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依法治国”的口号经常挂在官员嘴边，但协助维护法治精神而站在前线工作的律师，却不断受到政府打压。律师组织反映，中国律师去年被注销执业证的人数，比对上一年增加超过3倍，而握杀公义的“懀子手”，竟是执法及司法人员。（刘云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后，高唱中国要“依法治国”。能体现“依法治国”的精神，莫过于国内约25万名法律执业人员﹐根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履行职务，为受托者办理个案。然而，现实中取得执业证书的律师，能够履行受托人的委托，甚至可以继续执业，原来困难重重。据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最新的数据显示，大陆律师在2014年间被刑事起诉及无法执业的人数达13人，是2013年4倍多，并且北京及广东的律师受到打压为多。无奈，无法执业的律师都是遭到执法及司法人员的人为干扰。
2008年已取得律师执业资格的范标文，自2013年起，经常处理“敏感”的案件。2014年5月，范的律事务所突然劝他离开。随后，他即使成功觅得2所律师事务所委聘，但最终仍遭司法局从中作梗，以律师事务所的年检做要胁，不能聘用范标文。
范标文：赤裸裸的威胁，直接跟我要转的律师所说，如果要接受范标文律师，我知道你们的所，明年过不了年检，即使你们所同意接受范标文律师，我们司法局也不会让他转所成功。
他觉得，自己成为司法局眼中钉，主要是他做了较多“敏感”的案件，其次是他发表声明﹐ 要求释放在大陆支持香港占领运动支持者而被报复。
范标文：所以，他们看来以为我是一个有政治企图的人，会威胁到国家安全。
国保知悉后找司法局谈，司法局再向律师事务所主任施压，律师事务所便以他曾提出转所的要求而跟他终止合同。根据中国“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律师倘6个月内仍未获得律师事务所受聘，该律师的执业律师证便会被注销，曾处理多宗人权案件的律师王金平便因此例而被注销执业证。
现时，尚有2个月便届律师证注销期限的范标文谓，早已有心理准备律师证会被注销，但是，他说没半点后悔，并怀疑深圳市司法局想踢走所有在深圳执业的人权律师，据其所知已有4人遭到同一命运。
险些儿跟范标文同一命的律师王胜生，过去2年间打过民事及刑事官司，没有刻意只做人权案件。但她誓估不到踏入2015年，她的执业生涯便跟范标文一样，遇上深圳公安局、深圳司法局及深圳律师协会共同构建的巨墙，三股阻力下，她认为公安局是始作俑者，无端给她扣上帽子。
王胜生：可能跟外国势力有勾结，就是我的留学背景。然后，我又去过建三江，又跟人权律师圈一起，又参与了一些这样的案件。
曾赴笈海外修读由联合国提供的国际人权法硕士课程的王胜生，估不到读书的背景竟给公安“政治定性”。她说，任何类型的个案她都会做，若案中涉及到有人权部份时，她自然把曾经学过的加以引用，但是，竟成为公安局扣陷她“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或指跟国外敌对势力勾结”的“罪名”。王胜生估计，这可能跟中国社会现时高度讲求“国家安全”有关。她更肯定地说，律师事务所突然要跟她解除合同的事，是行政机构超越法定权限，以行政手段干涉法律界执业。
王胜生：是有充足的证明公安及司法局给我们律师事务所直接说话及给压力。（律师）所里的负责人和司法局，以致司法局和公安，他们之间的沟通是非常充份的，包括司法局和这里的律师协会，他们的沟通是非常非常充份。
王胜生谓，公安要惩治她的意愿告诉了司法局，司法局就直截了当希望她在法律界“消失”，因而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施压。她说，到现在她仍不知自己“犯”了何事，但是，亦十分明白掌权者永远拥有生杀的大权。
王胜生：（我们）是触动了那条线？我们是不知道的，因为这些线在哪我们都不知道，因为这不取决于我们做了什么或想了什么，而是取决于对方怎样看我们，怎样去认可我们。
由于全国318名法律人士以及社会各界744名人士发出联合声明声援她，律师事务所最后作出妥协，没再迫她离开。但是，竟要求她不做“敏感”个案。
中国法律界一直盛传“敏感”个案不能办理。但是，何谓“敏感”却一直没有准则。但是，被深圳司法局视为眼中钉的范标文，就最清楚，更发现律师协会及律师事务所都会因应司法局订定的“敏感”案件清单，然后再自订一套更严谨的名单。
范标文以深圳市司法局2006年订定“敏感”案或事件的规定为例，当中有9类，国家安全、政治体制改革的个案自然列为敏感，但是，关乎社会民生的个案若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及稳定，不管是刑事、民事或行政案件都列为“敏感”。规定中更列出一些个案如群体性个案影响党权关系，或个案涉及补偿、拆迁、企业关闭并转、职工下岗安置、非法停职、基层争取民主选举、拖欠工程款项、劳动纠纷、房地产购销合同和物业管理引发的民事紏纷、政府部门违法侵害群众利益的行政紏纷，及司法部门执法不公的纠纷案，都同样视为“敏感”个案。
虽然，司法局没说“敏感”个案不能做，但是，当清单下达到律师协会及律师事务所时，两者都会自我审查，再增添一些原本没有列明的个案，然后索性述明某些个案不能做，当中如法轮功及邪教案件、危害国家安全或实施反党及反政府的案件、司法行政机关至党政机关认为属于敏感性的案件都不能做。有些案件则必须先取得律师事务所主任同意才可受理，当中包括案件发生地或受理部门所在地可能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五名或以上嫌疑人的复杂案件，及已被新闻媒体跟踪报道的案件。
律师执业遇到行政机构阻挠，图“终止”律师执业生涯，即使律师仍可执业，但也不一定能在法庭上可畅通无阻。去年12月，在辽宁省辽源市泰安区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张科科，遭审判长不断插嘴中断其发言外，更遭法官指示庭内的国保把他带走。
张科科说，事件令他觉得气愤兼委屈，法院剥夺律师的辩护权，令律师自己也不能开口讲话，不能得到案件的详细内容，未能履行职责。被国保当庭带走往派出所问话的事，他说甚为罕有，然而，国保与法庭早有微妙关系。
张科科：国保在法庭出现是非常正常及普遍，他们可能是在旁听，在法官旁边给法官递字条。
张科科：习近平现在大权集于一身，不会接受任制衡及挑战。当有律师据理力争，依法申辩而被习视为挑战其无尚权威时，他就会遇佛杀佛。
3名律师都认为作为代表及保护法律界权益的律师协会，有不可逃避的责任为他们权益遭无理侵夺而发言，但是，他们亦十分明白这愿望难以实现，因为律师协会从来不是独立自主的团体履行应有的职责。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对于越来越多律师遭到无理的对待，他表示感到伤感又愤怒。他估计个中原因，跟习近平大权集于一身有关。
何俊仁谓，习近平的施政高压，包括针对律师用的各种手段比江泽民甚至胡锦涛的年代越来越宽濶。对习近平口中的“依法治国”，他说，不一定是好事。
何俊仁：依法治国，有时也不一定是好事，倘若那些是恶法，若依照恶法治国时，法律便变成打压异己的工具。但是，现在较依恶法治国还衰，有时根本不依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