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孟是法国当代重量级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是法国少有持保守主义立场的学者。他是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博士，长期任职于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曾创办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出版社，参与创建非政府组织“国际抗饥饿行动组织”并任主席。他出版过《美国保守革命》、《自由解决》、《我们时代真正的思想家》、《印度制造》、《美国制造》、《伊斯兰制造》等二十多种着述，可谓着作等身；同时，他还活跃于政界，曾任法国全国人权谘询委员，法国外交部长顾问、法国总理顾问及韩国总统全球政策顾问等要职，对政府政策的制订发挥重要作用。
当法国左翼和右翼政府都向中国一边倒，媒体、知识界和汉学界向中共政权抛媚眼、唱讚歌，忽视中国的政治及人权问题的时候，索尔孟不相信中国已经实现了“大国崛起”，遂亲自访问中国，花了一整年时间，实地走访都市和乡村，将亲眼目睹的一切写成《谎言帝国》一书，将中国真实的一面呈现给被蒙在鼓里的世人观看。本书揭露了中国成长神话的背后，潜藏的民不聊生的惨状。中共靠压榨人民来壮大自己，它当然拒绝变革与进步的建议.索尔孟更是倾听那些追求自由的反抗者的心声，藉此书让他们畅所欲言，告诉世人真正改变中国的力量究竟在何方。
为什么中国政府如此有钱，中国人却如此贫穷？
索尔孟到中国访问，与官方的接触均由法国驻华使馆出面安排。中国方面深知索尔孟在法国一言九鼎的定位，故而盛情款待、竭力笼络.若干高级官员与之会见，并有盛宴款待。索尔孟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作家奈保尔一样，是一位观察家式的作家，其足迹遍佈世界各地，当然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物。即便如此，他仍然为中国官方的排场和挥霍浪费所震惊——他们花的不是自己的钱，当然不会心疼。由此，他开始思考这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中国非常有钱，中国人却如此贫穷？谁从中国的经济成长获利？
索尔孟的答案是：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部分人是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人、军方代表、权贵家族的成员等。索尔孟指出，西方政治学家对中国存在许多幻想，比如期待中国大约有两亿人的中坚力量——中产阶级——会要求民主改革。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索尔孟发现，这个群体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共产党员，并且和握有政治权力的人具有亲戚或顾客关系，他们并不是西方意义上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劳致富的中产阶级。这个阶层不会要求社会变革，反倒支持共产党垄断权力，用一句中国的俗话来说就是“屁股决定脑袋”。
一般的西方游客只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中国的“国际化大都市”走马观花地看一圈，对中国的印象肯定相当良好，觉得中国繁荣昌盛、万事无忧.索尔孟却把更多时间花在对农村的探究上，那些偏远、封闭、贫穷、凋敝的乡村，可能从来没有接待过一个西方人，更不用说顶级的西方知识分子了。索尔孟与农夫农妇在摇摇欲坠的破房子里促膝而谈，他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输家实际上是农民。尽管共产党宣佈对乡村地区减免赋税，但农村的悲惨情况依然，留守在老家的老人和孩子只能寄望离乡背井打工的青壮年。索尔孟写道：“中国乡村成为毫无希望的地方，即使在其他包括印度在内的贫穷国家也不多见。”
在从事爱滋病救援工作的志愿者带领下，索尔孟乘坐破烂的牛车，躲避安全人员的监控，进入河南省的贫困村庄.在那里，他看到爱滋病吞噬全村人性命的惨状，如同阎连科的小说《丁庄梦》中阴暗而绝望的描述。村民之所以患上爱滋病，是因为贫穷迫使他们靠卖血为生，而抽血时使用的针头居然没有经过基本的消毒处理。地方政府拼命掩盖爱滋病氾滥的真相，中央政府则假装不知道。享受到经济发展好处的城市居民，一般不会前往乡间察看，或是完全不在乎那些“乡下人”的生死存亡，仿佛他们不是自己的同胞，而是生活在另一世界的“贱民”。敢於说出真相的医生如高耀洁，在当局残酷的迫害之下，不得不以八旬高龄流亡美国。而在爱滋病氾滥高峰期担任河南省省长和省委书记的，正是如今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如果在西方，李克强会因渎职罪被免职甚至追究刑事责任；但在中国，他却能“带病提升”，并顺利当上中央政府首脑——中国官员只在乎在中央有没有靠山，而对治下民众的福祉漠不关心。
索尔孟注意到由一胎化政策所引起的种种人口、经济、社会效应，给中国带来史无前例而难以测量的风险.他在农村接触到许多因违背一胎化政策而被拆除房屋乃至妇女被强迫结紮的事例。这既是政治和经济的问题，更是人权的问题.索尔孟写道：“在一胎化政策下，高龄父母被迫自食其力；长期而言，面对人口老化与劳工减少，中国经济该如何调整？没有人能够预测，但这是很让人担忧的。”面对潮水般的批评，中国政府仍然拒绝改变这一“基本国策”。
那么，中共由此能获得永久的稳定吗？索尔孟为共产党的未来感到捉摸不定。他指出，共产党无法代表中国社会，重要干部完全没有农民、工人、妇女，中共已经和人民脱节，媒体只能反映党的意志。从一九七九年以来实行的共产专制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结合，并不是一种可持久的模式。他反问道：“宁可不公，也不愿动荡不安：这也可以作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写照。但这样能够持续多久呢？”如果说“救党”需要付出“亡国”的代价，人们会答应吗？
向那些不害怕大象的蝼蚁喝彩
《谎言帝国》的法文原版书出版后，很快被翻译成波兰语、日语、韩语、英文和中文，在各国引起许多意见及论战。为何会引起如此多的汹涌波涛？索尔孟指出：“肇因我所描述的中国，其真实悲惨的现状与中国共产党所声称的成功政绩清单，对比过於强烈所致。”他藉此书在台湾出版中文版的机会，与读者分享北京高层对本书之准官方回应态度。中共高层透过私下管道向他表示，该书所描述的一切，“虽属正确，但并非正面”。说得更坦白些，中共看过书之后坦承，他在该书所描述的中国经济困境、医卫贫乏及道德沦丧等窘境，正确无误.但他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居然不信任共产党有解决以上问题的能力！”此即为何本书无法被北京视为“正面”之因。索尔孟说：“我的确不信任中共有解决此类问题的能力，因为中共根本就是制造问题的本源！”中共追求的目标不是为了让人民过幸福日子，而是如何让党永远执政。每天发生在抗暴行动，中共不是以民主化回应，而是以更大的武力、军队压制。中国的人权活动者们面临着空前的打压，但这个群体如同压伤的芦苇般不折断。索尔孟写这本书的主要动机，就是希望将那些中国被迫害的人权捍卫者的故事展示在世界的面前。
索尔孟陆续访问了“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丁子霖、经济学家茅于轼、刘晓波夫妇等暴政和谎言的反抗者。他向这些敢於对抗大象的“蝼蚁”致敬、喝彩。他也严厉批评西方各国政府漠视中国每天都在上演的人权案例，如同当年忽视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一样。台湾学者吴志中指出，这本书最重要的一个中心概念就是希望西方世界“不要神话中国”，中国发生那么多不人道的事件，例如藏人在边界被射杀，类同于当年东德射杀逃往西德的民众，西方社会却刻意视而不见。这种对中国和其他专制政权採取的“双重态度”，反映出西方国家在人权政策上的不彻底性。然而，为了经济利益而牺牲人权价值，到头来会腐蚀西方自己的立国根基。
索尔孟曾在北京与我有多次会晤。我们在咖啡厅中聊天时，国保便衣就在旁边监视。索尔孟对此早已见怪不怪，他知道这是中国异议人士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后来，他在《谎言帝国》一书中写到我们的会面，写到我对共产党政权的批评，还写到他对我的观感和评价，他指出：“余杰是具有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特质的中国青年作家。他虽然只有笔桿武器及学生、毕业生、年纪相仿的读者队伍，却代表着中国青年的心声。他用作品呼籲：任何人在中国都应当不必冒风险地畅所欲言。……他以中国灵魂为诉求，中国即是其创作素材，他的作品让人看出遭中共禁锢的社会是多么粗暴，而这个社会极力否定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及其内在的真实世界。”我也向索尔孟表示感谢，因为他是为数不多的不为中共拉拢和收买的西方知识分子。
共产党无法控制信仰与良心
表面上看，中国共产党控制了几乎所有的权力、财富与资源，是全世界组织最严密、党员人数最多、党产最丰厚的政党.但是，中共赖以存在的两大杀手锏，即谎言和暴力，效能已经日渐下降。在众多的挑战者中，最强有力的是宗教信仰者群体.索尔孟指出：“共产政党无法控制信仰与良心。”当他看到从城市到乡村，从一流的知识分子到教育程度有限的民工，都在迫切地寻求宗教信仰的时候，不禁回忆到，十九世纪的太平天国运动撼动满清政权，而后又来了一名基督徒孙中山，他推翻满清建立了中华民国。那么，中国还会不会重蹈覆辙呢？没有人说得清楚。但在拉萨街头发生的藏人自焚事件再次向世界表明，良心的力量正让民众起来对一个没有灵魂的、残暴无度的政权採取非暴力抵抗的行动。
中国的宗教复兴是一个被西方媒体和学者所严重忽视的大事件。美国学者史蒂文（Bret Stephens）在《中国的神与人》一文中追问说：“为什么基督信仰对中国人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推广而言，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以及古代农村的宗教、新兴的法轮功等信仰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首先，毛泽东在消灭有组织的宗教的运动中，同时彻底破坏了传统的慈善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而这些体系过去常常用於救济孤苦大众。如今，中国正迫切需要这样的社会的救济，教会正好填补这一空缺。其次，共产党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摧毁了传统的道德伦理观，中共自己现在都抛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很大部分。人们失去了道德和伦理观念，取而代之的是贪污腐化，投机钻营，普遍地对伦理的漠视。宗教给人心提供了一个矫正的机会，它也可以解决人们在二十一世纪生存的困惑。
共产党控制了所有媒体，控制了整个教育系统，由此批量制造和传播谎言，对民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洗脑.近日，中共宣传部门又作出所谓“新三反”人员（反党、反国家，反民族）不得在媒体和学校任职的规定，习近平时代对媒体和学校的控制不仅没有放松，反而更加收紧.中国人被迫生活在双重人格之下，忍受谎言、习惯谎言、甚至依赖谎言。哈威尔所说的水果店老闆挂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标语的例子，在中国随处可见。但是，希望活在真话和真相中的民众也愈来愈多。共产党无法控制每个人的信仰和良心，而信仰和良心正是谎言的剋星。
以基督教家庭教会为例，共产党纵然拥有数百万武装到牙齿的军警宪特，却已无法将其从中国社会连根拔起。学者和牧师刘同苏指出：“家庭教会目前形成了很大的规模（数千万会众）。在没有结社自由的地方，却形成了大规模的民间团体，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若非有超越的渊源，断难在政府绝对控制的公共生活领域里面，硬挤出这么大一块天地。”身为犹太人的索尔孟，尽管本身并非基督徒，但他作为一位对美国建国历程有深入研究的保守主义学者，对基督教精神与宪政文明之关系亦有着深刻的洞察。由此，他对中国纠正过去效仿法国、德国、日本和苏俄所走的激进主义道路，重新选择英美式的保守的自由主义抱有乐观之期待。经过信仰的洗礼，中国方能从“谎言帝国”蜕变为“真话共和国”。
（索尔孟《谎言帝国》，台湾允晨文化，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