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3月29日在广东省人文学会演讲的订正稿。
我曾在相关报道发表后，在这个博客发了一个声明，同时说我将公布我的演讲原稿。
因为这个演讲事先没有取得我的同意，我认为这个题目是对境外学者介绍中国状态的，不适合国内知情者和一般听众，所以演讲兴致不高，有点东扯西拉。但我的基本观点是不会变的，不管对谁。在山西长治开会，中宣部管阅评组的一个女处长在场，我也不隐瞒我的观点。
但那个速记的女子是圈外人，有些话她听不懂，权利意识她也记成全民意识。有些她干脆就没记。我的整理也只是订正速记稿。
鄢烈山：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到来，还有老远赶来的朋友。今天高战把我推到这里来我觉得很尴尬，因为确实不知道讲什么好。我最近讲过两次，一次是在汕头大学里面讲的，都是新闻系的学生，因此我讲的是基本概念，讲了为建设公民社会而写作，什么叫公民，什么叫公民社会，什么叫公民写作，都是一些基础性的东西。在香港中文大学是一个午间的讲演，是一个很小型的交流，主要是面对港台、美国来的一些学者介绍一下中国的言论环境，最近十年发展的状况。我们大家都是在国内生活，我也没有必要去介绍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针对性。但是已经通知我了，不来的话又对不起大家，所以非常不好意思。
首先我说一说自己的一些看法，然后大家进行交流。我今天的这个题目肯定是没有什么公共性的，但我们在座的有媒体的、有写作的，也有热心的读者，大家还是关心这一块的内容，都有一个兴趣，对言论自由怎么争取，我们怎么参与这个表达，有这样的一个追求，自己有一个判断，各人的想法可能不完全一样，大家希望能够互相沟通，我想这是今天的主要目的。同时，我确实没有研究，我跟同学们和学者们交流的时候，我说我不是做研究的，只能凭我自己的经历、个人感受谈一谈看法。在香港中大遇到一个学生，叫卢欢，写了一篇硕士论文，给我看。我觉得这个小女孩的理论基础、理论功底和研究的深度很不错。她先是讲哈贝马斯的理论，然后就中国的现实看问题，怎么分析判断，谈出自己的观点来，比国内特别是在职的硕士生强多了，完全不能相提并论。所以，我觉得我可能跟在职的研究生差不多，没有什么理论。我也没有什么准备，我是前天晚上才回来的，昨天又上了一天班，因此我按照在香港讲的内容大致来讲一讲。
一，“时评”的概念是什么？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我们现在这些写作者和编者常说的“时事评论”，是非常狭义的，其实它只是指新闻评论，就是追着新闻跑。大家看时评版，都是特别讲究时效，好象过了两天写的东西就没地方发了。这种评论是一种快餐，讲快速反应，这是现在的主要形式。
再深一层的不是针对某个新闻事件发言，而是对当下的时政和社会文化现象发表看法，以专家、学者的长篇大论为主，当然这个长也长不到那里去。只是专家学者的身份，有那么一个专业的功底，也不是讲很专、很深的东西，因为毕竟是对大众讲话。其实，梁启超他们最早也是关注当下的时政，没有那么多的新闻报道，也没有什么可追的，因此这种时事评论是有深度的，提的问题是比较重大的。比如孙立平讲的断裂社会，重新建立“稳定观”，秦晖讲福利与自由，陈志武讲中国政府的规模有多大。我觉得那是全景性的观察分析的文章。都是比较有深度、比较宏观的时评。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现在更多的是体现在网络上的这种时评，这种时评是针对某一个新闻热点，或者自己经历过的某些事情来发表意见，这种时评本来应该更多地占主体地位，而我们现在只是在网络上占主体地位，但影响力并不占主体地位。为什么说这种评论应该占主体地位？我们看海外的媒体，他们的专栏作家是真正的专栏作家，不像我们的专栏作家是不固定的，而香港、美国的作家就是一个专栏给一个人，讲什么都可以，我昨天碰到谁、见到什么事都可以作为题材，那种东西其实可以拉近读者和作者的距离，又具有真切感，是扣紧当下，不是根据新闻事件，也不是很宏观的，其切入的角度是个体的经验，讲出来的东西可能有他自己深层的思考。我们这一期的《南方周末》有一个很短的来信，有一个记者跟他的朋友跑到“两会”上吃，代表吃的东西其实很丰富、很高级， 但是这些代表很多都不去吃饭，因为很多人都去拉关系去了，因为很多是官员，那个也是现场版，也是一个评论。很多官员趁这个机会去和其他官员去沟通，一个省长去请一个处长吃饭去了，无非就是因为这个财权集中在上面，搞转移支付，大多数都是批项目、要钱等等。我觉得这些来自生活的东西应该占比较大的分量，这方面可能网络有一些，特别是博客里面会有一些，但因为它太散了，没有引起关注，因此它的传播效果就比较差一些。今后怎么把这一块做好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以上我讲了评论的三种方式，属于比较正常的状态，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有很多的空间。
二，
为什么我们要谈近10年来，而不是18年来、30年来的时事评论发展状况？我觉得近10年来我们中国在评论的发展方面确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应该说1997年是一个关节点。因为这一年的中共“十五大”，是1997年秋天开的，香港也是这一年回归的，这一年是邓小平去世，江泽民亲政。1998年的夏天发生了大洪水，军队抗灾，军民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到现在军队的声誉已有很大的变化，李云龙、许三多等这些军人形象不仅不会引起反感，而且会走红。
还有从互联网来说，1995年5月中国创办了第一家互联网供应商，到了1999年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进入了快车道，都在1997年年前后。2000年联想公司想创立一个评论品牌，办的网叫FM365.com，当时搞了10个签约评论员，我是其中的一个，当时的薪酬比较高，大概一篇400到500元，那时候稿费标准很低，而他们开价很高，想作为一个全国的品牌来经营。2000年4月份起，到2001年5月份就搞不下去了，被停止了。然后搜狐网看到了这个经济增长点，有市场需要，有读者需要，就办了一个“搜狐视线”，然后“搜狐视线”又被停止了，又被砍头，当时刚好是2月14日情人节这一天，印象非常深刻。于是换了一个形式叫“搜狐星空”，那时候大家都看到了言论发展的态势，那是一种公众的需求。新浪网当时也想搞，看到这么有人气，也想搞，后来也搞不成。过程比较曲折，总的来说无论是联想，还是搜狐到新浪，都是看到了时评的人气，看到了这种社会需求。现在管死了民间这一块，只有官方的网站才能够首发，比如新华网、人民网、千龙网、南方网等等，后来好象每一个省都有一家政府网站，比如“浙江在线”什么的，每一个省都有一家，但很多省也放弃了这种首发权，不想惹麻烦，反正他也不想冒这个风险。有些商业性门户网站想冒一点风险，作为只有转载权的网站，它们想出了对策，与有首发权的网站合作。
事实上时事评论还有很多的好东西，于是就在博客发表了，博客也是现在门户网站重点经营的推荐，让它得到关注，所以它也是一种言论，它进行社会批评，乃至进行时政批评。
更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是《南方都市报》的创办。现在都市报是时评的主力军。《南方都市报》是1997年创办的。1997年开始办的时候是小规模的，像《羊城晚报》那样的模式，也写专栏，基本上还是比较重视人文这一块。现在的时评发展不是凭空而起的，是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些像《羊城晚报》这样的报纸把评论进行个人化。过去只有“本报评论员”，后来就有了个人署名的评论，慢慢地就发展了现在的这些条件。到97年《南方都市报》兴起以后就有一个爆发性的发展。现在几乎是每一个都市报都有时评专栏，《南方都市报》有，《南方日报》也有，大家都在满足读者的需求，搞时评专栏。
要提一下《中国青年报》，1998年11月初开了一个《冰点时评》专栏，而不是版。然后到了1999年10月1日就有一个“青年话题”专版。中国的媒体确实进入了卖观点的时代。新闻应该是两点，一个是时事报道，还有一个是卖观点的。在我们中国这一点特别重要，什么时候有一个新提法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新闻。什么时候官方又有了一个新的提法，民间提出来什么观点，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周瑞金3月17在《新京报》发表一个观点，他说第一次思想解放是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第二次思想解放是确立了以生产力为标准，就是搞市场经济，第三次思想解放应该是还权于民，目的是达到还权于民，以前是还利于民，让利，而现在到了还权为民的时代，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观点。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新闻。当然这跟他过去的身份有一点关系，他是“皇甫平”之一，退休前是《人民日报》的一个副总编辑，副部级官员。实际上大家对这些都是很关心的。这是从10年来都市报、从网络、从整个社会的需求来看时评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时评是一个小概念，再大一点的就是我们的舆论环境，再更大一点是全社会的言论自由。如何评价这一个发展状态？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持一种一厢情愿或者诅咒的对立态度，有些人可能是这样的一种心态，表现在某些愤青的态度，这种态度是比较激烈的。“法轮功”发表的东西和共产党宣传干部的思维是同构的。他不尊重事实，瞎吹乱说。还有一种是咒诅。说他们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了退党潮，瞎扯，我怎么没感觉？一厢情愿的宣传。有人说这个环境越来越紧，总的来看这不符合事实。可能个人有这种感受，但是从全局来看应该不是这样。
我看到有一篇文章是海外媒体的，也是朋友传给我的，标题是“中国政府是如何控制媒体的”。80年代在他看来就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黄金时代，言论很自由，而现在中国新闻媒体的改革他认为是一个神话，这是基本观点。我觉得这根本就不客观，80年代的言论自由程度非常低，明显的标志就是动不动就“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人权“都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周扬、王若水这样老资格的人还在写为人道主义辩护，为人道主义正名，你说那时候好到哪里去？完全是瞎扯。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这几年我们出书很难，但是翻译的书是非常开放的，是自由主义的思想，翻译出来影响了我们的学者。基本上，不是那种直接反共的，你想翻什么就翻什么，没有人说你搞自由化，这是一方面。
另外媒体的改革也绝对不是一个神话。当初的动机可能就是为了一个甩财政包袱，到现在只养活了少数的几家党报。中央的媒体《人民日报》是要全国订的，中央财政是要给它拨钱，一年一个亿或者几个亿；还有就是《光明日报》，要养活一批人。其他大多数的媒体都是自负盈亏的，像《南方日报》下面的子报都是自负盈亏，逼着你走市场化的道路，它是企业管理的方式。企业管理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就是你必须要去迎合读者的需要，读者不买你的账你就死掉了，你再说也是白说，对于这些媒体老总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总之，我们评价言论自由的环境、评价新闻体制改革的好处坏处、进步到什么程度要有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
三，我曾经向新闻系的学生说，写新闻时评，中国几十年来的榜样是梁启超，再就是王芸生他们这些人，他们可以做我们的榜样。、张季鸾、王芸生当时是纯粹以公民的立场来写作，不站在政府的那一边，也不站在共产党那一边，这种立场是可取的。还有就是雷蒙。阿隆，这个法国人他的名声在中国没有萨特大，他们两个的观点是对立的，一个是左派，一个是右派。萨特在中国的影响那么大，提起来无人不知，可是像雷蒙。阿隆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就是一个报人，他一生写了4000多篇的社论，写了无数的专栏文章，在大学里面兼职，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他是写时评的人榜样。他主张做一个“旁观的介入者”。我们要介入社会，因为我们是搞评论、搞报业的。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关心社会，应该是介入，但是你又要有一种冷静甚至是一种旁观的立场来看，不带感情，就像一个科学家研究某一个对象，你是研究动物、植物，研究细菌的，你不能带着感情来研究，应该是旁观的介入者的态度。再一个榜样就是《通往公民社会》的作者，波兰的亚当。米奇尼克，他是团结工会的精神领袖，一直在争取人权、争取自由、争取民主，后来当选了国会议员，却不当官了，回去继续办他的《选举日报》，这是一个纯粹的报人，是一个公民知识分子。他不是为了权势，他坐过5次牢，经历已经够曲折了，但是他也说，你不要仇恨官方，要警惕把官方妖魔化的同时，把自己天使化，不要用斗争哲学来看待问题。
当然我这样说也是有一定针对性的。我觉得我们评价任何一个事情都应该有一个客观、冷静的立场。我最近看到《南方人物周刊》上程益中的一个访谈，他说，我对现实的看法与个人的境遇关系不大，并不随个人境遇的变化而变化。我觉得就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立场，这样处事才会比较冷静，表述才会比较客观。而且中国的社会现实是非常复杂的，就党内来讲，有些“一二。九老人”，他们当初有些人的追求是很真诚的，他们经历了很多以后又回到了起点，人权还是要的，民主还是要的。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军队是最封闭的，可是军队的作家又是最开放的，像作家王朔、莫言、阎连科、学者王彬彬、新闻系最好的教授展江等等，他们都是从军队里面出来的，我们省人文学会的郝总也是从军队出来的，分析现实都应该有比较平和的心态和立场。
我们要与“把一切归功于党和毛主席”的旧思维区别开来。社会的进步是一种合力，这种合力有许多的方面。为什么我要提97年以后？因为它跟国际社会的压力、现代文明的进步有很大的关系。秦晖和陈志武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时，都谈到了国际因素。陈志武谈到了制度模式，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有一个快速的发展，因为现在是自由贸易时代，把闭关锁国的很多障碍都打开了。当初英国如果没有炮舰就打不开中国的大门，而我们现在不需要这个炮舰，这是自由贸易的因素。再一个是互联网因素，我们处在全球化的背景里。再一个是9.11以后，反恐给中国也带来了好处，美国需要借助中国的合作，美国没有把中国视为敌人，中国也想发展，也想加入国际社会。加入WTO，就必须要接受国际社会的批评，就要遵守人家的规则，不守规矩的时候，别人就要孤立你，自己的面子上就不好看。于是跟言论自由相关的，比如某一个人关进去以后，美国总统讲几句话可能就放出来了，作为一个交换的条件。还有一点是国内民众自己的争取。也不要把自己拔得太高，以为靠的是我们写评论的争取了言论自由，实际上是今天各个不同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发展起来的。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太石村事件就是一个典型。太石村的农民们，他们要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他们的本能。老太太的养老金都没了，就无法生活下去，她就必然要求查账。这种抗争最后的结果就是出了张德江提出了征地的“三条硬杠杠”，首先要先签协议，其次要按最高的限额来补偿，三是没到位的时候不准动工。另外还有一些民工去跳楼、拦路，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权益去抗争。这种抗争是一种社会的最基本的动力，他要求自己的权益受到保护。包括被拆迁的城市居民，社会矛盾激化，政府必须要让步，因此才讲和谐社会，讲减少社会矛盾。这种权利意识的崛起有出于本能的东西。当然我们的知识界、时评写作者在这里面也会有自己的贡献，我们不要太看轻自己，也不要太看重自己。你说完全没有作用那也不是事实，但就靠你的几篇文章煽动，这也是不对的。
我前面说到出于市场化的利益驱动，媒体进行企业管理，就不得不迎合读者的需求，包括一些官员也利用民意和媒体宣传，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中国的官员也不傻，他也知道舆论的重要性，共产党就是靠这个起家的，他怎么不知道呢？我昨天上网看到很多人在骂汪洋书记在人大的讲话，说中国的民主成本低、效益高，苏格拉底就是民主投票搞死的，那些可能是内部讲话，但是登出来了，很多人臭骂一顿，觉得很失望。他的话有些可能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对中国集权制度的赞美确实是令人失望。事实上《南方周末》写解放思想的系列评论的时候也想到这一点，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他的头上有“天花板”。地方官员能搞的都是很具体的事情，比如广东人应该加工资，汪洋说广州的水不好，我非常同意，他说要发展中小企业，就去找马云，说东莞的企业不转型就要被淘汰掉，我觉得确实说得非常好，符合广东的实际，也符合中国的发展趋势。这就是政治利益驱动迎合民意的。
四
我们作为写作者，作为媒体工作者，本身是应该要有自己的追求，这种追求就是要有良知，要有专业精神。这个良知也不是有道德优越感，基督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人人都可能犯错误，人人的心中都有恶魔，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们可以建立起自己最基本的良知，这种最基本的良知在这个时代是特别需要的，面对政治压力，你可能有很多说不出来的真话，但是你要坚持不说那种弥天大谎，至少不造谣，不去欺骗民众；面对市场诱惑，你不受老板、不受资本家大红包的诱惑去欺骗消费者，这是最底线的东西。小红包可能记者都拿过，比如到哪儿开一个会拿一两百块钱这很正常了，但是如果说编造假新闻，一个不好的产品你说得天花乱坠那就是有问题，那就是有道德缺陷。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做媒体的不完全归因于这个环境。我跟别人讲，广东不是因为省里哪一个领导多么开明才有南方报业集团，才有《南方都市报》。南方报业集团是广东的三大报业集团之一。一开始张德江对我们也抱以不信任的态度，但最后以南方报业为广东的骄傲。同样的环境里面，为什么湖南卫视做得很好，广东卫视做得并不是那么好？为什么广西师大、陕西师大的出版搞得那么好，我们广东出版社还比不上人家？这跟小环境有关系，跟某一个群体的追求有关系。大家有一种共同的追求，那些有追求的人就会投奔到一起来，因为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我从来不承认我们报业的发展是靠省里某一领导的开明，我觉得不完全是这么一回事。
五中国大陆媒体发展的现状离不开我们对大环境的判断，对我们中国整个大环境状况的判断。我认为要是用传统的观点来评中国的现代，你说它是一个“盛世”，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我们中国2千多年来三个盛世，一个是文景之治，一个是贞观之治，还有康乾盛世，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如此，我们现在吃得饱、穿得暖，也不打仗，肯定比前三个盛世都要超过，土匪比那时候要少得多。但是和我们愿望来比，和我们付出的机会成本来比，它远远达不到我们的希望。对环境的污染等所有的机会成本都非常高，和我们希望的那种有尊严比，远远没有达到我们要求的底数。我们中国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毫无疑问是一个前现代国家。中央党校出了一本书《攻坚：中共十七大以后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报告》，说到2040年可以建成一个中等发达的民主法治国家，到2040年即32年以后（我肯定是看不到了）才实现现代化，所以现在是一个前现代国家。前现代国家有两个明显的标志，一个是警察国家，到处都是警察，警察的种类繁多，都是拿财政的钱养的，一个是官本位的等级制国家。
在这样的大环境定位上，我们来看我们的时评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从官方来讲，他是从来没有放弃管控的，而且还没有这种趋势，不要指望他哪一天就开放。开放党禁报禁这是一厢情愿，我觉得这不太可能，所以我们自己要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准备。这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雪灾的报道，完全是承续了旧的模式，没有任何的长进，长进是微乎其微的。广东还有书记、市长说心里愧疚，北京有些家伙连愧疚都没有，铁道部、气象局的还得意洋洋，气象局的一点遗憾都没有，觉得做得非常好。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是英雄谱、表彰会、报告团那一套，一点长进都没有。
现在民族主义的情绪特别强烈，而且像我这种人，原来对年轻人抱着一种很谦虚的态度，现在看来不见得了。我们过去上当上怕了，用骆爽的话来说，“每一个字都值得怀疑”，根本就不信它的话，所有宣传我们都带着一种质疑的态度，其实这也是现代社会公民应该有的态度，对官方的言论进行质疑。美国不允许官方办报纸，只允许对海外讲话，本土不应该有官方的声音，对官方本来就应该质疑。可是一涉及国家民族，央视报道出来，年轻人都相信。这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宣传的成效。但如果涉及到社会不公、官员腐败他们绝对是清醒的，把官员说得多好他们都不信。当然大多数人还是接受了一些宣传，《南方日报》上个星期做了一个版，叫做“新主旋律”，那些作者也接受采访了，就“新主旋律”举了很多的例子，歌颂军队、歌颂党的，只是在某些方面和过去有所突破，就是个性化、生活化这一方面把过去“高大全”的模式摒弃掉了，但是其根本、核心的东西还是歌颂党的领导、歌颂社会主义、歌颂解放军。这些根本的东西，所谓核心的价值观是没变的，这叫“新主旋律”，非常走红。我想对这个走红也不能抱全盘否定的态度。《闯关东》把过去的周扒皮的地主形象颠覆掉了，主人公不是那种地主形象；男主角是义和团运动的反侵略英雄，非常讲义气，非常正直，包括后来去抗日。从排外和抗日这一角度来讲，站在民族主义的角度延续了旧的东西。官方的控制有它的成效，也有它的局限，有些方面是没有公信力的，失去了读者，《人民日报》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读者，都是靠公款养。
六
从理论上来讲，官方一些人的一些提法还是有进步，对媒体的态度有些官员还是不同的，当然这也跟他们的利益有一些关系。民间人士抗争方面，就时事评论来讲，最好的例子就是网络和传统媒体的互动。这种互动首先是新闻报道方面的突破，在网上网民的帖子，像《南方都市报》就把它搬到纸媒上，然后言论又进行跟进，网上的跟进、纸上的跟进，这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联合行动，构成了民间的压力，最后构成了官民互动。官民互动最后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达到妥协，是双赢的结果，比如重庆的最牛钉子户，就是多赢的结局，比如“华南虎”事件的真伪之辩，在道义上民间其实已经占了上风。官民互动除了解决一些事情以外，还构成了生存空间，这个生存空间有虚的一面，但其实也不虚，即道义上的这一面，很多人在民间得到了比较好的评价和比较正面的评价。道德评价系统在很多方面已经不是由官方主导，有些网管官员认为自己在网上是弱势，很多宣传官员也明白自己是弱势，因此出了问题都是用打招呼的形式，而不是用文件，这个不准报、那个不准批都是打一个招呼，不留痕迹，因为什么？因为他底气不足，心虚。道德评价系统的改变事实上导致了一种生存状态的改变，因此现在有了一种自由撰稿人，他们完全凭自己去写作、表达，而且不是迎合官方的。最明显的就是连岳、傅国涌，他们为公共利益写作，比《品三国》更有意义，更加能够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
在话语上社会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最早的时候“弱势群体”这个词XX部不准用，说只准用“困难群众”，到现在它已经成了一个主流的话语。银行的官员也说自己是“弱势”，也用这个来标榜，“弱势”这个词汪书记也在用。有的人提出了“官僚性的利益集团”，这个词也比较合乎事实，很多党员其实什么权利都没有，只是普通党员。汪洋书记两会中还用了一个词，叫做“新三座大山”，这完全是网民的创造，这种词也会变成官方的语言。我觉得这种官民互动有它非常积极的一面，它代表我们这个社会的一种发展趋势，通过你的博弈、通过互相的妥协、让步，这个社会是互相影响的，这种影响把社会一步一步的推向前进。就像网络引起的事件去年就比前几年都多，这种互动有加剧的趋势，比如去年的黑砖窑事件，到厦门PX事件、到重庆钉子户事件，一宗接一宗，今年一开年又有很多事，从“很黄很暴力”开始，一宗接着一宗来。
七
我们对中国的发展时评前景应该怎么样来评价，我觉得是要持一种审慎乐观的态度，国际社会的压力是内生于中国自己的需要，因为你想你的产品冲出世界，要保持经济发展，这是不可逆转的，你要维持这个经济发展的速度，你这个政权才不会遭遇特别大的危机，这样的话很多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你要维持这个发展速度，就要接受国际社会的压力，这是没有疑问的，这个趋势是不可扭转的。在世界全球化、技术进步这些大的趋势之下，我们自己来争取我们自己的权益，这个权利意识不断崛起的时代，官员本身也会有一个分化。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根本的信念，就是相信人的本性。毛泽东搞的那一套为什么搞不下去了？因为他违背了人的本性，天天在那里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割资本主义尾巴，你要违背人的本性是不行的。民主、自由、平等其实跟教育的程度没有什么关系，每个人都不想受别人的欺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可能有等级观念，而现在你即使找一个保姆也不能有歧视，因为它不适合人的本性，她会觉得我现在穷才不得不帮你打工，但我并不比你低一等，这就是人的本性。因此要平等是人的本性，要民主也是人的本性，谁不想当家作主？夫妻之间为了主导权也争来争去，《金婚》里夫妇动不动都吵，看起来都烦了，其实就是为了争家庭的主导权。如果争不到怎么办？就用多数票来决定。因此这个民主就是基于自由、平等、人权，这些都是符合人的本性的东西。因为我们一定要抱着坚定不移的信念。我觉得赖斯驳“中国特殊论”讲得好，其实有什么特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到公平的对待，受到良好的教育，这都是符合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不分肤色、不分种族的，我们相信这一点，要相信每一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权益去抗争。
而且我们不要有那么强的精英意识，就会有比较强的民主意识，也不会对别人有那么多的敌视，也不会有那么强的道德优越感。人家可能在某些方面比你差一点，其实比你差一点只是因为受教育程度不同。我们汪洋书记讲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就认为自己在每一个问题上都不如人，我之所以胜过别人是因为我有一个追求智慧的心，我总是在向别人学习，精英意识强的人这一点特别要不得。写作的时候不能居高临下，你没有精英意识，不自以为道德上高人一等、智力上高人一等，就会有一种宽容心，允许别人跟你争论。这个世界上最荒唐的事可能就是那些自以为是精英的人干的，“民主柬埔寨”是最残忍的，那些领导人都是从法国回来的留学生。精英意识要不得，标榜自己草根也没有什么好。他哪一单事做得不好你就批评哪一单，然后讲一个道理，当然这个道理也是代表你自己的看法，可能有对的一面，也有不对的一面。像美国的法官很专业的，首席大法官是终身制的，相当专业，而陪审团的人是不专业的，只是凭着他的直觉来判断。我觉得写作的态度要有一种宽容的心态，不要把自己看高，也不要把自己看低。我们讲的公民写作也是这样的意思。什么叫公民？你参与公共事件、公共讨论，你是一个公民的身份来行使你的言论自由的权利。这一点有的人持不同的观点，有的人认为公民写作是区别于专业写作的，《南方都市报》他们对这个概念的定义可能也是比较狭隘的。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所有人不管他是专家还是教授，他在写作的时候其实都是以公民的身份写作，你谈的问题对不对，你的专业背景这是一方面，但你不是以精英的身份，而且你也不是对精英来讲话，你不要瞧不起别人。
今天讲了很多，就讲到这里吧，谢谢大家！
听众2：我是《南方周末》的读者。回到主题上来，我想问一下关于时评的问题。时评作者到底是一个局外人还是局内人，这个立场我想请几位老师讲一讲，如果是客观的话就是局外人，等于是旁观者清，我看到你们两家吵架，我自己就像一个评论员一样在评论。但如果你不介入到里面，比如说你不代表某一方面的利益，农民工的利益，或者说是资本家利益，我的意思是我作为一个评论家，只是想感受这些东西，你觉得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立场比较合适？因为在中国没有反对党，任何评论家一出来肯定是他的对立面，所以就把你逼到反对党的立场上去了。
鄢烈山：我刚才讲到法国的雷蒙。阿隆，他就给了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位，叫做“旁观的介入者”，这是非常明确的定位。他搞公共写作，谈公共问题，肯定就是一个介入者，要发言，但是一个旁观的介入者。介入者是一种立场，旁观是一种写作的态度，写作的时候要用旁观的态度说这件事，这一点很重要。至于说一般的人的利益诉求，当然很明显我要表达我的诉求，我就是要加工资，这是很明确的利益诉求。政协到底是什么机构、什么身份？就是说对社会来讲，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的表达权、发言权？你光说为了你自己发言，不是代表所有的人发言，那不对。我觉得张茵这种立场既是对的——我就是企业家，我当然要代表企业家说话，又有一个问题——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平等的表达权？政协都是精英在发言，平民没有，这就是不平等。就我自己的写作实践来讲，我写过几篇文章，我是采取一种尽可能公正的立场来表达。比如说城管，我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城管为什么招人恨？》。没有城管，人行道都占满了，比如天桥、地下过道都堵塞了，城管管是应该的，问题是怎么管，暴力肯定不对，职能划分应该怎么搞？其实做这些事的人，摆摊的，上街“执法”的都是一些社会底层的人。我还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最大的不公是教育不公”，后来又写了一篇《对杨秀英们讲实话》，说的一个甘肃女孩和她的弟弟两个人都要上高中，结果父亲让拈阄，她的弟弟去念书，她去跳崖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社会现实里面，政府应该尽可能提供公共资源，要让孩子们上得起学，但是现在只能做到九年义务教育；你作为一个甘肃农村女孩，能上完初中，父亲让姐弟拈阄上高中，他不重男轻女就已算不错的；如果说不能上高中你就去跳崖，当然这里有值得同情的一面，但至少是不理智的。后来余杰他们写文章说我是共产党的帮凶，我觉得这种说法就不是客观的态度，官方有些事情你是应该批评的，但不是无条件去指责。刚才何雪峰讲到有人逢官必骂，这样不好，不要把对方当敌人，要尽可能挖掘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温家宝3月18日的答记者问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一直是我们心中想表达的。他以前讲的普世价值，这符合我们的愿望；这次他讲要尊重每个人，要依法维护每一个合法权益，要在平等公正的条件下给每一个人提供发展机会，特别强调“每个人”，他能够把这个话讲出来，我为什么不可以讲，至少我讲这个话是名正言顺。我们讲人权、讲人道主义，即使是一个假的许诺，但至少“名不正则言不顺”，我现在这样说起来就顺了，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责备“你光说不做”。什么叫“共同语言”？首先是舆论上达成一个共识，有一个承诺，然后就是要你实践、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