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抢劫式官商合谋下，牺牲环境以换取利益获取的速度就是必然选项。
柴静自费所拍反映中国雾霾状况的记录片──《穹顶之下》终于被禁播了，这在中国并不使人感到意外，而如果不被禁播，那才是意外。一个标榜创造了可为世界效法的“中国模式”的制度，正是造就今日雾霾的罪魁。而这种模式之所以被高高祭起，就是要证明其正确并保证其持续。而在制造雾霾根由的正确与持续中，雾霾不可能允许深刻反省与根本整治。所以，禁播柴静们的片子就成为必然。
中国环境已濒临崩溃，这是个稍有良知的人都不得不正视的现实。首先从呼吸的空气上：中国人呼吸的空气质量从雾霾铺盖的面积上可见一斑，2013年1月29日媒体报道说，中国部分城市近日受大范围雾霾天气影响，空气质量明显下降，灰霾面积达130万平方公里。更有严重的时候，中国五分之三陷入雾霾之中。可以说，至今很难找到几个没有受到雾霾天气影响的人了；其次从饮用的水源上：2014年统计显示，全国已有82%的江河湖泊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每年由于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377亿元；再次从生长作物的土壤上：据国土资源部统计表明，全国耕种土地面积的10%以上已受重金属污染。华南部分城市约有一半的耕地遭受镉、砷、汞等有毒重金属和石油类有机物污染。农药化肥污染同样严重。中国每年农药使用量达130万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而农药和化肥的实际利用率不到30%，其余70%以上都污染环境了。由此可见，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空气、水、土均受到了严重污染，公民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危害。
作为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天人合一、和谐中庸传统价值的民族，怎么今天居然走到这种人 与自然严重对抗、互不相容的境地？在追索这个问题时，我不禁想起十几年前与中国五 矿一个部门经理的聊天。
记得1997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与五矿公司一个经理同桌喝酒，当时就海阔天空地聊，当他谈起自己的业务时，说主要就是将中国大陆到处都有的硅矿石卖到北美洲及澳大利亚。我当时好奇地问“难道那些国家没有硅矿石？”他说：“哪能没有？地球上最多的就是这种矿石了。”我更奇怪地问：“那别国为甚么还要来买呢？他们买去干嘛？卖硅矿利润高吗？”那经理说：“因为这种矿石开采毁坏土地。在一个地方开采后，方圆几公里甚至更宽的土地就荒漠化了，土质所受到的污染无法修复。所以北美与澳大利亚等国就不开采，而是到国外买。买来就是填充那些矿井与油井。至于利润并不高，每吨才获利几元钱。主要靠量大，又加开采技术要求低，易操作。”我不禁问：“对土地那么大损害，这么点利润怎么填补？”那经理说：“填补甚么？土地是国家的，我们是国家企业，谁来管这些？就算真有那么一天当地民众起来闹，政府也不得不管时，我们这些经理早就不知换了多少届了，调走的调走，高升的高升，到哪里去找呢？”听到这番话后，我久久不能平静，当时端起桌上几杯酒灌到了肚里，昏睡而去。
五矿经理一席话从一个侧面道明了中国污染的深层根由：其一、资源是国家的，代表国家的各级机构（政府与国企）具体管理支配这些资源，这些政府与国企的负责人是不断调动的，他们为了在任上建立业绩与获得利益，就必然以最快速度与最高的效率来掘取这些资源。不择手段地将资源以最快捷的方式兑换成金钱是他们利益的最大化需要；其二、那些环保治污，资源加工利用等等，是需要高投入与技术研发的，见效缓慢而无利润，严重影响着官僚与企业利益最大化最快化原则，因此是千方百计避开的对象；其三、这种强取豪夺式的开发，就是所谓破坏性开发与开发性破坏的重叠，其责任不明确，追责人不到位，责任人也因变动不居而完全可以不用担心承担责任，所以，大家过往几十年官僚与商家都是以与时间赛跑的速度来抢夺资源，将资源变现成金钱。这就是过往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与环境极度恶化的原由。
这种为了自己在任的业绩与利益（包括个人私利与部门利益）而疯狂将资源变现成金钱的方式，事实上跟人类千万年来各个时代存在的抢劫犯心态高度一致。看看那些抢劫犯为金钱不择手段，同时特别注重高速快捷，抢了就跑。中国过往几十年的官僚与商人所勾结而成的权贵阶层，为甚么会有如此浓厚的抢劫犯心态？原因就在于他们都对自身的权力与利益来路与去向深感不确定，以致如何能够尽快最大行使权力获得利益，成为权力者寻求依靠安全的方式，而那些与权力勾结的商人也自然具有这种短期急功近利的特征。这种立足快捷高效的抢劫式权贵经济，就必然不虑长远，不计环境，不留后路，以单位时间与所任期内获取最大利益为准则。
在抢劫式官商合谋下，牺牲环境以换取利益获取的速度就是必然选项。在这种快速度高获利原则下，高污染、高排碳、高能耗的经济模式就成为自然现象。几十年下来，致使中国几无可呼之气、可饮之水、可种之地，就不足为怪。而那些制造这种环境灾难的抢劫式权贵们却早已转移资财于国外，更换身份于外籍，安然享受外国的乾净环境去了。今天柴静们欲揭露这层雾霾的黑幕，那当然是揭权贵的老底，掘权贵的祖坟，自然不为所容，封禁就是必然的事。而从中国环境危机的深层根由来看，要想根治中国环境问题，必须得根治中国官僚体制问题，必须设法消除那种抢劫犯权贵心态，让那些承担环境灾难的民众真正具有决定自己环境命运的权力，即将环境权切实归还给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