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五四运动之后的梁启超
梁启超是一个思想和政治态度变化最多最快的人。当五四青年一代追寻他过去的足迹时，梁启超却再一次改变了自己的方向。结果，他在长时间里被视为运动的反对派。在这里，我们要给出一个与以往不同的结论：五四运动之后梁启超的思想不是落伍了，而是再一次超前于时代，以至几十年后才可能重新得到后人的理解。梁启超1920年从欧洲回国时，给中国思想界带回了两个宝贝，一个是“价值的发现”，一个是“调和的可能”。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宝贵，今天依然有许多人没有理解它们的意义。
近代民族主义的实质是什么？梁启超指出，就是国民在两个方面的自觉：“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这两种精神，从前并不是没有，但那意识常在睡眠状态之中，朦朦胧胧的。到近五十年──实则是近三十年──却很鲜明的表现出来了。”[131]前一种自觉突出地表现为义和团运动：“盖中国人数千年在沉睡之中，今也大梦将醒，渐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之思想，故义和团之运动，实由其爱国之心所发，以强中国、拒外人为目的的者也。”[132]后一种自觉集中地体现在辛亥革命，推翻少数满人对多数汉人的统治。但是，民族主义情绪要上升为意识形态，还必须经过一种合理性的论证。义和团盲目排外的民族主义不能向知识分子证明其合理性，事实上其后果是严重挫伤了中国知识界的民族自信心，败坏了民族主义的声誉。以提倡国货、排斥洋货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经济民族主义同样不能使知识分子折服，因为他们怀疑或许这只是特定阶层的利益表达，而一般民众作为消费者本能地喜爱洋货并从中获益。章太炎以及“国粹派”提倡的文化民族主义在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中也罕有响应者，因为他们感到那只是一种自吹自擂，一种煽情，缺乏理论的说服力。近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第一必须有坚实的理论根底，第二必须建立在民族自信心之上。
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知识分子最常说的两个词是“强权”与“公理”，因为他们对这二者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十几年前，梁启超最初向国人介绍民族主义时曾说：“自有天演以来，即有竞争，有竞争则有优劣，有优有劣则有胜败，于是强权之义，虽非公理而不得不成为公理。”[133]然而，当崇拜强权的德意志帝国在世界大战中战败后，“公理战胜强权”便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新的信仰。如果承认“强权即公理”，中国便只能发奋自强，“外竞国权”，而没有道义上的理由谴责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在世界大战中，美国总统威尔逊和苏俄首脑列宁宣布支持“民族自决”，也就是说，把弱小民族维护和保持自己的主权视为一种伦理的权利。这样，一种与帝国主义论背道而驰的世界公论出现了。于是，中国知识分子便得以依托这种世界公论来理直气壮地“外争主权”了。梁启超的特殊贡献在于，他再一次以具有权威性和感染力的话语告诉国人，这种新的世界公论不仅建立在政治家宣言的基础之上，而且反映了西方世界新的思潮走向，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公论，而且是公理。
梁启超旅欧一年多，思想上最大的转变，是对于社会进化论的重新认识。他在《欧游心影录》中写道：“自达尔文发明生物学大原则，著了一部名山不朽的《种源论》，博洽精辟，前无古人，万语千言，就归结到‘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八个大字。这个原则，和穆勒的功利主义、边沁的幸福主义相结合，成了当时英国学派的中坚，同时士梯尼（MaxStirner）、卡嘎加（SorenKiergegand）盛倡自己本位说，其敝极于德之尼采，谓爱他主义为奴隶的道德，谓剿绝弱者为强者之天职，且为世运进化所必要。这种怪论，就是借达尔文的生物学做个基础，恰好投合当代人的心理。所以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方面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变成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这回全世界国际大战争，其起原实由于此；将来各国内的阶级大战争，其起原也实由于此。”这样的一种“世纪末”心理导致了世界大战，连西方人自己也承认，“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134]梁启超归国后在中国公学演说道：“此次游欧，为时短而历地多，故观察亦不甚清切。所带来之土产，因不甚多，惟有一件可使精神受大影响者，即将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换言之，即将暮气一扫而空。”[135]
“民族自决”，意味着每一个民族都有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权利：“西洋文明破产”，则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出路不是“沈醉西风”，而是“当将固有之国民性发挥光大之，即当以消极变为积极是已。”[136]梁启超在归国后的许多演说和文章中，讲乐观，讲优点，讲进步，以激励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在《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一文中，梁启超总结了中国国民性的五大优点：第一，我国民大成功之根本理想，则世界主义也。第二，人类平等之理想，又我国民成功一要素也。第三，政治上之不干涉主义，实我国民铭心刻骨之公共信条。第四，我国民之中庸妥协性，世界无两也。第五，国民思想之统一，此我国民一大成功，同时亦我国民一大失败也。[137]在《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和《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梁启超提出了一份五十年历史的成绩表：中华民族之扩大，实业的发展，教育的革新，学问和思想上的三期进步，从国民自觉方面表现出来的政治进步，等等。梁启超鼓励国人：“诸君啊，要知道希望是人类第二个生命，悲观是人类活受的死刑！一个人是如此，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古来许多有文化的民族，为甚么会灭亡得无影无踪呀？因为国民志气一旦颓丧了，那民族便永远翻不转身来。”[138]“我的乐观，却是从一般人的悲观上发生出来。我觉得这五十年来的中国，正象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苦痛的事，那里能够轻轻松松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139]
作为作家，鲁迅可以毫无顾忌地嘲讽中国人的劣根性；作为政治家，鼓励民气，振奋民族精神，则是责无旁贷的义务。在缔造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事业中，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梁启超的追随者，国民党一贯高度评价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殊不知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最后定型，乃是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一种混合物。孙中山在二十年代初提出，“本党还要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必要满、蒙、回、藏都同化于我们汉族，成一个大民族主义的国家。”[140]这是接过了梁启超在二十年前提出的“大民族主义”。“有人说，清室推翻以后，民族主义可以不要，这话实在错了。即如我们所住的租界，外国人就要把治外法权来压制中国人……，现在清室虽不能压制我们，但各国还是要压制的，所以我们还要积极的抵制。”[141]这里所说的“有人”，就是当年的孙中山自己，上述的话表明他此时已经认同了梁启超立足于对外的民族主义。孙中山晚年在《民族主义》演讲中，反复强调中国固有的道德与文化，戴季陶、蒋介石把孙中山与孔夫子以来的道统相联系，强调他的民族主义中新传统主义的成分，也是与梁启超重新评价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中国共产党早年主要凭借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来反对帝国主义，在毛泽东掌握中共实权后，其路线逐渐偏离国际主义的轨道，增加了民族主义的内涵。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142]的口号，把“民族的”放在了首位。这对于中共最终征服人心、夺取政权至关重要。
五四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把“公理”从“强权”之下解放了出来，但是，何谓“公理”即“公认的道理”，仍然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意见认为公理是科学的规律，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公理是价值的共识。梁启超旅欧归来后，第二种意见才开始从科学主义的笼罩下显现出来；此前，梁启超本人亦是第一种意见的信奉者，且为其始作俑者之一。科学哲学家波普认为，根据他提出的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进化论不属于科学的范畴。但是，对于梁启超那一代人来说，进化论无疑是从西方引进的科学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陈志让说：改良思想家“把进化有机地看作是相互依存整体中的自然、社会和精神力量相联系的总的进程……这给中国的宇宙论思想引进了一种观念：具有科学法则的发展的宇宙，可以与浮士德式的人类行动的活力相配合。总之，这就是在改良文献中经常所说的‘公理’──自然和社会的普遍原则。”[143]从严复编译《天演论》伊始，就存在着一种对西方思想的“误读”、“误译”。赫胥黎在《天演论》的原本《进化论与伦理学》中，主要想表达这样一个思想：“伦理本性虽然是宇宙本性的产物，但它必然是与产生它的宇宙本性相对抗。”“如果没有从被宇宙过程操纵的我们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天性，我们将束手无策；一个否定这种天性的社会，必然要从外部遭到毁灭。如果这种天性过多，我们将更是束手无策；一个被这种天性统治的社会，必然要从内部遭到毁灭。”[144]因此，人类需要伦理价值作为“社会的看守人”，以约束和限制“自然人的反社会倾向”，保护人性中两个部分的平衡。[145]而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进化论的过程却伴随着价值的遗失。张灏等人指出，严复、梁启超是把变化、竞争本身当作了一种普遍有效的价值观。[146]事实上，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容易导致把生存视为唯一的价值，为此，不惜抛弃对真善美的人性追求。梁启超从欧洲回来后，认识到进化论乃至科学并不能向人们提供“安心立命的所在”。“托庇科学手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纯机械的人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其实可以叫做一种变相的运命前定说。”“意志既不能自由，还有什么善恶的责任？我为善不过那‘必然法则’的轮子推着我动，我为恶也不过那‘必然法则’的轮子推着我动，和我什么相干！如此说来，这不是道德标准应如何变迁的问题，真是道德这件东西能否存在的问题了。现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机，就在这一点。”[147]他宣布，“科学万能之梦”破产了，人的思想必须给伦理价值和人生理想留下一席之地。梁启超晚年指出：中国的情形糟到这个样子，根子在于“全国学风都走到急功近利，及片断的知识相夸耀”，“以功名为本位”和“以富贵为本位”之辈把“道德的标准破坏无遗”。[148]纠正之途则首先要认识道德信仰是断然不可少的，并且要把信仰当作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149]
由梁启超对人生观的提倡，引发了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在这场论战中，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科学的旗帜下结成了联盟，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任鸿隽、王星拱与陈独秀、瞿秋白一起向梁启超的门徒张君励开火。从对五四一代青年的影响来看，科学主义派这次论战中占了上风。但是，中国思想界也因此而失之交臂，没有领悟梁启超重新发现价值和弘扬人生观的深刻涵义。
科学的对象是事物的类型，而人生观则只能以个人为本位。把关注点从群体回归到个体，是梁启超思想中的另一大转折。梁启超早年鼓吹自由，虽然也曾上溯到欧洲启蒙时代的卢梭等人的学说，却主要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理路：西方人的国民性中具有自由这一项，而他们正是凭借这种国民性争得了世界霸权，因此，中国人为了适应生存竞争的需要，为了国家的富强，就必须仿效西方人实行自由主义。这种嫁接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之上的自由主义是根基不牢的，当梁启超梦想德国日本式之保育政策时，他就很自然地让个人自由屈服于国权之下。旅欧归来后，梁启超开始重新从人权的角度来阐发自由主义，[150]此后，胡适和罗隆基等更加系统地阐发了人权理论。这样，在严复引进“自由”一词之后很久，中国的自由主义才总算有了一个理论基础。
科学规律是客观的，必然的；人生价值是主观的，可以选择的。梁启超一贯信奉“力本论”，[151]命定论对他思想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但是，他在与革命党人争论“开明专制”问题时，也使用了文化决定论的论述策略。梁启超旅欧归来大谈“意志自由”，重新评价国民性的优劣，肯定近年来国民觉悟的政治进步意义时，原来那种文化决定论的意味就越来越淡薄了。值得玩味的是，孙中山在晚年却与梁启超对调了位置，在民主问题上接过了当年梁启超的文化决定论的衣钵。根据文化决定论来否定在中国实行民主的可能，直至今日尚未断子绝孙。因此，研究梁启超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转变是有现实意义的。这一点留待以后的文章再谈。
林毓生指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同二十世纪初的第二代知识分子之间，有一种思想的共同点，即“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以文化改革为其他一切必要改革的基础。[152]梁启超的《新民说》正是代表这种思想的经典之作。这种思路“有演变成以思想为根本的整体观思想模式（holisticmodeofthinking）的潜力，即可能把中国传统的社会和文化理解成其形式和性质都是受基本思想影响的一个有机整体。”[153]的确，当人们终极的关怀是“保种”、“救国”时，面对政治、外交上的一再失败，便很容易滑向“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和“全盘西化”。但是，当梁启超破除了对西洋文明的迷信和思考如何“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时，他就具有了将传统解析为积极面和消极面的自信，并把人生观视为各种具体价值的集合，其中的每一项都可以进行选择和调整。梁启超说：“人类从心界、物界两方面调和结成的生活，叫做‘人生’。我们悬一种理论来完成这种生活，叫做‘人生观’。”[154]“我们若是跟着三圣所走的路，求‘现代的理想与实用一致’，我想不知有多少境界可以辟出来哩！”[155]梁启超晚年成为“东方精神文明”的宣传者，但他既不是价值相对主义者，也不是东方文明至上论者，他的理想“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的文明。”[156]
梁启超的国民外交实践，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五四运动的精神向导；梁启超对政治运动的示范鼓吹，影响了五四青年一代从文化社会运动转向政治活动舞台。但是，五四青年一代思想的日趋激进化，却使梁启超与他们拉开了距离。梁启超最终没有成为“五四运动之父”，这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这种遗憾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历史责任。在今天探索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资源时，我们必须超越五四的精神遗产，继续向前搜寻。因为在被我们的父辈所忽略的地方，还可能蕴藏着思想的宝藏。当民族主义思潮再度在中国甚嚣尘上时，回顾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先驱梁启超的思想历程，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本文写于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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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作于四川江津》，《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5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版。
[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660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11月版。
[3]转引自彭明：《五四运动史》，52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
[4]《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545页。
[5]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我的努力与反省》，325页，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
[6]朱自清：《（胡适文选）指导大纲》，《朱自清全集》第2册，27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5月版。
[7]汪荣祖编：《五四研究论文集》，卷首语，6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5月版。
[8]《毛泽东选集》合订本，658页。
[9]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125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10]崔志海：《梁启超与五四运动》，《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190—206页。
[11]刘邦富：《梁启超与五四运动》，《五四精神的解咒与重塑》，520—531页，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
[12]张朋园：《梁启超与五四运动》，《五四研究论文集》，277—310页。
[13]周策纵等著：《五四与中国》，22页，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79年5月版。
[14]《五四运动史》，656页。
[15]《五四研究论文集》，21页。
[16]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183、18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
[17]唐德刚：《“刍议”再议》，《五四研究论文集》，157页。
[18]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19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19]《五四运动史》，318页。
[20]转引自罗厚立：《从思想史视角看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1期，107页。
[21]《外交与内政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51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22]唐文权、桑岳编：《戴季陶集（1909—1920）》，989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版。
[23]《胡适口述自传》，173页。
[24]《胡适口述自传》，203页。
[25]《胡适口述自传》，171页。
[26]《吾人最后觉悟》，1916年2月15日，《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179页。
[27]《通信》，1915年9月15日；转引自任建树：《陈独秀——从秀才到总书记》，上册，10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
[28]参见《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185页。
[29]《外交与内政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51页。
[30]《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五卷，209—210页，中华书局1985年4月版。
[31]《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136页。
[32]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1）》，21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
[33]转引自岳玉玺等：《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6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版。
[34]转引自《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474页。
[35]参见张海鹏：《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1—15页。
[36]参见《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487—488页。
[37]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主要文书》，东京，原书房，1965年，上，504—505页；转引自《五四研究论文集》，92页。
[38]《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香港及教界人士‘五四’座谈会发言摘录》，《五四与中国》，688页。
[39]《再警告外交当局》，《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108—109页。
[40]《外交失败之原因及今后国民之觉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五，23—24页。
[41]《外交方针质言（参战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五，4—5页。
[42]《欧游心影录。欧行途中》，《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38页。
[43]《梁任公与上海新闻记者》，1918年12月3日《晨报》；转引自崔志海：《梁启超与五四运动》，192—193页。
[4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8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刘永明：《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9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版。
[45]叶景萃：《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见闻》，《五四运动回忆录》续，111页；转引自《五四运动史》，264—265页。
[46]张允侯、张友坤：《在五四运动爆发的一年里》，10页，武汉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47]《梁启超年谱长编》，879页。
[48]蔡晓舟等同编：《五四》，8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49]《五四》，8—9页。
[50]《在五四运动爆发的一年里》，21页。
[51]《梁启超年谱长编》，884页。
[52]《五四》，9页。
[53]《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518—519页。
[54]《梁启超年谱长编》，879—880页。
[55]王芸生辑：《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第七卷，318—321页；参见《五四运动史》257—258页。
[56]《梁启超年谱长编》，880页。
[57]转引自梁敬：《我所知道的五四运动》，台湾《传记文学》，卷八，期五。
[58]转引自《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94页。
[59]《在五四运动爆发的一年里》，28页。
[60]《在五四运动爆发的一年里》，28页。
[61]《五四》，132页。
[62]《五四研究论文集》，281页。
[63]《五四研究论文集》，278页。
[64]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版。
[65]《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41页。
[66]吴嘉勋、李兴华编：《梁启超选集》，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
[67]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33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2月版。
[68]唐文权：《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69]《梁启超选集》，189页。
[70]《梁启超选集》，191页。
[71]《梁启超选集》，192—193页。
[72]《梁启超选集》，397页。
[73]《梁启超选集》，411页。
[74]《梁启超选集》，157页。
[75]《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95页。
[76]梁启超：《中国史叙论人种》，《清议报》第90册，1901年9月。
[77]《孙中山年谱》，159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78]《孙中山全集》，第三卷，97页，中华书局1985年4月版。
[79]参见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版。
[80]《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64—65页。
[81]《中国道德之大原》，《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十八，12—13页。
[82]《国性篇》，《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十九，82—85页。
[8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党派》，档案出版社，250页，1994年1月版。
[84]转引自萧公权等著：《社会主义──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125页，时报出版公司1980年6月版。
[85]《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十八，40—51页，76页。
[86]《宪法之三大精神》，《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十九，95、100页。
[87]《对外与对内》，《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十六，47页。
[88]参见《社会主义──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155页。
[89]转引自张晓唯：《蔡元培评传》，84、241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6月版。
[90]《生机（致＜甲寅杂志＞记者）》，《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103页。
[91]《爱国心与自觉心》，《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118—119页。
[92]《胡适留学日记》，489—493页，1102—1105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93]《五四运动史》，231页。
[94]《梁启超选集》，126—127页。
[95]《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梁启超选集》，117页。
[96]《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十三，69页。
[97]《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1923年12月17日；转引自《五四运动史》，227页。
[98]参见《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36页。
[99]参见傅乐成：《傅孟真先生与五四运动》，《五四研究论文集》，272页。
[100]参见舒衡哲：《五四的老调子──知识分子自己的看法》，汤一介编：《论传统与反传统──五四70周年纪念文选》，231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5月版。
[101]《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27页。
[102]转引自《五四运动史》，122—123页。
[103]《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53—54页。
[104]《梁启超年谱长编》，795页。
[105]《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五，13页。
[106]《梁启超年谱长编》，869—871页。
[107]《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169页。
[108]《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272页。
[109]《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384页。
[110]《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14页。
[111]参见《国民党与五四运动》，5、10、21页。
[112]参见《五四运动史》，406—407，411—412页。
[113]《外交与内政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51页。
[114]《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15页。
[115]《外交与内政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52页。
[116]《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13—14页。
[117]《外交与内政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53—56页。
[118]《对于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的感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22—23页。
[119]《外交与内政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50页。
[120]《五四与中国》，581—586页。
[121]《戴季陶集（1909—1920）》，1056页。
[122]小野信尔：《救国十人团运动研究》，4—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5月版。
[123]《戴季陶集（1909—1920）》，1056页。
[124]《梁启超年谱长编》，904页。
[125]《对于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的感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20—21页。
[126]《外交与内政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45—47页。
[127]李喜所等著：《梁启超传》，473—47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128]《梁启超传》，474页。
[129]《对于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的感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20—21页。
[130]《梁启超年谱长编》，953页。
[131]《五十年中国进化论概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46—47页。
[132]《灭国新法论》，《梁启超选集》，179页。
[133]《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梁启超选集》，191页。
[134]《梁启超选集》，720—721，725页。
[135]《梁启超选集》，738页。
[136]《梁启超选集》，740页。
[137]《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28—32页。
[138]《梁启超选集》，773页。
[139]《梁启超选集》，837页。
[140]《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473—474页。
[141]《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394页。
[14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666页。
[143]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3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
[144]胡伟希等著：《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十字街头与塔》，1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版。
[145]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序言，21页，科学出版社1973年版。
[146]参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2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
[147]《欧游心影录节录》，《梁启超选集》，721—724页。
[148]《北海谈话录》，《梁启超选集》，877—883页。
[149]《评非宗教同盟》，《梁启超选集》，786页。
[150]参见《人权与女权》，《梁启超选集》，801—807页。
[151]参见《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63—65页。
[152]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4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153]《中国意识的危机》，47页。
[154]《人生观与科学》，《梁启超选集》，842页。
[155]《梁启超选集》，793页。
[156]《梁启超选集》，7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