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因为被警察羞辱，不久后单人单刀闯入警局，手刃元凶。
几年前，北京土着杨佳来到上海旅游，因顶撞警察，而被警察羞辱了一番。不久以后，他单人单刀闯入警局，手刃元凶，之后束手就擒，饮刀成快。坊间称为杨佳大侠，而官方对此讳莫如深。
然而，民间对于杨佳的行为也颇有争议，杨佳的行为看着或许痛快，可是深思下去，即便他是精确到选择了欺压过他的警察完成的复仇，可是这样血腥的杀戮行为，还是很难让所有人都认同。毕竟，这样血腥复仇的行为，和社会建设之间有什么关联呢？万一错杀，行动是否就彻底丧失了正义性呢？凶残的杀戮，是否符合未来理想社会的宗旨？
这样的问题，在不同的学理层面，可以有不同的讨论。但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思考，只要最初警察欺压杨佳的行为是带有制度性的，那么他的任何反抗行为都是对当下社会形态的一个折射，外界的观点也同样是这样一个折射。
有趣的是，在中国对杨佳杀警的行为出现反思，是对过往教育的一个极大讽刺。因为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之中，弱者对于强者的反抗当然具有正当性，这是弱势阶级对于强势阶级的反抗。而在马克思的同一时期，资本主义的主流社会学理论还极力的主张在现有社会秩序和系统下解决社会问题，极力的反对使用更多的暴力打破现有状态下的社会秩序。
而颇有趣味的是，接受了多年马列毛教育下的中国大陆居民，尤其是知识分子与学者，对于杨佳杀警的行为，并不天然认为弱者反抗具有正当性，反而更倾向于应当在现有的社会系统下解决社会问题。而相反的趋势是，西方的社会学研究中对于左翼思想相对来说更为接纳，对于暴力的冲突并不表现出天然的厌恶，除了政客们要在极端暴力事件下需要表现出必要的政治正确外，学界更多时候还是表现对于弱者的同情，以及对于弱者权利受到侵犯的追问。
在中国的语境下为何否定杨佳，有两种不同的前提。
一种前提是选择性遗忘体制是制造社会矛盾的根源，而不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有效主体。在这样的条件下，选择体制外的解决方式，都是不符合正义审美的。
另一种前提是否定暴力反抗的形式。基于对于中国共产革命持续的恐怖暴力，国内的主流认知对于一切暴力反抗都怀有天然的抵触。而且国内目前主流知识界生活的阶段，也是全世界最反对暴力的阶段，这样国际接轨的感觉更加加深了摆脱暴力的意念，同时高举非暴力的大旗。当然，也有一些反对暴力的观念，是隐藏在对极权暴力的恐惧之下的，从而表现出更支持体制的系统内解决问题的言论。
为此，底层公众从朴素的情感而言认同杨佳，选择了彻底反对的知识分子从反抗的角度而言理解杨佳，但是更主流的知识分子要么依恋体制，要么过于抵制暴力，从而无法接受这样一个决绝的反抗暴政的形象。从过往的案例来看也是如此，只有那些遵从了体制规则，或者彻底放弃暴力的和平抵抗者，才被短暂的塑造为反抗者的形象。而一旦这些反抗者走得更远，就毫不留情的被主流的话语界所抛弃，如同体制的宣传部门开始封杀这些反抗者群体一样。
杨佳案例是一个极端的事件，但是定义了极点，但是站在这个极端望下去，正是是否在当前真正无条件认同反抗的分水岭，这是杨佳案的一个社会学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