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也就在几乎整整36年前的1979年1月，邓小平被“解放”后开始执政中国大陆，走出国门第一个要访问的不是朝鲜不是古巴，也不是罗马尼亚不是阿尔巴尼亚，而是在袁贵仁、朱继东等人最担心会“入侵”的西方意识形态的重要代表国家——美国。李慎之在随行出访的飞机上问邓小平为什么，他说他发现二战后，凡是跟着美国跑的都富了。三十六年前，邓小平为什么就不害怕美国意识形态“入侵”。当然，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巡”后之所以反对大陆有人争什么姓资姓社。在邓小平那里，什么社会主义，什么资本主义，都是一些庸人自扰之。
也就在邓小平访美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大幕，才算真正拉开，或者说，也就从那时起，中国大陆也就逐步欢迎西方尤其是欢迎美国的意识形态“入侵”，就像当年刘少奇认为工人欢迎资本家剥削一样。资本家开工厂，自然要获得利润，如果把获得利润称作剥削，那么资本家自然也就要剥削。可如果没有资本家开工厂，很多人即使不饿死，也是吃不饱穿不暖。中国大陆当年如果仍然坚持反对西方，包括反对西方的意识形态（尽管大打折扣），跟西方对着干，就不可能有后来真正的改革开放。宇宙间一切道理，都是相对而言，没有哪一条道理是绝对的，当然也更没有什么“宇宙真理”。持“宇宙真理”观点的人，要么是无知的暴力革命者，如当年的红军将领方志敏（据知此人为“共产主义是宇宙真理”的原创者），要么是装疯卖傻的“有知”者，像今天还在说某种主义是“宇宙真理”的中国大陆“理论家”。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或是从邓小平访美归来，到本人在键盘上敲这篇小文章，满打满算，也不过三十六年多一点，可以说，在这三十六年里，支撑中国改革开放走下去的，根本不是这个主义那个思想，而是因为前面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而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夸张点说，这些国家其实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前进的“灯塔”，有了这些资本主义“灯塔”的指引，邓小平才不会害怕，才敢于放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放弃计划经济，一言以蔽之，放弃所谓的社会主义，义无反顾地向西方学习，向西方的道路走去。邓小平心里十分清楚，再不济，中国也还是可以搞出一个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中国来。怕什么！
然而，三十多年后，“红二代”怯懦了，犹豫了，整个国家的高层害怕起来，害怕西方的意识形态，说起来真他妈的见鬼了，或者说邓小平之后，再也没有一个“邓小平第二”出现。要害怕，三十多年前就应该害怕。现在害怕，迟了。正如美国南卡州立大学教授谢田针对此次当局对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言论的处理发表意见：人类的思想和观点就像空气和水一样，除非建立一个绝对密封的封闭系统，否则无法杜绝它们的流动。目前的中国大陆，想要阻绝外界思想和观点进入大学，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中国已经不可能走回到三十年前，或者走到北韩那样。人们脑袋中知道的东西，已经不可能洗掉了。”
之所以有上面这些牢骚，正缘于上文中提到的袁贵仁、朱继东这二位现在被大陆正“热炒”的人物，他们都是不遗余力地要反对西方意识形态“入侵”，甚至要严惩高校教师，认为西方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入侵，高校老师脱不了干系。既然如此，下面就再说一说西方，说一说西方的意识形态，特别说一说西方意识形态的“入侵”。说起来笑话，现在中国大陆，不怕西方，也不怕西方意识形态，就怕西方意识形态“入侵”。
二
先做个文抄公：“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证实，中美正在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的具体日期。白宫日前发表的201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鲜有地称赞中美关系‘前所未有’的密切，要发展建设性伙伴关系。崔天凯也表示，近年来中美关系总体发展势头很好，特别是高层交往开展得好，从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到瀛台夜话，两国元首密切接触，对两国关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见杨恒均《习近平访美会谈些什么？》）又，2月9日人民网也转载《环球时报》新闻报道，标题是：《美国邀请习近平国事访问 系中美友好“最高表达”》。
真不知道教育部长袁贵仁，特别是那个身为“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的朱继东看到这种“中美友好‘最高表达’”的字眼会怎么想。难道认为中国这个大国包括国家领导人对美国不过是在应付，是在糊弄，是在欺骗？不然，朱继东在要“严惩”那些“围攻”者的“檄文”中所讲的那些说不通啊。照朱继东的意思，西方意识形态就是“洪水猛兽”。既然如此，中国大陆完全应该与美国与欧盟与整个西方那些实行“洪水猛兽”一般的意识形态的民主国家断交，彻底不与他们往来，那样，就不可能有这种洪水猛兽“入侵”中国高校了，更不会“毒害”那些大学生，任凭袁贵仁、朱继东们想怎么洗脑就怎么洗脑，想怎么灌输就怎么灌输。像“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把国门关得紧紧的，几亿人民天不亮（特别是在冬天的城市里）就从每家每户的“小喇叭”中听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那种感觉多好啊！朱继东为何不向国家高层建议，甚至可以“文死谏”啊！由于他的意识形态“身份”放在那儿，这是他的职责啊，他应该尽职尽责呀。
可见，朱继东就是在泼凉水，给中美友好关系、给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泼凉水。去年十一月中旬，习近平与奥巴马在中南海瀛台夜谈（外界称之为“瀛台夜话”），从晚上六点多开始，一直到夜里十一点多才分手，朱继东应该上去阻止啊：一个“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书记，干吗要与“腐朽”的资本主义的总统在一起“聊天”啊。那个时候朱继东在哪里呢？
就像我说辽宁日报根本不知道中央的意图一样，这个貌似专门研究意识形态的朱继东其实也是如此，他根本不知道中央是怎么想的，根本不知道国家高层的意图，更不可能知道习近平在想什么。高层领导公开讲个什么话，他就检个棒槌当根针。
朱继东除了发表了那样一篇“应严惩围攻教育部长的教师和公知大V”的文章外，近期还在光明网发表了一篇《社会主义大学不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何错之有》。在这篇文章中有这样几句话：“在当今中国，西方价值观念主要是指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错误思潮，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宣扬的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政治思潮及其宣扬的西方政治价值观，而并不包括那些正确的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我们一直都是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来造福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中国共产党人所信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国外先进文化的代表，这也是我们从不排斥国外优秀价值观的一个明证。”
朱继东这段话主要讲了两个意思，一个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宣扬的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等“那一套”都不是好东西，同时朱继东又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代表“国外先进文化”——当然，谁都看得出，不是脑残不会这么说。
有位网友是这么讲的：“宪政民主无关东方与西方。一谈宪政，有人就扯到西方宪政、美国宪政，然后来一个偷换概念，大论美国弊端。这种偷换概念的手段该引起思想界的注意。西方人没有为自己的制度申请专利。宪政就是宪政，人不分南北，地无论东西。”前不久去世的中国自然科学家周晓平（文化老人周有光之子）在要离开人世的前几天还在考虑他父亲说的话：“我爸爸的判断是，人类文化演进的轨道是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既然是科学，就不能分中、外、东、西，就不能（分）姓资姓社。”
新浪微博@王朔有话说：“韩国首尔只有五辆公务车；台湾国民党总部没有一辆专车；里根儿子照样排队领救济金；香港贪污200元拘役8个月；美国二百年内只有41个法官犯错；冰岛一百年内仅有10个官员下马；西方国家政府和政党不办媒体、任何官员财产公布、人权高于主权。所有这一切都是实行宪政的结果。”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副主任、京衡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教授陈有西，最近在接受共识网采访部主任蒋保信的采访时说：“中央已开始达成共识，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加强法治。虽然回避了直接用‘宪政’这个比较敏感的词，其实内容一致，依宪执政，就是宪政，用宪法的原则和宗旨治国。这个词是被人为地贴了标签，各种解读，好象划给西方法学的专用名词，搞得中央都很慎重了。从这也可以看出当前中国思想界、法律界的波诡云谲。”陈有西还告诉人们：“中国已经加入三十多个国际人权公约，国务院都答应加入了，但人大批准的却连十个都不到。大量的人权公约，政府答应了，但人大却不讨论，十年二十年地拖下去，不上会。这严重影响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中国作为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应该遵守国际规则，应该跟世界主流国家有一种共同语言，不能老是游离在世界主流的大家庭以外。”
三
朱继东这种人哪里懂得，对于落后社会，和平演变就是改良，就是进步。不然，你想要中国大陆人民起来暴动？或者难道你不想让中国大陆社会改良、进步？对于专制极权国家，和平演变就是为了最终能真正实行民主自由。难道朱继东不想让中国大陆享受民主自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一再指出：民主是个好东西。
和平演变是社会进步常态，不和平演变，难道希望中国“突变”，或是中国不变？不然你朱继东说中国应该怎么变？秦汉也好，唐宋也罢，包括明清，那时根本不懂什么叫“和平演变”，否则中华民族的历史一定会改写。据知，“老佛爷”慈禧后来有所醒悟，已经迟了，若是上帝再给她点时间，说不定她也会欢迎和平演变，说不定就没有武昌暴动，就没有辛亥革命。虽然大清还是不保，可中华民族当是另一番景象。
1976年十月抓捕四人帮不说，自1978年开始，我们这个“神国家”在邓小平的旨意下，就“坚定地”走上了和平演变的道路，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地球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没有这种和平演变，就没有现在这样一个中国。
大陆有些人总是强调要反对西方意识形态，那么到底什么是西方意识形态，西方意识形态到底是好是坏，是善是恶？在本人看来，民主自由，就是西方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大陆，不管什么人，说得再好听，反对西方意识形态的实质，就是反对实行西方民主自由。不然，我就想问：有谁敢说西方意识形态是“洪水猛兽”？有谁敢说西方意识形态不是引领人类进步？依靠“洪水猛兽”一般的意识形态为何能创造出高度发达的西方文明？而我们这种“宇宙真理”一般的意识形态，却反而就是高度不了发达不了？
在有些人眼里，中国大陆当下最大的问题好像不是经济下滑，不是失业率，也不是国民素质，而是“西方意识形态入侵”。你说这不是鬼扯吗？请问：1949年后也好，1978年后也罢，中国大陆一直是谁领导的？你把中国大陆领导到所谓西方意识形态要“入侵”，现在却来怪高校教师，你们到底还讲不讲一点道理？
或许有人会说，中共要的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政治上的“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种无知而荒谬的观点。政治和经济，从来都是“孪生兄弟”，有什么样的经济，必有什么样的政治，反之亦然。邓小平没有什么学问，但这点道理他还是懂的。特别是比起我们一些所谓的博士、专家，邓小平完全可以做他们的老师。邓小平十几岁就到法国搞过勤工俭学，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别看他在位时佯装严肃地强调“四个坚持”，甚至言不由衷地还说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其实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一旦启动改革开放，一旦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一旦开始搞市场经济，就再也回不去了。正如本人十余年前所作《一开始就错了》一文中所言：“当然，邓小平以及后来的领导者可能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但由于已经无别的路可供选择，同时，实行民主制度和‘走资本主义’也是整个人类社会大势所趋，因而可以说，市场经济在中国开始的那一天，也就宣告了资本主义和真正的民主制度在中国的诞生，同时也预示了中国专制制度的将要灭亡。”
旅美政治学者王军涛博士是这样说的，现在“包括最高层领导在内，其实已经没有了所谓共产主义理想，他们最大的目标是保持政权稳定”；而且“基本上他们关于未来没有理想，他们自己也说是在摸索，没有一个清晰的社会改造方案。因此无论在人心上在民意上，都没有动员力。”
更重要的是，自1949年后，中国大陆被严重洗脑的一代又一代愚民从来都没起过“主导作用”，整个国家一切大的举措都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包括现在教育部长袁贵仁、意识形态官员朱继东所提出的什么要反对的西方意识形态，如果不是邓小平不是中央高层自己先松口，甚至不论经济还是政治，如果不是中国大陆政府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发生了兴趣，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并将彩票、股票、期权等原本就是资本主义创造的那些玩意一古脑儿拿来，中国亿万愚民哪有这个能耐。现在说也说了，做也做了，忽然害怕起“西方意识形态”，进而埋怨起大学老师来。如果还有记性，就想想三十多年前；如果失去记忆，也好办，就到档案室或什么文献研究室去翻翻文件或是当年报纸，就知道西方意识形态是怎么进中国大陆的。像朱继东这样，今天杀气腾腾地叫嚣，好没意思。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朱继东这种无知的党棍呢？还是陈有西在接受网站采访时说得好：“在思想理论界，我们用了一些庸才，不学无术，尸位素餐，只懂得用权术，搞阴谋，根本没有搞阳谋的水平和能力。他们根本不知道国家的大势，不知道整个大局，也不知道全国人民心里在想什么，更不知道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想什么，他们拼命地用六七十年代的言论，来抵制现代人的思想，这是非常愚昧的。”哈哈，用红楼梦中黛玉讥刺“宝哥哥”的话，朱继东原来不过是个“银样镴枪头”，而若是借用民间的说法，此人就一“屁吃”。
著名政论家章文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为什么不能原谅朱继东”。文中写道：“当下之中国，像朱继东这样主动、积极的政治投机者，知识分子中大有人在。北大有孔庆东、复旦有苏长河、人大有杨晓青、社科院有房宁，海外则以郑永年和李世默最为著名。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对西方价值观、肯定所谓的“中国模式”。
不过我发现，这些人中也没有像朱继东那样明确建议“拔钉子”的，没有像他这样立功心切、不择手段的。也就是说，朱是其同类中最坏的那个。因此当我发现我和他同在一个微信群中时，立即毫不留情面地公开痛斥。
最近几天朱继东在微博、微信上被骂惨了，并有网友揭露他的博士论文涉嫌抄袭。我完全支持对朱的有理有据的依法“讨伐”。这样的无耻坏蛋几十年才出一个，不可低估其恶劣影响和示范效应。只有“痛打落水狗”，加大帮凶者的帮凶成本，才会令后来者不敢学坏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