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直接的言论打压下，原先的五毛大V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那套依靠他们来调控舆论的手法也显得陈旧。
在国内微博出来之前，社交媒体上的舆论风浪都容易压制：BBS、博客等技术形态决定了人群的聚集方式较为单一，很容易被纳入强制范围，得到很有效果的遏制。
在这个阶段，对社交媒体的控制，主要依靠网评员──也就是网友眼中的五毛党──来执行。
早期的网评员也是众多网友中的一员，他们依靠人海战术来对冲网上不利于政府的舆论，在他们当中，不乏有人对政府抱着一种复杂的心态，亦即：政府有错，但网友认知也有偏差……
自从网评员作为政府操控下用来引导舆论的工具，其作为一种混淆视听的现象，在为网民熟知后，情况就开始向着不利于网评员的方向发展。
五毛党在公共空间里受到了嘲讽、抨击。
如果总结这一时期党对社交媒体的管制，其力度还是很小，这主要缘于当局的思路相当保守，亦即：当局以“政府信息公开”开应对网络舆论，体现的是一种被动响应网络声音的状态，实际上等于自缚手脚，网友在这种相对开明的应对思路下，周旋馀地大，占据主动。
但是，等到了微博出现以后，“政府信息公开”的应对思路明显不够用，当局明显感到来自于网络舆论的强大压力。这从瓮安事件、石首事件、新疆七五事件至于饭否舆论，可以明显感觉到。
政府于是开始调整应对思路，饭否的经历可以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证明当局思路调整的剧烈程度。
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2010年11月8日，在纪念大陆第十一个记者节发表讲话，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
以微博进入网络舆论场为标志，当局在此前讲究的是“善待、善用”，而在此之后，重点向“善管”倾斜。
到了新浪微博等国内微博取代饭否崛起，当局正式开始了新思路的调试过程──这也是为什么微博舆论那么剧烈，当局依旧要保留它的原因──当局要在国家局域网内造出一个为其所用的中国版twitter.伴随这一过程，应对网络舆论时秉持的“政府信息公开”的思路已经被当局彻底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意识形态管控”思路。相应地，在当局眼中，社交媒体不再是信息公开的渠道，而是思想意识控制的“主战场”。
转变社交媒体的定性，确定社交媒体在政治统治中无可比拟的重要性，舆论操控的具体手法随之改变。
首先，五毛党继续存在，但因为微博本身的信息框架设计使然，微博大V与普通用户的话语权严重不平等，评论往往被折叠看不到，单单靠灌水评论无法产生影响效果，五毛党以转移焦点的工作模式失效。
其次，针对这个微博技术对五毛党旧有工作模式的冲击，当局开始培植自己的微博大V，由这些五毛党中的大V直接发言阻击自由派大V；战术上，变五毛党的“转移焦点”为“争夺焦点”。
换言之，被精选出来的五毛党干将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正面作战”，而不仅仅是做侧面迂回。因此，五毛党在这个阶段开始了分化，逐渐形成了网评员队伍中底层五毛与五毛骨干的等级制，这是当局干预舆论历程中采取的关键一步，网络舆论的对垒出现了非常大的格局变化。
再次，网评员中的微博大V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其“战力”也受到当局的精细评估。一旦发觉五毛党大V力有不逮时，变给予辅助。其中就包括强制删减自由派大V的微博账号，或者限制其发言，或者在微博仲裁中偏向五毛党大V，其目的就是减轻五毛党大V的压力。
2013年至2014年，大陆当局在网络舆论上依旧坚持“意识形态管控”的思路，但在执行强度上做了大幅度提升。
这一强硬的调整依据，在现实上是因为南周献词事件的影响。在这次争取新闻自由的公共事件中，记者、媒体、民众、微博站到一起，其影响给当局留下了深刻的危机感。
将微博言论入罪化，将政治化的舆论管制法制化，成为这一阶段管控的主要操作手段。
薛蛮子案、秦火火案、谣言五百转入罪等就是管控的产物。经过这一轮扫荡式整顿，当局稳稳地掌握了微博主导权。
然而，与无限制地抬高管控级别相比，这个阶段的微博活跃度是在大幅度衰减、大范围走低。在入罪化打击及震慑下，公知大V噤若寒蝉，已经不再积极地使用微博，更新缓慢且博文规模骤降。
在这种直接的言论打压下，原先的五毛大V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那套依靠他们来调控舆论的手法也显得陈旧。
在一片肃杀气氛里，2014年年底，人民专政、党要掌握“刀把子”等毛泽东时代才有的说法重新被党媒提起。
这一次，“刀把子”等说法借由专政淫威重来，对知识分子展开政治攻击，有意识地将阶级斗争的氛围专送至社交媒体上，“刀把子”逡巡，微博肃杀，制造紧张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