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唁电中称李光耀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能获此殊荣，十分不易。
李光耀去世了，习近平在唁电中称其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中国官方的正式表达中，这个称号不是随便送人的，朝鲜的金氏父子、卡斯特罗、西哈努克、基辛格都曾得到过这项称谓，曾积极反共的李光耀能获此殊荣，十分不易。而浅蓝色话语中的公共知识分子甚至某些异议人士也对李光耀赞不绝口。显然李光耀的形象可以从多个角度的解读，满足不同的想像。
对中共来说，新加坡的稳定、繁荣，新加坡政府的专业、廉洁、高效，都是值得学习的，人民行动党的长期稳定执政也颇有吸引力。据赵紫阳回忆，他曾向邓小平介绍过新加坡经验，并提出新权威主义的说法，邓小平表示了肯定。而对于倾向于普世价值的中国人来说，李光耀制止了来势汹汹的共产主义吞没新加坡，建立了一个英美法体系的国家，尽管新加坡人享有多少自由和民主值得商榷，但总算是融入了自由世界。对期盼中共通过改良走向普世价值的人，新加坡还提供另外一种想像，即不冲击中共执政地位的双赢改良路径。若中共的极权能自动改良成新加坡的威权，则能使社会更加开放，而人民行动党的一家独大似乎也让改良不触及中共的执政地位。不少浅蓝公知提出的先法治后民主改良图景中，新加坡都是合理性和可行性的例证。
讽刺的是，不少前苏东国家的领导人也非常推崇李光耀和新加坡经验，据说普京和亚努科维奇都是李光耀的拥趸。俄罗斯和乌克兰从原共产主义极权中逃出来，真正的自由民主又算不上，一般被划分为威权政体，那么他们正好符合中国改良派设想的改良条件：有强人的威权体制。既然他们那么推崇李光耀，为什么不能复制新加坡的成功呢？是这些崇拜者所处的环境不好，还是新加坡的经验本就难学，这两方面原因或许可以统一起来：新加坡模式更多的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种设计。
新加坡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地缘政治环境，加上冷战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李光耀一直以机会主义理性探索出路，李早年反共，后来又推崇邓小平，一边推崇邓小平一边又在西方讲中国的威胁，显然他不打算把自己局限在特定立场之中。对于一个机会主义者，除了机会主义态度，很难找到固定的经验可学。机会主义以成功为导向，李光耀成功了，这就够了。据说亨廷顿曾预言李光耀之后新加坡模式不可持续，这未必靠谱，机会主义本来就是一种普遍性的政治策略，较之民主、自由等价值观立国更古老、更普遍。
李光耀经济、社会政策倒也不那么容易区分好坏，让人无法释怀的是他对反对派的打压，据说李光耀关押了两千多反对派，相对于新加坡的人口来说，这个数字不小了。推崇李光耀的中国公知，除了不了解极权的特性，对新加坡的了解也有太多的一厢情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