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月4日）开始的2015年春运，再创历年人次记录。时评人长平认为，缺乏底层代表的中国决策层，没有动力解决春运难题。
春运期间的北京火车站（2014）
（德国之声中文网）习惯了火车站没有检票口的德国人，很难想象中国火车站的情形，尤其是春运期间。在大多数城市，你首先得经过设置在火车站广场的铁栅栏，凭票排长队安检，进入候车厅；在嘈杂拥挤、地面肮脏、空气污浊的候车厅里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再被通知凭票去排队等候你的车次，拥挤尤甚；挤了一阵之后，检票员开闸正式检票，人流如潮水般涌向站台；到了站台又被铁栅栏和执勤人员拦住，再次检票上车；列车运行途中，还要被查票至少一两次；到了目的地，还得检票才能出站。
火车站这种管理模式，是中国整个春运图景的缩写。首先，无论制造多少麻烦，也得维护铁路部门的收益，确保一票难逃。这是强制权力的滥用。你很难想象电影院为了降低逃票率，三番五次检票，而且看完电影还要检票出门。其次，乘客被假设为暴民，如果不严加管制，不仅不会买票，而且会抢占火车，阻拦铁路，瘫痪交通。其实，在中国春运中比例越来越大的长途大巴，其管理模式跟德国火车站差不多–开放站台，全程只查一次票。被认为素质最低人农民工和底层市民，是长途大巴的常客，但是从来没有听说他们不买票坐车、甚至劫持了客车的情况。
长平是时事评论作家
我并不想排除火车站发生暴动的风险。跟私人经营的大巴车不同，无法回家的农民工一定要抢占交通工具的话，的确应该选择作为公用企业的火车。如果发生这样的事件，不是因为中国乘客素质太差，而是因为政府部门的管理太糟糕；不是因为政府部门无能–这是一个在管制上无所不能的大政府，可以在奥运会期间将农民工全部赶出北京，可以在异议人士临时聚会的一个餐馆里出现大批警察–而是因为决策层中没有底层代表，从来没有人想过真正解决春运难题。因此，如果有机会表达抗议，逼迫政府拿出实在的办法，可能是一个良性的互动。
从中国媒体上看，政府官员早已经为春运操碎了心。从1957年开始，国务院就开始发布发布春运工作指示。八十年代以后，春运成为由国务院直接指挥、各部门齐抓共管的重头工作。九十年代的高峰时期，参与春运工作的国家部委多达12个，此外还有解放军三总部，社会力量的动员也不计其数。但是，春运难题从来有增无减。两周前，人民日报发布今年春运预计人次为37亿。今天（2月4日）春运正式开始，官方发布预计人次为28亿，依然是历年最高。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最新调查，67.7%的受访乘客未能买到火车票。
事实上，大部分农民工春节回家过年，是因为他们长期家庭分裂（全中国留守儿童超过六千万人），而且只有春节一个假期。因此，改革户籍制度，让子女可以在父母的工作地居住、就读、升学和就业–实现如此基本的权利，就可以让大部分农民工的”回家”完全变样；其次，推行自由的带薪休假制度，让打工者和职员灵活安排假期，春运压力也会大减；再次，引入竞争机制，让火车票淡季大幅打折，鼓励人们综合考虑出行计划，对生计艰难的底层将会很有吸引力–你很难想象，中国火车票旺季涨价或变相涨价、淡季几乎不打折（近年偶有八折）。
更多的改革措施也不难想象。很难想象的是，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首先，春运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有谁愿意抽身而退呢？其次，每年春运期间，政府大决策、领导送温暖、民间献爱心的故事充斥媒体；死也要回家过年的传统文化，经过中央电视台的演绎，让人恍然感悟中华民族的绵延秘籍，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