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康”,指包括今天西藏东部、四川西部以及云南西北一角的横断山地区,是藏族三大地理区域之一及藏语康方言的分布区。由于地理相交,康区也是藏汉两民族交流比较密切的地区。历史上,康区主要由当地的世袭土司统治,个别地区间或由拉萨派官管理。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康区随拉萨对北京的离心倾向增加,也陷入多事状态,发生多次暴动,攻击清朝官员和西方传教士,烧毁天主教堂,连在巴塘主持屯垦的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也被杀死。赵尔丰奉命带兵出征平定,从此开始了他对康区(中国当时称其为“川边”)藏事的经营。

    

     赵尔丰祖籍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汉军正蓝旗人,属较早为满人效力的汉人之系。其父作过山东泰安知府。赵尔丰在四川为官时,曾镇压哥老会暴乱捕杀数千人,被称为“赵屠户”。他对康区也采用同样暴烈的手段,为了征服当地的土司和头人,杀人无数,打了不少恶仗。著名的战斗如打乡城桑披寺,其僧人将前往谈判的清朝官员剥成皮筒塞草悬挂。其寺地形险要,半年而攻不下,军粮断,赵尔丰与士兵同以草熬牛皮为食。当时他指挥切断桑披寺水源,一月后守寺藏人竟将三四斤活鱼扔出取笑,令全军毛骨悚然,漫山搜寻,后因一士兵偶然掉进土穴,才找到深埋于地下的输水管。桑披寺终破于断水。寺庙被焚,数百僧众遭屠杀。1

    

     平定叛乱之后,赵尔丰被任命为川滇边务大臣,开始在康区实行“改土归流”。所谓改土归流,就是把当地世袭的土司,换成由清政府任命的、可以随时流动的外来满汉官员,消除土司割据的政体,纳入与中国内地一致的州县制政权体系。改土归流进一步激发了康区各地土司的反抗,赵尔丰治理川边六年,南征北战,几乎是不停地打仗,废除了明正、德格、巴塘、理塘为首的大小土司和昌都、乍丫(察雅)等活佛的政治地位,驱逐了拉萨派在康区的官员。

    

     阅读当年有关改土归流的旧档案,颇有趣,如被要求放弃土司权力的鱼科土司上书赵尔丰:

    

    

     “钦差大臣台前:小的鱼科土司具恳禀事,情因小的自先年以来,不比他们牛厂,小的于大皇上属下,每年上纳银子,大臣均是知道的,哀恳大臣准小的照前一样居住,赏张执照,沾感不浅;如难允准,要缴印信号纸,恳先饬绰斯甲、革什咱两土司呈缴印信后,小的亦随即呈缴。”

     

     赵批复如下:

    

     “禀悉。该土司恳求照前居住,赏给执照,均准如所请,至应缴印信号纸,乃奉旨之件,各处土司一律办理,岂有绰斯甲、革什咱不令呈缴之理;惟尔恳求先饬该两土司缴印之后始呈缴等情,定属荒谬,同是缴印,何分先后?本督部大臣,岂有偏私,如朱倭、白利,灵葱均已缴案,该土司何不以朱倭等比较,而以绰斯甲、革什咱为衡?似此野蛮无知,本应惩办,姑从宽宥。”2

    

     赵尔丰征服和改流的地区约计东西三千余里,南北四千余里,设府、所、州、县三十余处,后来建立西康省,由此得初具规模3。其后三十年在康地的汉官,无不得利于赵尔丰当年的余威。虽然西康省直到1928年民国时期才正式设立,但是赵尔丰经营川滇藏务时就已有此设想。他曾上奏“平康三策”4,第二策就是“改康地为行省”。第三策更进一步,“移川督于巴塘,而于四川、拉萨各设巡抚,仿东三省之例,设置西三省总督,藉以杜英人之觊觎,兼制达赖之外附”。5

    

     由于赵尔丰杀戮颇多,藏人(尤其是藏人上层)对其恨之入骨。清政府1908年任命他为驻藏大臣,兼任川滇边务大臣,等于把主要的西藏事务全部交给他管。因拉萨方面激烈反对,他实际未去拉萨上任。赵尔丰有残暴的一面,曾一次斩首逃兵七十余人,但是也有廉洁公正的一面,曾在路途发现一家百姓无隔夜之粮,而地方官不知,即以严惩。他训导地方官:“知县是知一县之事,即知人民事也。故勤政爱民者,因爱民而勤政。非勤政为一事也,爱民又为一事也。凡民有疾苦,而官不能知之,不能救之,是贼民者也”6。对他这种恩威并重,当年康区的普通藏人百姓颇多信服。他在辛亥革命时被起义民众所杀,其婢女为救他而死,随后其生前卫士又去刺杀革命军头目为他复仇,也可略见他平时为人一斑。

    

     对清末西藏推行的新政,在不同的立场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不过从现代化的角度,那的确是西藏的第一次现代化输入。张荫棠、赵尔丰、联豫等人,除了对藏区进行收权方面的政治改革,也在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为西藏带来了一系列新事物。如平治康川道路,敷设川藏电线,雇比利时工程师架设河口钢桥;开办工厂;创设邮局;选派年轻藏人到内地学习工艺;在拉萨建立商品陈列所供藏人参观;编练新军,办陆军学堂和巡警教练所,设步警和马警维持治安;赵尔丰在康区创办学堂六十多所,亲自为其编写课本;联豫在西藏各地也创办了二十多所新式学堂;还出版发行了藏文白话文报纸,设立译书局、印刷厂等。

    

     至今回头审视清末对西藏的新政,从中国的角度,为了纳入以主权为框架的国际体系,对西藏收权也许是迫不得已的,不可不为。但是张荫棠、赵尔丰共犯一个通病,即在收权之外,还企图以汉文明改造藏人。张荫棠在西藏翻译散发小册子,向西藏老百姓灌输孔孟之道的纲常伦理,提出“西藏宜遵用大清正朔”。他推行汉文教学,为此个人捐献五十两金砂、三百五十两银锭作为汉文考试优异的藏人学生之奖学金。他甚至提出“当喇嘛娶妻生子的听便,并可充任农工商兵诸业”,“喇嘛白昼不必诵经,宜兼做农工商业以生财,不可望人布施”。对此,藏官和喇嘛的回答是:“若照指示,听喇嘛自愿娶妻,黄教必定衰败,万难办理”。7赵尔丰不但强迫藏人子弟学汉话,还要求藏人家族都采用汉姓。至今康区有不少姓汉姓的藏人,多是那时传下来的。他在改变风俗方面,细到要求藏人改变以吐舌头表示尊敬的习惯,规定男女青年在藏袍里面还要穿裤子,甚至因为他认为藏人的天葬风俗不好,也要求改变。8

    

     对西藏收权,威胁的仅是原来掌权的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即使遇到反抗,范围也有限。只要日子过得好(或至少不比原来坏),多数老百姓对到底由谁掌权并不真正关心。然而对西藏社会实行同化政策,就等于把冲突的对象扩展到全体百姓。歧视一个民族的传统风俗文化并强行其改变,一定会激起民众的共同愤恨。一旦民众与民族上层站到一起进行反抗,收权和同化就可能都遭到失败,且由此播下的民族仇恨,也将长期难以化解。

    

    

    

 

1 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316

 

2 贺觉非,《西康纪事诗本事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3-24

 

3 《清代驻藏大臣传略》,吴丰培等编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82

 

4  《清代驻藏大臣传略》记赵尔丰平康三策:“首将腹地三边之倮夷收入版图,设官治理。三边地皆倮倮,界连越西、宁远,诸番夷山居野处,向无酋长,时出劫掠,边民苦之。然地多宝藏,产药材尤富。三边既定,则越  、宁远亦可次第设治,一道同风,此平康第一策也。故事:驻藏大臣及六诏台员每出关时,悉在炉城奏报某月某日自打箭炉南门或北门入藏,相沿既久,英人每执奏报为言,以为炉城以西,皆属西藏辖地,每与交涉,理屈词穷,界限牵混,堂奥洞开;力主改康地为行省,改土归流,设置郡县,以丹达为界,扩充疆宇,以保西陲。此平康第二策也。川藏万里,近接英邻,山岭重沓,宝藏尤富,首宜改造康地,广兴教化,开发实业,内固蜀省,外拊藏疆,迨势达拉萨,藏卫尽入掌握,然后移川督于巴塘,而于四川、拉萨各设巡抚,仿东三省之例,设置西三省总督,藉以杜英人之觊觎,兼制达赖之外附,此平康第三策也。”

 

5 《清代驻藏大臣传略》,吴丰培等编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75

 

6 《清代驻藏大臣传略》,吴丰培等编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79

 

7 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312

 

8 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