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29日在首次冲突与和解主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杜 光
近几年来，许多媒体和民间都在不断讨论构建和谐社会问题。这说明人们对和谐社会的向往和期盼。我认为，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宽容和解的精神。宽容和解，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构件。
石家庄的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多次指出，目前各种社会矛盾中最突出的就是官民矛盾。我很同意他的见解。从中国社会发展一百多年的历史来看，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民主与专制的矛盾，体现在社会关系上，就表现为贪官恶吏和受他们欺凌压迫的老百姓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在基层，老百姓的感受尤深，他们不但身受欺压，而且往往在申诉冤情时，还遭到蛮横无理的打击与镇压。近几年来，群发性事件与日俱增，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成为破坏社会和谐的最大威胁，迫切需要以宽容和解的精神，正确对待，妥善处理。在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中，由于许多律师的介入，维权群众被引上了合情合理合法的和平非暴力的轨道，他们力求通过法律的渠道来讨取公道。但是，那些握有权力的官员却报之以暴力镇压，结果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社会和谐可谈呢？
近20年来，许多党政官员利用特权，贪污受贿，聚敛财富，成为亿万富翁。与财富积累的同时，社会上不断积聚着人民的不满和愤怒。这些不但造成了社会的不和谐，而且埋下了社会动乱的种子。人们对贫富悬殊的不满，对缺乏公平的怨恨，对身受欺凌的愤怒，对暴力镇压的反抗，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动荡不安。生活在弥漫着怨气戾气的环境里，人们很难和睦相处，同时也充溢着不安全感。
美国的罗斯福总统提出四大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我原来对免于恐惧的自由不很理解。经过21年的右派生涯，才深刻体会到免于恐惧的可贵。虽然我的遭遇在55万多右派分子中属于比较好的一类，患难中有许多好人相助，但是，作为“地富反坏右”的第五类“人民公敌”，我内心里却深怀恐惧，提心吊胆，唯恐会被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作为阶级斗争的对象挨批挨斗。从个人的体验，我联想到免于恐惧的自由对社会的重大意义，特别是经过这十多年的观察、思考，我进一步认识到：免于恐惧的自由，才是每个社会成员的最基本的自由。一个人如果生活在恐惧之中，思想、信仰都不可能自由；即使免于匮乏，生活没有丝毫乐趣，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进入2008年，有两件新闻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一是《法人》杂志于1月1日发表记者朱文娜的文章——《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揭露了西丰县的黑暗面。西丰县委竟然派遣公安局和政法委的人员，以“涉嫌诽谤”的罪名，到北京来抓捕朱文娜。一是1月7日下午，湖北天门市的50多名统一着装的城管人员，在市郊湾坝村与当地村民发生冲突，堵塞公路，天门市水利建筑公司总经理魏文华恰好路过，车子无法通行，他便下车，拿出手机想把当时的情景录下来，结果被城管人员拳打脚踢，伤重而死。这两个事件，一个是出于记者的职业责任感，如实报道新闻，一个是出于社会责任感，对社会不公进行干预。他们履行了自己的责任，行使了自己的权利，却遭到了被拘捕的恐惧，甚至带来杀身之祸。后来虽然进行了必要的处理，但在人们心头所造成的伤害，却是很难平复的。它使人不敢履行自己的责任，行使自己的权利。至于郑恩宠、陈光诚因仗义执言而被判刑，更是对社会公平的亵渎，对社会和谐的嘲弄。近几年来，滥用政治权力、制造恐惧的新闻时有所闻。:如：广州市天河区李月明和上海市普陀区李秉浩先后在2004年7月20日和2006年2月16日被当地的城管人员打死；孙志刚平白无故地被抓进收容所，殴打致死。又如“处女卖淫”事件，好几起“杀人犯”冤案等等。在日常生活中，摊贩随时担心着城管会来没收自己的货物；小企业主为频繁的检查收费而胆战心惊；各行各业，都在承受着滥用政治权力所带来的威胁，人们不知道哪一天会有飞来横祸降临到自己头上。免于恐惧的自由，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造成上述种种现象的主要根源，是政治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那些贪官恶吏就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为非作歹，这才造成了遍布社会的冤假错案和人们心头的恐惧感。所谓官民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官，是贪官恶吏对政治权力的滥用。因此，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创造一个能够限制滥用政治权力的机制，使他们没有可能利用权力来压迫民众，谋取私利。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彻底改革政治体制，废除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实现政治民主化，真正由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这虽然是一个人民期盼的前景，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要执政党还权于政，还政于民，在最近的若干年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就当前来说，要克服各种破坏和谐的因素，扭转不和谐的社会现象，主要应当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加强监督机制，既要加强权力机构内部的监督，更要加强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有了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才能遏制官员滥用权力来压迫剥夺民众的冲动，消除不和谐的因素。二是提倡宽容、和解，用宽容的精神来化解各种矛盾。近年理论思想界和新闻界对加强监督问题论证较多，现在需要大力弘扬宽容与和解，营造宽松的环境，以促进社会和谐。
宽容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孔子提倡的“仁”的学说，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泛爱众而亲仁”，都包含着宽容的内涵。孟子的“仁政”思想，如“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既体现了“以民为本”的人本主义，也表达了执政者对民众宽容的精神。近代的民主主义者蔡元培、胡适，也都是宽容传统的继承者和提倡者。蔡元培主张“兼容并包，兼收并蓄”，胡适提出“宽容比自由更重要”，都是宽容精神的经典表述，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深刻体会。宽容，也是胡耀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政时所展现的魅人品德之一，他对平反冤假错案的执着和热情，对反对他的那些政客的宽厚和大度，都表现出他的宽容精神。在那个短短的历史时期里，中国人民得以沐浴自由的阳光，享受着虽然有限却十分难得的宽松民主的生活，社会呈现出相对和谐的图景，都得益于胡耀邦的宽容精神。可见，领导人的宽容精神对于社会和谐，可以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这个并不遥远的历史事实，对目前的当政者应该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以宽容的精神促进和解，促进社会和谐，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通道。而要实现和解，就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解决形成当前的不和谐局面的社会矛盾，分别不同情况，妥善处理。1、对于一些全国性的历史积案，如反胡风、反右、文化大革命等，执政党已经意识到这些历史错误，就应该像台湾对待“二二八惨案”、韩国对待“光州事件”那样，公开向人民道歉，求得人民的谅解。这样只会提高党的威信，改善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2、对于目前认识还有分歧的事件，如六四，法轮功，则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真相委员会”或“和解委员会”，查明来龙去脉，公布真相，有错误就承认，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3、对于遍布各地的冤假错案，可成立省市县的“真相委员会”或“和解委员会”，接受蒙冤群众的申诉，查清事实，依法处理：凡是冤案、假案、错案，都应平反，并给以一定的补偿；对徇私枉法的官吏，要绳之以法。4、解除对一些守法公民的监视、跟踪（对有刑事犯罪嫌疑者除外），指导思想上要转变以友为敌的阶级斗争思维方式，以理解取代敌视，以宽容和解取代暴力镇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5、取消劳动教养制度，撤除劳教场所。五十年来，由于劳教不需要经过司法程序，它已经成为非法惩处无辜公民的黑监狱，构陷平民、榨取财物的恶劣手段。在群众中影响极坏。几年来不断有人呼吁取消这个罪恶制度，认为它的存在是中国人民的耻辱，执政党应当倾听人民群众的这个呼声。6、解除对滞留国外的同胞的回国禁令，欢迎他们回来参观第2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允许他们来去自由，鼓励他们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建和谐社会。
前面所说的六个方面的问题，都是施行宽容政策，实现社会和解的重要步骤，是解决官民矛盾，消除不和谐因素，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措施。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都可以得到民众的理解、支持和拥护，促进社会的和解与和谐。同时，也会大大提高执政党的威信，改善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当然，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它将会遇到空前强大的阻力，因为这将会损害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他们必定会顽强反抗。但是，为了实现社会和解，构建和谐社会，为了恢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就不能因为权贵集团的抵制和反抗而畏缩不前。在权贵集团的利益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对人民宽容还是对权贵宽容，也不存在通融的余地。我衷心地希望掌握党权政柄的领导人能够认清孰轻孰重，在这个重大的历史课题面前，作出明智的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