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收到第五次论坛通知的同时，也读到了本次论坛的主题论文——仲大军教授的《全面发掘中国传统文化，恢复国学的本来面目》，虽然只是论文的前半部分，但我读后已经受益匪浅。论文“对中国传统的文化学说进行梳理”，“揭开中国历史的国学的真面目”，指出：“当前最大的问题是，错把儒学当做国学，错把秦汉之后形成的皇权文化当作中国文化的全部。”“要想发掘中华文化的精华，必须上溯到先秦时期”，“不能再延续传统的独尊儒术的模式与思路。”读来颇有点振聋发聩的感觉。接着，又读了孙开泰研究员的专著《先秦诸子与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这本专著全面地评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家学说，以丰富的材料构筑起“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那就是：“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学为主体，兼容诸子百家，即主要是道、法、名、墨、农、兵等家，以及道教与佛教思想精华为一体而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仲、孙两家虽然对儒学的评价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在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精华这一点上，都表现了执着的探讨精神，很值得我学习。
在先秦诸子的思想学说里，有着许多需要我们发掘、继承的精神财富。这在仲、孙两位的论作里有着充分的介绍。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现阶段，最需要的是发掘、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里的宽容和解的精神。
长期以来，受传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阶级斗争思维方式的影响，社会呈现出一种暴戾斗狠的风气，缺乏宽容和解的精神。特别是执掌权力的群体，自觉不自觉地总是从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出发，来制定政策，采取措施，往往把机会看做威胁，把朋友当成敌人，把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列为“颠覆国家政权”的罪犯，把依法行使权利说成是“扰乱社会秩序”。这些不正常不健康的政府行为，给社会发展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就拿最近西藏的骚乱来说，3月10日一些藏民游行示威，这是宪法允许的，即使有些口号不妥当，但只要没有违法行为，就应该得到尊重与保护。如果当局怀着宽容和解的精神，就可以知道，这并不构成对政权的任何威胁，相反，正是一个与藏民群众对话联系、改善关系的机会。如此认识，就不至于应用暴力手段横加干涉；即使必须出动警察，也应严格限制他们的任务只在于维持秩序。但西藏当局却出动大批军警，戒严追捕。据一位西藏负责官员在13日对朋友说：“我们依法带走了三百多人。”正是把三百多藏族同胞“依法带走”，才激起了拉萨和其他地区的骚乱，酿成了世界性的抗议活动，给奥运带来真正的威胁，进一步恶化了国家的形象。当然，那些打砸枪烧的暴徒和国外某些敌意宣传，以及破坏奥运火炬传递的行为，毫无问题都应该受到谴责，但最初捅出娄子的却是当局的阶级斗争思维方式和他们的错误决策，至少是为那些肇事者提供了藉口和把柄。授人以柄，无论如何是不明智的。
由此可见，继承、发扬宽容和解的传统文化，在当前是一个维系着执政者的智慧和能力的严肃问题，是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的重大课题。
在先秦诸子的学说里，有许多关于宽容和解的论述。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战争频仍，社会动荡，生灵涂炭。有识见的思想家便起而倡导宽容和解。道家主张无为，是最符合于宽容和解精神的。老子《道德经》的论述，如：“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上德若谷。”“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等等，都包含着谦退、宽容、和解的精神。与此相联系，老子反对战争，谴责暴力，如：“夫唯兵者，不祥之器。”“是以兵强则灭，术强则折。”“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他主张“为而不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说文解字》：“仁，从人从二。”徐铉注：“仁者兼爱，故从二。”这就是说，仁是处理两人之间关系的准则，扩大开来，也是人和人之间相处的基本原则。《论语》里记录了孔子的许多关于仁的叙述，都与宽容和解有关，如：“泛爱众”，“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克己复礼”，“恭宽信敏惠”，等等。有人统计，《论语》出现“仁”字有109次，足见仁的思想在孔子学说中的地位。有人把孔子学说称为“仁学”、“人学”，不是没有道理的。待人宽容正是仁学的重要内容。
需要指出，不论是老子的“无为”还是孔子的“仁学”，他们的说教主要是以统治者为对象的。孟子更是把仁学仁道发展为仁政，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名言，从这个原则出发，他认为“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唯仁者宜在高位”。梁惠王问他：“天下恶乎定？”他说：“定于一。”再问他：“孰能一之？”他的回答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说明他反对用暴力来并吞其他国家的战争行为。他劝梁惠王“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赋敛”，并且引用孔子的话说：“国君为仁，天下无敌。”
儒家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内含，就是“和”，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克己复礼，就是要达到“和”的境界。《礼记》的“经解”篇有一个更具体的解释：“发号出令而民说谓之和。”这就是说，执政者的号令、方针、政策、措施要能使人民喜悦，才能达到社会和谐的目标。此外，孔子关于“和”的解释，还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等。前者据《国语》和《左传》上的解释，指的是物体由不同因素调和而成，“以它平它谓之和”，“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也就是《荀子》里说的“万物各得其和以生”），“济五味，和五声”，引申为君王要同百姓和睦相处，并且倾听各种不同的声音。后者指政策要宽猛相济，太宽了要猛一些，太猛了要宽一些，才能实现社会和谐。
除道儒两家外，墨子的理论也是充满了宽容和解的精神。他的核心观点是“兼爱”、“非攻”，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反对战争。孟子批评他“爱无差等”，可见他的爱是普及所有人的。他的弟子惠施还提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把爱扩及天下万物，这是爱的极致。即使是以战争为职业的兵家，也很注意“仁”与“和”。《孙子兵法》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把仁列入为将者的必备品格，要“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孙子还认为，“和”的原则对战争的胜败也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如“图内”篇说：“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对“和”的应用，可以说是竭尽其妙。至于后来的佛家，他们的“慈悲为怀”、“普渡众生”，更充分体现出对他人的宽容与和解的精神。
在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凡是百姓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无不是统治者采取开明、宽容、和解的政策措施的结果。可惜，这样的盛世在历史上十分少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由于指导思想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拒绝仁政，拒绝宽容，拒绝和解，给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和知识分子，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粉碎四人帮后，平反了冤假错案，对农民的包产到户采取宽容的政策，对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也从严格禁止转变为允许、认同以至支持、鼓励，从而带来了经济的迅速发展。但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却依然紧紧抱住阶级斗争思维方式不放，在对内和对外的方针政策上，都表现出缺乏宽容和解的精神。例如，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宗教信仰自由”，公民享有这些自由权利，对于提高公民素质、促进现代文明、加快社会发展、改善国家形象，都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但是，执政当局却不能以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对待这些公民权利，总是把它们看做是对自己的威胁，采取敌视态度，甚至制定有关法规，限制、剥夺公民的这些自由权利，进一步激化了官府和民众的矛盾。近几年来，官民矛盾既尖锐又紧张，群发性事件层出不穷，冤假错案大量积累，我们已经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弘扬宽容和解的精神，就显得十分必要、十分紧迫。我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精神宝库，我们应该从中发掘宽容和解的文化传统，批判阶级斗争思维，扭转政策取向，改变政府的行为方式，化解民间积压的戾气怨气。
中共十七大后，全国媒体大肆宣传思想解放。我认为，思想解放首先要从党政领导干部做起，他们应当从阶级斗争思维方式的牢笼里解放出来，用宽容和解取代暴力镇压；释放政治思想犯，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该道歉就道歉，该赔偿就赔偿。在清理积欠的基础上，以宽阔的胸怀、宽容和解的精神面对未来，面对世界。这样，不仅可以缓和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加快融入现代文明，而且可以改善执政当局的形象。当然，这样做势必会受到既得利益群体的反对、阻挠，但与人民利益、国家利益相比，和中华民族的前途相比，这些阻挡历史车轮的螳臂，又算得了什么呢？希望执政当局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能够作出正确的抉择。
（2008年4月12日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五次会议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