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七一游行中，香港民众挥舞着中华民国国旗。
“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英国错误移交
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在2013年4月8号因中风去世后，世界各国政要、媒体纷纷发文悼念这位在国际舞台素有“铁娘子”之称的政治家。4月10日我接受新唐人电视台采访，我认为，将香港主权交给了中国大陆是撒切尔夫人政治生涯中的一大败笔。我说：“她实际上违反了《中英南京条约》或者是违反了二战之后的国际法，按照《中英南京条约》，她应该把香港移交给台湾才对，它（香港）应该是属于中华民国的，并不是属于中人民共和国，所以我觉得撒切尔夫人不应该和邓小平谈判，以至于在邓小平面前受辱而摔了一跤，所以她对不起香港人民，也对不起中华民国。”
有香港年轻人在脸书上说，香港回归于民国，就有普选。去年大约有七千香港人移民台湾。香港的民主运动，不能仅仅是争取权利的运动，而且共党那里争取更黄檀。一定要到国家层次，那么就要一个决断：到底是中国还是中华民国。
前一段凯迪网上有一篇文章，说毛泽东是支持中华民国的，而刘周官僚集团反民国。民国国体在大陆残留，与国际法上民国国家地位是一致的，可以共振的。那么一旦大陆专制，从国际地缘政治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肯定扶持民国，两个中国，一个倒下了，另外一个肯定站起来，如此成本最小转型有序。在国际法上与美国法，百年中国秩序上都没有问题，也就是合法性是延顺的。
民国国体问题却是瞎子看不见的，要让他们看见而且相信是很艰难的，只有专制瓦解，港台海外华人坐在一起谈的时候，怎么重建民主秩序时，才知道民国国体的重要性。国体这个词，我挺奇怪的是，凡是穿越1949两个朝代的，对政治有关注有思考的，都很经常使用民国国体这个词。我碰过很多。
即使是中共元老，用这个词也非常多，可是二代三代，以及后来的知识分子，几乎对这个就很陌生了，这不奇怪，他们仅仅是中共毛泽东放进49之井的，只能井底观天的青蛙。而民国与49秩序的对抗，是在井外的世界中。
民国是否存在，不以大陆人怎么想为前提。大陆人认为不存在了，民国还在。大陆人怎么想，不重要，而且也变不了大多数人的。民国是否回归，取决于地缘政治和国际格局。大陆人是否人心思归，并不是决定性的。即使大部分人真没有民国立场，但是时局情势到了，一定回归。它是历史大势，与大陆人的人心关系不大，人心归向决定的规律在此不起作用。
民国的国际地位在上升中。美国为啥同意36年后民国大使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升旗，挂外交车牌，美国会领袖力挺台重返国际刑警组织。我认为一，中国大陆民国当归、民国热、泛蓝联盟、天会再蓝等民间政治力量的凸起，让英美世界觉得沦陷的城墙内，还有友军游击队，大有可为。其二，习近平毛化，让美国觉得改革已死，实在没药可救，就另外想起民国。其三，为2016年上台的民进党提供国际政治空间，否则上台后会受激进的太阳花反共台独的不断运动反对。为中华民国提供了国际舞台，民国就会给台湾人带来自豪感，台独的怨恨就会变小。
中共外交部向美国严正抗议，或者外交谈判中总是要其他国家先承认一个中国，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国的外交都是演戏给国内老百姓看，糊住老百姓，本质是内政，内部欺骗:让老百姓在49秩序的陷阱里面跳不出来，以为民国已亡。这是一个狼外婆的故事，只有把小女孩吓唬圈在屋内，统治才有可能。
港台明星如赵雅芝路经天安门，发出感慨说爱国，立即被网上舆论痛殴成过街老鼠，我相信她爱之国并不是中共，而是国家，只是这个国家被放逐于虚无地带，爱国立即成为拥护中共体制，几乎没法摆脱这种被利用被掠夺。只是作为大陆人的我们受尽了中共挟国家以害国人之苦，恨屋及乌，爱国成为政治不正确。如果这个国家成凸显出来，与中共剥离开来，就是一种宪政爱国主义。
我们要做的是就是让国家在场，并且不再被专制利用反过来驱除专制，让爱国的海外华人与不爱国的大陆受害者一体没有冲突。这就是民国当归。需看到中共体制之出现，正是为了解决民国国体危机而出现的基因突变，如一场核泄露造成的一样。每次对国体危机的解决方案，只是造成民国初年就清楚的国体危机的进一步危机，病重乱投医，越医越没药可救。台独本来是针对中华民国而撕裂出去的独立倾向，可是如今却变为从中共体制中撕裂出去的独立倾向，这里腾挪内部更换就在于中共对“一个中国就是中共”的强大话语权，而这个过程有是中华民国进一步出局进入虚无地带的表现，民国成了局外人，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被掏空得干干净净，鹊巢鸠占。民国国体危机进一步深化。
香港抗争的下一步
民间议题需要搅拌与搞乱。如果你有跳出自己的眼界，就可以看到其实民间抗争议题如果不是依附于行动的，就是与念咒扎小人的巫术，或者教会里面的教义分享差不多，日复一日的重复与浪费。不断地说，不断的说，传播地越广，自己没法行动，还是把行动移交给共党，强迫共党行动，除小议题和有利于中共统治的议题外，大议题如政改普选交给中共要么纯属嘴巴犯贱，要么就来大棒大牢伺候，找抽找打。
从意识到这个困境以来，我不断寻求突破，寻求崭新的突破性的议题设置，然后如鲶鱼放入鱼群中，如“维权”、“反公知”、“改革已死，民国当归”，对知识分子群体民间政治格局进行搅拌和搞乱。最怕的就是僵化的格局重复，死水一滩，我的能量能力有限，只能搅拌搅乱，有点动，也许就能带来大格局的突破，否则死水一滩铁屋一个，只能坐在井里念咒诅咒自大吹牛。放弃香港，支援台湾也是这个策略。围魏救赵之计，支援了台湾，然后推动台湾来“联邦”香港。
连最靠近西方自由世界的香港，要真普选都要不到，其他大陆地区就甭指望了。连公民社会最强大的香港倒逼政改我看一定没戏，北京当局会用僵持冷战的方式，把香港抗争当做病毒文件隔离起来。在大陆倒逼政改注定落空。当然不到黄河心不死，且看着。
北京来个“不妥协不流血”，只要不流血，就不会招来西方的制裁与反对。这已经是从八九邓小平那里更超越一步。八九后期，学生已经是强弩之末，只要对学生围而不打，自然散去。我们这一些香港之外的人，声援之外，替他们想下一步该怎么办，也是很重要的。
台湾对大陆政局的认识，相当于大陆公知，不管是批判中共，还是表扬中共成为好孩子，都基于中共能够改革变好，殊不知这是个巨大的历史黑洞，一切试图在其周围发光照亮黑暗的，都被吞噬掉，成为黑洞的组成部分。大陆的专制是个迷宫，试图围绕着它的，都成为迷宫的一个部分。再良好的意图，善之花都只结出恶果。所以台湾新生代的“不跟他玩”，“谁跟他玩抛弃谁”，玩自己的，建自己的城，是最好的解毒剂，即使批判中共的龙应台等，我想在台湾年轻人中是没什么市场的。
不超越六四，等同于六四，是另外一个六四，老想和党妈搭话的抗争是毫无希望的。台湾大选人民的胜利，就在于不跟他们玩。吃一亏长一智。共党方面都已经超越了八九。现在香港再重复一次八九，就是争取同情，成功的概率极小。如果我们将来的广场革命，还是“争取同情”，结果还是惨败。八九的经验已经不够，公民抗命和政治反对，已经远远不够。香港现在是在分水岭处，非暴力的抗争已经到了顶点，该有进一步的蜕变，变成暴力的很难，所以在非暴力的顶点上得有变数，得有卫星转轨。独立，学美国独立，彻底斩断，就会有变数，回归民国，就有变数。得求变数。八九不行。共党是这样的，以马英九为例，当你在他控制之外，你威胁他越多，他就给你越多越妥协于你。当你在他控制之内，威胁他，是找死，不威胁他，听话，他高兴给糖吃，不高兴当你傻瓜。
于已经过去的八九，看现在的香港，于现在的香港，看将来的大陆广场革命。揪问香港的“下一步”，对于大陆自己也很重要。将来大陆的广场革命诉求，也会像香港争普选一样，单一口号就是争政改。这种小市民属性的，是必须过的关口，年轻的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首先想的是成为有安全感的市民，城市里面的农民工和蚁族也是一样，把争政改争选票当做解决自己生存，尊严自由等问题的总体钥匙。
正如用香港独立或者回归于民国口号，让“下一步”也同时在场，我们大陆民国派也试图让民国要素定义将来的广场革命，双保险。制高点关口，必须过，才有下一步。之前是万流归海都在此处聚集，作为临界点不断压缩膨胀，冲了过去或者被炸开，就到了下一步。香港普选是过去民主回归三十年的制高点关口。广场革命是将来大陆前几十年民运的制高点关口。虽然我认为香港普选是面向北京当局的运动，是会遭遇“不妥协不流血”的铜墙铁壁而无疾而终的，但是这课得上而且大上特上，上过了才能走“下一步”。
香港普选这个口号，简单明了，足以囊括香港绝大多数人的处境和关于出路的想象。一句话，一击就中，就是全部，很直观很总体。就像电影《V字仇杀队》中最后民众广场聚集时的V字面具，也会像当前出现和将来广场出现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诉求是格式化的单一，最高的，也是最急迫的，因此可以人数极多海量，而且人群中五花八门凡凡种种的出镜都是万流归宗百川入海。
公民抗命光是争取同情，获取承认，是为了解决自己抗争中的身份危机，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走出下一步，以争取胜利。只有下一步同时在场，招数未发，拳头储势不发，才是有威胁的，威胁在于对方害怕的不确定性。香港的下一步棋是什么，是独立和回归于民国。
就美国独立而言，那是要切断与英格兰的母体关联，自己获得主体性，也就是说，必须在与英格兰的藕断丝连中做个决断，有了自己主体再来与英格兰为敌，不是内战而是外战。就我理解的香港公民抗命而言，纠缠于与中共的关系，没法实现国家统一体与中共的分离和对立，真普选的诉求还在改革框架下，对改革绝望，但还是不愿意把自己的行动的双腿，站在改革已死之上，斩不断藕断丝连。下一步不管是独立还是回归民国，都是在藕断丝连上做出决断。
没有变数的重复，是最糟糕的。宁可微弱，也不要格式化地重复。对于官僚集团科层体制而言，民间政治的不确定性，是对他最大的威胁，确定了再大力量人数，就好办。共党是这样的，欺软怕硬，对于他们控制之外的香港台湾，越硬他们越妥协，越软越吃住。所以主张民主回归的香港民主派，是猪一样的队友。对于他们控制之内的，越硬打得越死，软的呢，就看心情是否高兴，高兴就恩赐给点糖果，不高兴就当你是空气。
像大陆政治体制改革对于普通民众，其所急迫面对的民生环境问题，只有遥远的抽象的间接的受益，这还是在能真正政改的前提下，因此没法动员普通民众，而十多年维权可以看到，只有体制的受害者如被拆迁的，才会源源不断进入这套空洞的话语中，更多的是持这份话语，作为自己超越原有身份的标志。当没法政改或者拖得很长，这份抽象遥远间接的受益性，远期支票虚无缥缈，根本对民众就没有动员能力，参与这个话语的程度与其在体制内受益程度成正比，地位越高就越拥护政改话语和改革希望，因为获益与改革秩序一体。香港普选是朝共党要的，即使获得，就像邻居家高富帅娶到公主，也并意味着屌丝也能娶到宫女吧。也就是说香港普选与大陆民间的利益相关性变得可疑，不能说没有，但是我认为微弱得可疑，有必要撤掉支持。
香港的当下抗争，就是赤裸裸的权利诉求，而从来不诉诸于过去百年之内与大陆纠缠在一起的光荣抗争历史。不要历史神话的权利抗争，只有在美国那样已经宪政，重大政治问题已经解决和预定的国家里面靠谱。香港抗争赤裸裸的小市民性和当下性，让我一直觉得当下香港的抵抗，其诉求过于形而下。溢出效应不够，对全民族的担负不够。独立诉求一样如此，高度不够，就很难战胜，独善其身是没法独善其身的。如果回归于民国，那么也会给大陆带来巨大效应，大陆对此变为可以预期，也更大规模反馈投入于香港抗争，香港为大陆人，大陆人也为香港。
要特权嫌疑
早在香港回归前一年，美国的Juan J. Linz教授出版了《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里面对香港民主化就判定：“在中国最终完成民主化之前，香港不可能变成一个民主政体，无论那里的民主运动范围和力量有多大。”Juan J. Linz教授在书中指出，“民主政治体制能否存在於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框架之中，或者是后极权主义的国家之中？从政治上看，可能不能──因为这样做将为全国的公民提供一个机会，使他们看到，有些区域享受了他们所没有的自由”。
从中共改革中获得自由，都是特许。在当下，所谓的自由，都是特许权。也就是本来是不允许的，按照级别，能量，金钱不同，获得不同特许。所以自由有等级的。 自由本来就是特权，而且特权就需要别人的义务作为代价，那么每一个人都有自由特权，那么谁来承担义务呢，肯定转嫁给民众或者外国人。
如经济自由就是特权，特许的自由。自由是非法状态，不同的等级，经过不同的特许，获得不同等级的自由，解除了自由的非法状态。促成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目标更加遥远，因为更多的人受到自由特权的毒害。越来越多的人，在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这种理想和受到越来越多的自由特权毒害中煎熬，于是一方面带着对自由的痛恨，一方面又渴望妒忌自由。这就是十九、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渊源。
我们为什么看不清49秩序作为战俘集中营的真相，是因为黄俄像清朝那样，通过吸纳战俘中的精英而中国化，因此，被吸纳的精英，公知成了美化战俘集中营的装饰品，而我们心中也有成为人上人的冲动，也让我们眼睛瞎了。不仅要拆掉战俘集中营上面的迷雾装饰，也要克服我们的心魔。
网友暮亭远说，树立主体性，切不可在对方的“如来佛的手心”去抗争，需跳出手心，平视对话。现在的抗争，更类似内地的上访：跟地位高的对方在对方掌控之内闹着要东西。而不是跳出对方的掌控，去真正的negotiate。
经常有维权人士说，他们主张的是权利与宪政，可是在中国有客观上抽象的宪法权利，却没有主观上具体实现的，我们所据以行动的权利，是特许，是战俘集中营战俘一切权利被国有化之后，再分赃下来的特许权，把特许权”as if”为真正的宪法权利，好像是真的，就说明维权真的具有特权底色，我们在被维稳网格化的条条块块中，根据破碎的，被容忍的看起来有“鬼影”的权利，去维权。因此只能是星星之火到处都是，却很没有办法燎原。维权运动的参与者之间，改革的受害者之间，是碎片化的，最大的碎片就是农民工和蚁族。我相信随着经济危机一来，绝大部分人包括没法移民的人上人受害，这时候大家都一起面对战俘集中营真面目暴露，需要民国当归的局面，这时候就有统一战线。我在《民主中国》去年发表过一篇《民间抗争如何形成统一战线》，就是论述这个。
我们2003年刚提出维权时，就有很多人质疑说，在大陆哪有权利，宪法上写的权利是假的，你们要维权，就是预设有宪法权利，这是个谎言。说的是不错，维权就是要弄假成真，它就是米奇尼克说的一种“as. if”，就是按照就有的，然后去行动，去生活。之所以可以，是共党宪法中人权法案是共党中最靠近宪政的事物，勉强将就。
如果区分开民生权利与政治权利，民生权利的维权，因为可以受到公民社会的支撑，加上改革开放的特许，基本上可以当做有。这个部分“as if”基本成立。
中共统治下的政治权利是可疑的，几乎不存在的，维护政治权利，香港的公民社会比大陆强大得多，所以香港可以争普选，而大陆争个镇长选举都很难。这个部分“as if”不成立。错把大陆当做美国，赤裸裸的直接的诉求政治权利，这种“as if”是小市民的错觉，他们管的是给我就行，不管谁给我，也不管会不会给我，我就要，给我就行。美国宪政是历史终结的，也就是国体政体等重大问题，已经不成为小市民争取权利的障碍，要并且符合宪法就能给。而大陆这只能是做白日梦才能“解决”的，所以大陆的抗争，必须以政治的方式或者非政治的方式，如抗争传统神话，西方的历史渊源或者宗教文化的外衣保护自己，来直面国体政体的重大危机，要一项权利，就得天上地下说一大堆厚厚一本书的理由，需要无数人的同情支持。
香港人的自由是天生天赋的，英国人只不过帮助其成形，从来不是恩赐的。在香港民主派的“民主回归”政治想象中，就变为默认恩赐模式。这种民主派，就像大陆党内民主派，从结果来看，于民主事业不是英雄，而是祸害和不自觉的阻挡者。在中央政府与香港人的关系范畴内，香港人要生存权是正当的，可是要政治自由要普选就是成问题的，似乎共党会给予一样，会恩赐一样。
在民主回归的政治想象中，预设了中共专政就像美国宪政一样，你索取权利，就会给，而中共制度本身不会成为障碍。这是一种阿Q精神胜利法的胜利。一种关于“as if”的精神错乱，我们香港人不是大陆人，我们要会给，一定会给，怎么可能不给呢。这个精神错乱支撑了“民主回归”三十年的自欺欺人。其实在大陆维权也是一样预设有权利才能维权，而真实情况是有了维权才有一些权利的鬼影，这也是一种关于“as if”的精神错乱，维权人士甚至认为维权下去，美国式宪政就在大陆出现。这里也有个预设，我们要会给，与普通人不同吧，自我特权化的幻觉。
这种“as if”的意识，就是把中共专政和美国宪政搞混了，是与自己的例外论渴望或者禁忌豁免特权心理，是同在的。大陆与香港一样，在改革的框架下，维权维护生存权即使妥协是正当的，但是要求政治权利是可疑的，是对中共合法性的承认背书，是自我奴化。在战俘集中营中，你可以找敌人要吃的，但绝不能找敌人要选举权，想成人上人，成为敌人的奴才，绝对是错的。这样区分之后，就可以认定在与共党体制的关系范畴内，没有政治自由的可能，没有民主的可能，没有宪政的可能，除了生存外，一切美好幸福的皆无可能。只能要求活着，美好幸福只能靠民国当归。
我们为什么看不清49秩序作为战俘集中营的真相，是因为黄俄像清朝那样，通过吸纳战俘中的精英而中国化，因此，被吸纳的精英，公知成了美化战俘集中营的装饰品，而我们心中也有成为人上人的冲动，也让我们眼睛瞎了。不仅要拆掉战俘集中营上面的迷雾装饰，也要克服我们的心魔。
经常有维权人士说，他们主张的是权利与宪政，可是在中国有客观上抽象的宪法权利，却没有主观上具体实现的，我们所据以行动的权利，是特许，是战俘集中营战俘一切权利被国有化之后，再分赃下来的特许权，把特许权“as if”为真正的宪法权利，好像是真的，就说明维权真的具有特权底色，我们在被维稳网格化的条条块块中，根据破碎的，被容忍的看起来有鬼影的权利，去维权。因此只能是星星之火到处都是，却很没有办法燎原。维权运动的参与者之间，改革的受害者之间，是碎片化的，最大的碎片就是农民工和蚁族。我相信随着经济危机一来，绝大部分人包括没法移民的人上人受害，这时候大家都一起面对战俘集中营真面目暴露，需要民国当归的局面，这时候就有统一战线。我在《民主中国》去年发表过一篇《民间抗争如何形成统一战线》，就是论述这个。
古语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王朝兴亡，百姓皆苦，因为专制。苏格兰公投，与英格兰统一，百姓好；独立，百姓也好，这就是以民主为基础统独之争。以专制为基础的统独之争，统一，百姓苦；独立，往往百姓更苦，因为本族统治者比外族统治者更残暴更血腥，这是二战后亚非拉独立国家血淋淋的现实。在台海之间，以人权民主议题替代统独议题。新疆西藏也是一样。
新疆冲突问题区分社会冲突与政治冲突，社会冲突好办，政治冲突才是官民矛盾。不要混合为维汉民族矛盾。新疆抗争运动，可以在中华民国旗帜下，一个政治民族国家下，有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两部分。现在的没有理论自觉，以文化生存宗教自由的说法，还远远不够。
英国首相对苏格兰说，如果不满意首相，可以换掉，如果不满意政府，也可以换掉，但如果一旦离开，就回不来了。可见，只有一个更替的政府，可以由人民依法推翻的政府，才能维护国家统一。政府强，不一定国家就强，而往往分奔离析。统一与独立是服务于民众福祉的，一旦独立仅仅是本地区精英的私人利益所在，还不如专制的统一。在独立与统一的对立中，胜利者是民众，这是苏格兰的例子，是独立，也是苏格兰人获益，是统一也是苏格兰人获益。在独立与统一的论争中，把共同体本来是为了给民众带来公共福祉的原初目的给彰显了，那里有公共福祉，那里就是我的祖国，这就是以民主为基础。若以专制为基础，独立也是本族精英的菜，统一是外族精英与本族精英的菜。
找共党要社会经济权利，一个基于自我保存，另外是拿回被抢走的，很正当。找共党要政治权利的口号，如普选，就是找老虎要虎皮，是注定失败和浪费时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