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16日下午2:00，我应约五角场社保中心金老师的邀请，到五角场街道社保中心二楼会议室，在场的还有杨浦区民政局社会科的三女一男。她们很客气地为我倒茶水，并说：是她们民政部门要找我核实一些情况。
杨浦区民政局社会科带队的李晓萍小姐做了自我介绍，并告知我：民政局接到有关部门举报我在募捐，他们来核实情况，根据《上海市募捐条例》个人可以募捐，但必须并入募捐组织，并向民政局提出申请。
她们让我看了从海外网站《参与》下载的《冯正虎募捐》一文复印件，并送我一份《上海市募捐条例》。我清楚是国保举报的，因为在政府机关里只有国保部门才有权翻墙浏览海外的敏感网站，并下载打印转发。不过，大家来一起高清募捐的法律边界倒是一件好事。
我问她们先讲解了一通“对政府机关，法无授权即违法；对公民来说，法无禁令即自由”的法治观念，然后问她们：法律及《上海市募捐条例》是否授权于你们民政部门？民政局有权力管所有的募捐吗？社会上的乞讨、网上很多个人因自己困难的募捐都要并入募捐组织，并民政部门申请吗？
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若民政部门真有这个权力，我马上出通告暂停募捐，去向民政部门申请募捐。民政部门有权力，就有责任。它必须受理我的申请，并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那么我有权利对它不作为或乱作为的违法行政行为依法起诉。我对这类行政官司很感兴趣。
上海官府及其领导都避我远远的，怕我向他们说理讨债，若有组织关心我的事，我特别高兴，会积极配合，创造机会让它管起来。有民政部门做靠山，若批准募捐的话，我也省心了。我告诉她们：我不是红十字会，是一介草民，无权无势，而捐款是自愿的，有些朋友信任我才肯捐款一点，募捐相当困难。
我说：“有的的穷苦人在地摊上放个碗乞讨，而我文人一个乞讨也搞得文绉绉的，写一篇文章放在自己博客上募捐，其实没有两样。”她们听之也笑了。我继续说：“如果民政部门想管，我们都让它来管，多好啊。它不肯管就是失职，它不去通知劝告这么多乞讨的、网上私自募捐的个人并入募捐组织也是失职。”
李晓萍她们马上解释：“我们民政部门是管那些为了公益目的的募捐，其他我们管不上，所以我们是来核实，你的募捐是否为了公益目的？”我听懂她们的说法。《上海市募捐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募捐，是指基于公益目的，向社会公开募集财产的劝募行为。
我回答：“你们仔细读一读《冯正虎募捐》一文。我是在为自己募捐，没有提出要为别人的事募捐，自身难保，还有什么能力去做基于公益目的的募捐呢？我的捐款文章写得很清楚，为了维权，多年遭受各种迫害，包括经济损害，现在陷于入不敷出的困境，而且三十几的诉讼案将要立案开庭也需要一大笔律师费。”
李晓萍她们说：“现在我们明白了，你不是基于公益目的的募捐，是自己生活困难、自己维权需要的募捐。”坐在我旁边的五角场社保中心的金老师说：“我们知道冯老师刚拿到社保退休金，过去他是没有收入的。”我说：“是的，过去我无法正常工作，没有工资，是我妻子在大学工作的一份工资养家糊口的。”
民政局来的四位都是年轻人，我乐意与年轻人交流思想。我坦率地回答她们的一切提问，也主动告诉她们我的情况，我是怎样一个人物，我遭遇了什么，在《冯正虎募捐》一文上写的这些事都是我本人的事，不是别人的事，是一些曾发生的真实故事。她们听了很惊讶，因为她们过去从来不知道有这些事。
她们来的目的：核实一下我的募捐是否是基于公益目的的募捐，通俗地说不是为了自己的困难，是为别人（或社会）的困难而向社会公开募集财产的劝募行为。若是这种募捐活动，个人和单位可以进行，但需要募捐组织同意。上海的民政部门有职权监管上述募捐，但目前没有法律授权它监管私权利的其他个人募捐。
我们的谈话在愉快中进行，彼此交流了对《上海市募捐条例》的理解与认识，这对她们的执法水平提高有好处。对法律法规条例把握得越准确，在执法过程越不会犯错误。我们公民应当依法行事，假如这个条例是违法的，我也会先遵守，然后提请人大对条例违法进行审查。但是，这个条例管制对象不是我这类情况。
约一个多小时后，我们谈话结束。一位男生是做谈话记录的，李晓萍要让我看一下谈话记录，我笑着谢绝了。我清楚记录是记不全我们的谈话，仅是向上交差而已，请杨浦区民政局出面核实并告知的国保会关心的。
希望上海杨浦区国保警察返还违法超期扣押我的大批私人财物，损坏东西依法赔钱。过去对我的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等违法行政，也可以化为经济赔偿。我有钱了，经济不困难了，就不会去募捐。要知道，我也不想做乞丐，欠施主的人情也是要还的。
冯正虎
2015年2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