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自由主义实际是反对犬儒主义，真正的自由主义从没有在党内获得生存空间。
 
 
 
 
上一篇评论（《当毕福剑的犬儒遇上刚性的意识形态》）讲到体制内犬儒主义与刚性意识形态的碰撞，体制内犬儒主义实际是意识形态虚化时代的产物，犬儒主义与刚性意识形态的碰撞从时间的纵向看就是中国意识形态软硬变化的过程。
 
中国意识形态的内容从80年代至今没有什么大的变动，总的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但意识形态的软硬会有变化，80年代就有“逢双反左、逢单反右”的说法。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强调“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算是确立了后来20多年里比较宽松的环境。中国右和左固然可以理解成自由派和反对市场经济改革的两种政治路线，但所谓左也是维护意识形态最坚定的力量，本身就能代表党的意识形态强制力，比如有“左王”之称的邓力群就是中宣部长。反左的含义还包括限制这些人掌管的意识形态挥棒打人，这层含义和计划与市场的左右路线之争同样重要。
 
而本文想谈的意识形态的软硬正是以意识形态的强度力区分——是经常挥舞大棒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92年的南巡讲话是个转折点，确立了后来较长时期的宽松政策，虽然那段时间党并未放松意识形态的建设，提出了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科学发展观等新说法，但总体上很少大张旗鼓的惩戒偏离意识形态的言行。当然所谓的宽松与异议人士无关，体制对直接挑战自己的言行从来没有放松过。宽松更多的是针对社会一般人和体制内不直接挑战意识形态的言行，比如毕福剑那样在酒桌上开玩笑以及市民生活的广泛娱乐化，也即宽松是针对犬儒化而非真正的自由化。
 
而今一个可观察的变化就是体制又在重新塑造意识形态的刚性，毕福剑受处分是其中一例。人们欢呼的反腐实际上也包含着政治纪律的整饬，纪委在山西的巡视中就检查官员是否对重大政治问题有异议，以及干部是否“阳奉阴违”、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下对政治纪律的整饬让人联想到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这篇在中共党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党内整风文献名为反对自由主义，实际其内容是反对犬儒主义，真正的自由主义从来没有在党内获得生存空间。毛泽东把阳奉阴违、背后发牢骚当做自由主义，显然是对自由主义的污名化，然而就算是犬儒主义也妨碍了组织的战斗力和向心力。当年毛要反对，而今体制也要反对。今天市场新极权的固化不光是针对反对派和真正的自由主义，也把矛头指向了犬儒，前者的体现是维稳，后者的体现则是政治纪律的加强。
 
经过20多年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之后，十八大以来的意识形态刚性化正在重新塑造执政党的纯粹化，酒桌上领导的段子恐怕要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