘛也承認，“我們的政策導致自己身陷絕境”。一九一二年，清王朝傾覆、中華民國建立，清朝的駐藏大臣撤離西藏，西藏獲得了實際上的獨立身份。但在此後長達二十二年的獨立時期，西藏政府卻錯失了尋求國際社會承認的良機：“當我們獲得完全獨立的時候，我們心滿意足回到與世隔絕的狀態。我們從未想到，對我們自己來說，顯而易見的獨立事實，對外卻需要合法證明。如果在危機發生之前，我們曾申請加入聯合國，或者，至少在幾個主要國家派駐使大使，我相信這些主權標誌毫無問題會被接受，我們所訴求的、單純的正義就不會被法律探討弄得模糊不清。”
世事難料，青年時代的達賴喇嘛在西藏未能完成的“改革開放”，偏偏在印度達蘭薩拉的流亡社群變成了現實。此書的英文版於一九六二年出版，次年達賴喇嘛即頒布了一份基於《世界人權宣言》的民主化憲法草案，名為「流亡藏人憲章」，憲章規定了其人民擁有言論、信仰、以及集會自由。此後，在達賴喇嘛的推動下，流亡藏人經過選舉產生了議會和政府，並確立了政教分離原則。晚年的達賴喇嘛甚至開始考慮針對藏傳佛教本身作出變革，如同馬丁•路德和加爾文在基督教內部發起的“宗教改革”一樣，讓藏傳佛教實現“現代轉化”，並從中淬煉出支持民主、科學等現代文明的生長點來。
為什麼必須堅持非暴力抗爭？
在這本自傳中，達賴喇嘛反複強調對非暴力抗爭原則的堅持，他寫道：“我本人堅定不移地遵循非暴力理論。這個理論是無上智慧的佛陀首先提出的，當今之世，又有印度聖者兼領袖聖雄甘地的付諸實踐。從一開始，我就強烈反對採用武力來爭取重獲自由。這些年來，我全力謀求與中國公正和平的解決之道，並且盡力阻止暴力行動，甚至不惜觸怒一些我的人民。”正因為佛教的理念和甘地的實踐，讓達賴喇嘛把非暴力視為一種原則而不是一種策略——如果非暴力僅僅是一種策略，那麽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它被可能被更改或放棄；但是，如果非暴力是一種原則和價值，那麽無論在怎樣的處境下，它都應當被持守到底。
在本書的英文版問世之後二十七年的一九八九年，達賴喇嘛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諾貝爾委員會的主席表示「這同時也是對甘地的貢獻的緬懷。」這也暗合了達賴喇嘛在這本青年時代的自傳中對甘地的仰慕之情。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希望以此承認達賴喇嘛對非暴力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努力。達賴喇嘛在獲獎演說中，批評中國對天安門廣場的抗議學生使用武力鎮壓，他又鼓勵說學生們的努力並不是徒然的。
是的，非暴力抗爭往往無法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甚至會被某些批評者認為是一種軟弱無力的選擇。就達賴喇嘛與藏族人民爭取自由的事業而言，曙光仍然沒有出現，中共依舊罔顧藏人的心聲和國際社會普遍的觀感，我行我素、強詞奪理。但是，達賴喇嘛並不放棄昔日在書中表達的理念：“回顧過去，我一點不後悔堅持非暴力原則到底。從我們最重視的宗教觀點來看，這是唯一可行的政策，我也仍然相信，如果我的人民當初能夠跟著我一同遵從此原則，西藏的狀況至少會比現在好一點。”
解決西藏問題的那把鑰匙，在達賴喇嘛手中，而不在倨傲殘暴的中共政府手中。達賴喇嘛說：“雖然中國人在我們國家犯下殘暴的罪行，我心裡對中國人民絕無仇恨。我相信，因為個別所犯下的罪過而責怪一個民族，是當今這個世代的禍源，是危險的。我認識很多值得欽佩的中國人。世界上沒有比最好的中國人更可愛、更文明，也沒有比最壞的中國人更殘酷、更邪惡。”當年，毛澤東對達賴喇嘛的出走欣喜若狂，認為達賴喇嘛離開了西藏，就如同無本之木必然枯乾。中共卻沒有想到，被放逐的達賴喇嘛卻由此將藏傳佛教和西藏文化傳遍世界。只要是種子，哪裡都可以發芽。
與甘地、馬丁•路德•金、教宗若望•保羅二世等世紀偉人併肩而立的達賴喇嘛，在艱苦卓絕的環境中丰富和發展了人類非暴力反抗的精神資源——這一精神資源，也被劉曉波等中國的反抗者拿來為我所用。在此意義上，達賴喇嘛也是中國民主化必不可少的開拓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