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
“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通过朝鲜人权决议案后，朝鲜劳动党在平壤金日成广场组织了十万人参加的军民抗议大会和示威游行。联合国人权决议是为了改善朝鲜民众的人权，但却遭到朝鲜民众起来游行抗议。对此，著名实时评论员王德邦认为，虽然抗议游行是官方组织的，但它仍然代表了朝鲜人民的真实意愿，因为他们在“光辉思想”照耀下，已经丧失了基本的思考与辨别能力，真诚地相信自己是这个世界最幸福的人，自己的国家是这个世界人权最好的，已经“比美国要好五倍”。王德邦得出的结论是，一元化的极权社会是没有民意的，而只有官意，只有反映元首意志的官意，金正日100%赞成票当选就是证明。（王德邦《极权之下无民意》）
笔者完全支持“极权社会无民意”的观点，但认为极权社会发展到后极权社会时，随着民主常识和官员腐败对一元化意识形态的瓦解，民众日益觉醒，就会出现真正的民意，而且这种真正的民意存在于少数人身上，即“青年政见”，他们的意见代表社会走向，代表国家未来，代表世界趋势，是不可替代的主流民意。
一、极权社会、后极权社会及青年的定义
“极权社会”一词源自“极权主义”，意旨某一人或政党、特定群体以独裁的方式垄断政权，一切决策、政治权力、经济政策皆由独裁者所掌控，没有第二人或是政党可以分享其权力。其特征是，一党的领导全面控制公共体系，包括警察、军队、通讯、媒体及教育等部门，社会不同声音受到政党意识形态的压制，而人民则生活在宣传机构和秘密警察的恐怖控制中。
什么是后极权社会？笔者综合哈维尔、米奇尼克、陈子明、崔卫平等学者的论述，做如下定义：后极权社会是极权“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及政治资源已经衰竭。其主要特征是出现了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用人类常识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加上互联网和手机的传播作用，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觉醒，官方的意识形态开始瓦解和破产，已经不能真正统摄和控制年轻人的灵魂了，社会处在民主转型中。
在极权社会，其统治赖于“恐惧与谎言”，但那只是“境外敌对势力”的理解与极权社会中极少数“异议人士”的痛感，生活在极权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麻木于对恐惧的感觉，也习惯于对谎言的认同，甚至都陶醉于这种“恐惧与谎言”中。而到了后极权社会，“恐惧与谎言”已经是以青年为主体的大多数人的痛感，人们已经普遍感到恐惧并能够识破谎言，但都在假装不恐惧和假装相信谎言，统治者也知道人们在假装，但仍然在制造“恐惧与谎言”。
青年是谁？“青年”本就不是一个仅仅与年龄和心智相关的概念，而是牵连到知识分子精神、公民权力、自由信念、党团和阶层的概念。法国历史学家阿利耶斯发现，在18世纪以前，人们还没有对现代意义上的青春期进行划分，没有形成青春、青年的概念，青年人也没有成为独立的社会性群体参与历史。而恰恰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那个年代，“青年”才诞生了。简单地说，正是特殊的历史使命造就了“青年”这个概念，也正是在社会变革和转型的时代里面，青年才成为历史的主体。笔者想，独裁者都在读托克维尔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可能就是研究如何用极权主义消灭“青年”。
世界民主运动的历史造就了“青年”的抗争政治品格。他们没有中年人的牢骚和现实，没有老年人的圆滑、冷漠和安于现状的衰朽，作为一种精神的象征，“青年精神”意味着敢做敢当，意味着能够从人类的视野观察社会，意味着用政治领域中的理想主义、社会领域中的理性主义和文化领域中的启蒙主义精神改造世界。
“青年”只是一种精神符号，青年不完全以年龄为标志，不论年龄多大，只要还保持着“青年精神”，仍然属于青年，这就是“六十岁的人三十岁的心脏”。2014年台湾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中惨败，台湾著名民调专家洪耀南在分析原因时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失去了青年：“柯文哲是老人，但代表年轻人；连胜文是年轻人，但代表老人。”
二、后极权社会青年的消失与重现
在后极权社会，首先觉醒的是青年群体，他们在中国曾经消失过，现在他们已经回来了，正在推动着社会民主转型。回顾青年消失与重现的过程，更有利于理解青年政见是后极权社会的主流民意。
周志强先生在《我们失去了“青年”》一文中指出，整个20世纪就是青年世纪，是青年主导了中国乃至全球现代性的发生和走势。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前20年的时候，梁启超以“少年强则国强”的理论预测新的中国应该是少年中国。从此，“青年”则成为进步、革命的代名词。“五四”运动后，青年更是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使命。进化论的出现、海归派知识分子对教育下一代的期望、人们对儒家文化自救能力的失望，种种驱力把“青年”这个符号制作成了富有召唤力的概念，年轻人被推到了中国历史变革的前台。1927年，处于激动中的鲁迅认为中国只有青年才是真实的，是可以与衰败腐朽的制度有所区别的进步力量：“青年们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
20世纪，是“青年世界”时代，从苏联颜色革命到东欧剧变，从“阿拉伯之春”到独联体国家的“二次颜色革命”，世界上所有的颜色革命都是以青年为主力军，青年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正是这些“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推动了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正是这些被“境外敌对势力煽动、渗透和利用”的人使自己的祖国走进世界文明国家行列。
20世纪，也是“青年中国”时代，各种各样的革命思潮和民主运动都被打上了青年的符号。20世纪初的启蒙主义文化和辛亥革命、20世纪20年代的理想主义思潮、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主义运动、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主义返潮、20世纪80年代末的民主运动，在这些现代中国的民运历史中，都充满了前赴后继追求宪政的青年政见和青年叙事。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民主运动，鼓舞了苏联和东欧的青年，他们成功地获得了选票，由虚拟的“人民”变成了实体的公民。而在中国，从“六四事件”后，曾经叱咤风云的中国青年却消失了！周志强先生在《我们失去了“青年”》一文中指出，这时的年轻人依旧年轻，但是“青年文化”独有的理想主义光辉、启蒙主义冲动和个性主义追求，却已经烟消云散。在“青年文化”被“青春文化”替代过程，呈现青春文化的低龄化趋势和青年文化的老年化趋势。换句话说，“青年”要么变小，要么迅速变老。这种代替，是用政治领域的屁民主义代替了理想主义、用文化领域的傻乐主义代替了启蒙主义、用社会领域的反智主义代替了理性主义。“青年”只能作为一种文化的幻觉，作为一个消费的符号存在。只存在青年的消费者，不存在青年的社会行为者。
笔者认同周志强先生所分析的青年消失文化原因，但认为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共对所有的青年政见和青年社会行为都扣上“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的帽子。由于“亡我不死”的意识形态在中国人头脑里根深蒂固，只要被扣上“敌对势力”的帽子，青年的任何社会行为都是“汉奸”行为和“颠覆国家政权”行为。
中国的青年一度消失了，但中国的青年精神没有死，中国的青年已经回来了，正在推动着社会民主转型。青年回来的标志是，一场争取公民地位的青年运动正在深入开展，虽然有一大批走上街头的青年被关进监狱，但青年们已经从街头转移到互联网，用智能手机敲响了后极权社会的丧钟。青年重现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中国特色政治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结构，对于现代政治模式而言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是历史的耻辱。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民主转型的动力来自公民社会而不是顶层设计，体制内的改革力量只有在社会力量倒逼下才会产生，公平正义的规则是在各种力量的博弈中形成的，公民社会是在公民的参与行动中形成的，天上不会掉下宪政来。
三、后极权社会的虚假主流民意
在后极权社会，独裁者善于把民意作为政权合法性的依据，把“官意”的胜利标榜成“主流民意的胜利”，但他们所标榜的主流民意来自人民代表大会上的“亿元贿选，来自听证会上的“听证托儿”，来自“两会”上的美国孩子家长，来自“与中央保持一致”。独裁者操纵出来的主流民意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是猪八戒啃猪蹄自淫自乐，其虚假性体现在6个方面。
1、独裁者标榜的主流民意是被过滤的民意。他们一边“开通网络民意直通车”，一边删帖清网，设立“敏感词”，真正的民意在他们的“直通车”上是通不过的。他们招募既得利益群体人员来充当“毛毛军”，这些网络评论员就像蝗虫一样“占领网络宣传思想阵地”，混淆民意，颠覆正义，使真实的声音被无情的隔离。
2、独裁者标榜的主流民意是没有具体指向的民意
他们在镇压街头运动时总是说：“求稳定，求发展，是中国的主流民意”，这个说法只讲共性，不讲个性。“求稳定，求发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说法，可以说是全世界的主流民意，没有一个地方不要稳定和发展。
3、独裁者标榜的主流民意是弃重取轻的民意
民意包括许多方面，按其重要性来说，是有区别的，其中主流民意不是对个别的或一时性事件的民意，而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的重大问题上的民意。换句话说，主流民意不是一时的“意见”与“反应”，而是政治“态度”与总体“倾向”。在香港争取真普选运动中，独裁者操纵了一个反对占中的全民投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题为“为香港主流民意喝彩”。其实，在投票的香港人中，有很多人在中环有店铺或在中环打工上班，他们为了个人的暂时利益而发对占中这种抗争方式，但他们投票并不代表他们反对事关自己长远利益的“争取真普选”。
4、独裁者标榜的主流民意是有选择的民意
在2015年全国“两会”召开前，中国政府网联合一些网站发起“2015政府工作报告我来写——我为政府工作献一策”，官方媒体星期四有报道说，在网民已经反映的问题中，反腐倡廉、教育公平和社会保障排在网民关注热度的前三位，随后依次是依法行政、简政放权、环境保护和“三农”等问题。这里只字不提民主选举、新闻自由、官员财产公开和还政于民之类的青年政见，青年政见被埋藏在“等问题”里。
5、独裁者标榜的主流民意是操纵的民意
造假是极权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这个价值决定着独裁者标榜的所有民意都是假民意，包括民意调查结果，投票结果，完全是操纵出来的结果。2014年6月25日，上海交大发布《2014年中国大学生媒体使用习惯与最喜爱的媒体调查报告》，《人民日报》成为大学生最喜爱的报纸。《人民日报》完全靠公款订阅，报摊上基本找不到，大学生只能在网上看到，而且他们都知道这是一份“只有出版日期是真的”的报纸，不知“最喜爱”来自哪颗星星，民意就这样被强奸了。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省检察院检察长，只有一名候选人，选举规则规定：同意的在选票上不划任何标记，不同意的划“×”，弃权的划“Ｏ”。这意味着人大代表“一掏笔就和党不保持一致”，一张选票从印刷厂印出来，没有留下任何笔迹就被投进票箱并产生了法律效力，点头不算摇头算，民意就这样被通奸了。
6、独裁者标榜的主流民意是没有第三方证明的民意
进入后极权社会后，苏共为了证明执政合法性搞了很多民意调查，因为苏联所谓的民间组织都是管办的，媒体都是党媒，没有第三方民调，所有的调查结果都是拥护苏共领导是主流民意。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后，苏联才有了第三方民调。1990年6月，即苏联解体前一年，胆子大起来的苏联社会科学院与脱离苏共的《西伯利亚报》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当人们被问及“苏共代表谁的利益”时，回答代表苏共党员的占被调查人数的11%，回答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7%，回答代表工人的只占4%，而回答代表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到了85%。
1990年前后，为研究苏联改革的走向，包括美国民意测验机构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在苏联进行了民意测验。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做了一个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调查，调查对象是掌握着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调查采取特定小组讨论的方式，一般要同调查对象进行4－5小时的谈话，通过谈话以确定他们的思想观点。分析结果是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实现民主化；76.7％认为应实行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祖师爷和老大哥，苏共的干部队伍内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主流民意实在令人震惊，但也实在令人理解：虽然他们有特权，但没有人权；虽然他们得到好处，但得不到安全感。他们生活在抑郁症状态，他们渴望得到一个文明的政治博弈平台和一个有安全预期的社会。
四、后极权社会的真实主流民意
在极权社会，青年作为非主流群体，是文化的接受者和被教育者，其文化和知识的传播是单向的，然而到后极权社会，随着全球化潮流和青年主体意识的增强，单一的文化灌输和传播已不能满足青年自身的需要，他们要将自身的彻悟、觉醒、政见和诉求“反哺”给社会和中老年群体。真实的主流民意只存在于青年身上，因为青年对于人的尊严最敏感，青年最看重人格的独立，青年的内心最向往自由，青年最不能容忍压制与专权，这种秉性是产生主流民意的土壤和源泉。正是在与社会的对立、对抗和握手言和的复杂过程中，青年成为社会改革的巨大动力。可以说，青年政见构成了宪法观、权利观、自由观、法治观和道德观的核心所在。我们之所以要跟着青年走，不仅因为在未来青年必将担当大任，更因为今天的青年政见将直接塑造明天国家的政治图景，青年政见是后极权社会真正的主流民意。
在后极权社会，独裁者处心积虑地对青年政见和青年诉求进行妖魔化。在喉舌媒体上能找到很多恶毒的语言：“幼稚可笑”、“被敌对势力利用”，“勾结西方反华势力”，“被当成棋子”，“洋奴走狗”，“极少数人”，“不明真相的群众”，“暴民”，“别有用心的人”，“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新华社《颜色革命的不同版本与共有症候》一文说：“颜色革命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却要借助和裹挟单纯的热血青年，利用和绑架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正义追求。”
独裁者对青年抹黑抹不掉一个常识：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中，能驱动社会进步，能担当“火车头”的都是年轻人。32岁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36岁的詹姆斯·麦迪逊，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宪法的起草，成为美国的开国元勋。马丁·路德·金26岁成为著名的美国民权运动领袖和“非暴力”社会变革方法的倡导者，34岁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35岁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马拉拉年仅17岁，她12岁就“勾结”外国媒体为巴基斯坦妇女和儿童争取权益，15岁时“勾结”联合国开启了支持马拉拉的全球请愿活动，16岁“勾结”美国电影明星安吉丽娜·朱莉成立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女孩维权的马拉拉基金。她吃着巴国政府的饭，砸着巴国政府的锅，巴国政府却授予她“国家青年和平奖”。在中国香港也有一个大器早成的黄之峰，他15岁成为“学民思潮”召集人，16岁成功地发动“反国民教育”迫使港府撤回了“国民教育课程指引”，他18岁成为“占中”发起人之一。2014年10月，美国《时代》周刊将他评为“年度最有影响力青少年”；同年11月18日，美国《外交政策》将他评为年度“引领全球的思想者”。因此，黄之峰被《环球时报》骂为“洋奴走狗”。
青年是“极少数人”，在老龄化的中国社会更是“极少数人”，但真正的主流民意不是以人数多少为标准的。1989年12月21日，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群众大会，庆祝齐奥塞斯库成功镇压蒂米什瓦拉市群众游行抗议。当齐奥塞斯库出现在罗共中央大厦阳台上时，4万市民齐呼：“敬爱的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同志！”这种仪式性的习惯欢呼很像是“主流民意”。可是，当齐奥塞斯库讲话讲到半刻钟时，突然有一个青年高喊“打倒齐奥塞斯库”，立刻得到全场呼应，齐奥塞斯库未讲完话便退进大楼。与会青年带领市民很快汇成几支队伍上街游行，19个小时后，军队和警察开始倒戈，青年们冲进党中央大厦，齐奥塞斯库夫妇爬到大厦的顶部平台，坐直升飞机逃跑了……在半个小时之内主流民意就发生了大逆转，一个青年就代表了主流民意；在19个小时之内，极少数就变成了绝大多数，支流就变成了主流，青年政见就变成了主流民意。真是“铁打的极权，流水的民意”。
一个青年代表主流民意的故事还发生在东德。1989年11月9日，数万东德民众涌入波荷木大街。在“推倒柏林墙”的浪潮般呼喊声之后，身为波荷木街边境检查站副站长的杰格突然宣布开放柏林墙，让汹涌的人群自由逃向西德。当天晚上，伫立了28年的柏林墙正式被推倒，所有的检查站防线全被解除，护墙的军警没有开一枪。但令人惊讶的是，当时的东德政府并未下达任何开放围墙的指令。青年杰格代表了主流民意，用一个近乎不可能的决定，改写了民主德国的历史。
“主流”一词不仅意指水的干流，也意指水的流向，喻事物发展的主要趋向。自从2008年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后，马英九和中共都说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是台湾的主流民意，而台湾青年政见是恐共、反共、拒共。国民党认为青年是极少数，他们的政见代表不了主流民意，结果是国民党没有把握住“事物发展的主要趋向”，马英九直到“九合一选举”临近时才打出“反共牌”，为时已晚。
马英九失去了青年，也失去了党主席；国民党失去了青年，也失去了自己的未来。民意调查专家洪耀南在分析“九合一选举”国民党惨败原因时说：“现在4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已经有电脑，已经有网路（大陆称网络）了。40岁以下的年轻人资讯的获取方式已经不同于40岁以上的人，以前政府来给你讯息，会通过媒体给你，但现在年轻人资讯是自己找的，让他们思想改变很大的是网路，而不是教科书。年轻人不看电视啊，也不看新闻，他们跟以前的人不大一样。以前的人可能是政府说的就是对的，可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通过网路，有自己获取资讯的方式。年轻人为什么到现在才成为变数，因为过去他们人数少，当40岁还在20岁的时候，人数少，但他们到40岁的时候，占选民结构已经快要四成了。”
正是因为青年政见代表主流民意，联合国才强调青年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2014年9月15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68届联大主席阿什在“国际民主日”分别发表的致辞中，呼吁关注青年在民主过程中的作用，鼓励年轻人为建立更强大更美好的民主社会齐心协力，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潘基文呼吁全球青年在世界各地大力推进包容性民主体制。阿什在所发表的书面致辞中表示，青年可以运用现代技术和移动互动式的通讯工具，使他们自己的声音在社区、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被听到。2015年“国际民主日”的主题为“使青年人参与民主”，强调青年人在参与民主进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由此看来，主流民意“半小时大逆转”的好戏还在后面。
中国青年回来了，中国青年精神回来了！中国著名时评作家傅达林为此感慨“有新青年何患无新国家”（中国青年报2014.12.04）。这个好标题提炼于革命先驱梁启超的“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这个好标题让笔者突然醒悟：有新青年何患无新主流民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