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抗争作为现代公民争取人权的重要标志，已经成为一种普遍事实，切入到了当代社会的肌体中。因此，重省民间抗争，也就意味着确认其纳入到民主进程中的重要含义，而不是再谈与极权体制进行搏斗的虚无性。这种延伸带来的改变，不仅意味着我们自身的重要觉醒，也同时指明了要与庞大体制彻底分道扬镳的明朗姿态。
要指证并希望体制具有自我净化的功能，以达到在社会形体内部进行局部改良的要求，然后由此开展民主宪政体制的营建，这种愿望，结合当下的反腐败情形来看，已经显得极其渺茫。不仅是因为极权的反腐败举措违背了法的伦理，更严重的是，它早就偏离了在人权框架内进行改变的轨迹。这种特征，就不再是人们所定义的后极权表征，而是更为严峻的一元集权的固有形态。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界定在诸如后极权或新极权基础上的关于中国大陆的学理判断，不仅难以澄清当下民主手段和理念的有效性，更不可能跨越专制下绝对无人权的历史鸿沟。
民间抗争所对应的必然是从体制内寻求突破的愿望和想象，这要比虚构一个乌托邦更显得缺乏人性的力度，由此也就导致了对民间的定义欠缺共通性的阐述。换句话说，民间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也不是朝廷或上层的附属产物，而是相反，大陆民间就是现代社会的起点和主体，它是建立在反民心政治（即表演政治）和不信任反腐败基础上的，因为民众自身就是觉醒的主体和动力所在。这种明显的改变，和长期以来大陆公知所鼓吹的在革命与改良之间含糊不清、纠缠不休的混乱立场不同，具有本质性的差别，并且在事实上，不用追溯得太远，以梁启超为标志的改良派思维，已经验证了什么才是虚无的和不必要的社会性尝试。
重省民间抗争的当下视野，首先意味着要澄清并提示极权从来就不具有进化的途径和可能，也不具有进行更新的动力和资源。极权唯一的方向就是比过去更加集中、单一和暴力，然后在单一的体系进行不断分裂与重组，这种路线图囊括了49以来大陆极权的演变线索，它完全排斥民众的立场和价值，是以剿灭个体存在为主的一种政治体制。换句话说，不能再用体制内也有良知来蒙骗大陆民众了。
抗争的逻辑和道义取决于对一元极权的异端性，这就是重省民间抗争产生的新意义。异端即意味着不服从，并且不仅是不服从，还要进行反对、抗议和颠覆，以回到人权政治的基础，澄清公民权利的立场。很多人假装不明白个人作为主体如何有权力反对极权形成的政府，是因为他首先忘记了个人所具有的在法的伦理上自我独立的价值，而遵循异端的权利，就是重回作为人的权利，并且坚守其中包含的抗争逻辑。同时，大陆社会运动是一种彰显为物质化的大体量运动，专制派系仅仅依靠动用巨大的维稳力量已经不再起作用，这是因为作为异端，抗争的逻辑区别于仅仅针对专制体系进行批评的立场。异端，就是抛弃了对美好专制的幻想之后，以个体独立的姿态，面对极权进行民主建设的主动选择。
而对底层民众反抗的污蔑，是因为作为判断者其自身已经受到了来自专制力量的污染，这种污染永远是站在不相信民众具有理性本质和自我约束的基础上。对底层抗争作为民主建设的主体缺乏信心，其实质还是在内心中对独裁体系充满幻想。在另一方面，体现出的则是对历史循环论的狭隘理解，不明白中国大陆的历史周期不是我们所要面对和讨论的议题，是因为这种历史周期不是建立在个体人权的基石上，封建王朝下的起义不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和制度道义，农民起义和公民社会也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关联。因此，以悲观态度看待并忽视公民抗争，用暴民来抹杀民众，既说明了观察者的无知，也说明了专制对于人心的戕害和无情杀戮。要反抗这一点，就要从人权理念的体系出发，争取并诉求现代社会中人作为公民独立个体的重要立场，唯其如此，抗争才具有对历史的超越和反驳。
资本极权的悖论
和别的独裁者一样，以习近平为首的大陆党政府毫无例外地延续着用血汗资本对世界进行收买的活动，血汗资本也就是专制大陆数十年来通过高压统治所获得的专制红利，是掠夺民众财富和财产的重要证明。习近平的政治思想，建立在反民众和反人权的轨道上，这和毛氏极权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同时，在另一方面，习极权大张旗鼓对民主人士进行迫害，比如高瑜案，就是现有极权对人权进行残暴打击的普遍例证。这样做，一是要向全世界昭示习近平作为党魁，他要将反人权的极权坏道进行到底；其二，是要向推动大陆民主进程的人士宣布，他们是不会进行任何一种民主变革的，尽管他们说起“民主”、“公平”这些词来，频率比民主人士还要多。而在此之外，习极权和以往任何一类独裁者不同的是，他是明目张胆宣布要推广红色血统的，毫无疑问，这种声调既包含了共产集团对待民众的残酷立场，也明确了在其内部所要进行的重大斗争，以清除异己为目的的反腐败，就是习极权嗜血残暴的最好证明。
然而，对独裁体系来说，他们始终要面临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逻辑断裂进程，那就是，纵观普天之下，极权从一开始就不具备发展的条件和可能，因此，极权就无所谓新也无所谓后，尽管马克思将共产主义引申为一个幽灵，但其实极权连幽灵都谈不上，它的本质就是一个反人类的怪胎，只能每时每刻处在倒退的序列之下，即使如习近平这样抱有巨大政治野心者，绞尽脑汁在党内和党外进行双重刺激，都不可能避免要面对其自身不可发展的极权悖论，尤其是在中国式崛起的背后，这种具体的陷阱会越来越大，政府和民众之间的鸿沟不但难以填平，其裂缝也会越来越趋向极端对立的形态。
既然我们已经明确了专制不可能存在升级版本，那么，通过民众抗争的视角进行观察，我们就会发现，采用巨大资本所扩张和营建的专制集团，即便部署了如一带一路这种试图跨越自身专制壁垒的计划，都不可能回避其制度上的漏洞，其二，在极权的私有性和经济社会的独立性之间，他们找不到取得平衡的节点，因此，在这种显而易见的差距中，制度就会成为极权走向崩溃的首要压力。尤其是在专制经济倒退，成为暴力资本的前提和背景下，这种毁灭性打击，构成了瓦解专制的决定性力量。
因而，在此前提下，试图重复运用经济和资本手段对民主进程进行收买的可能性，要比极权获得发展的可能性更低并且更不可能，况且，我们还不要提，在现阶段，维稳和维权之间趋于白热化的决战状态，所构成的在大陆本土巨大而不可忽视的力量。而进一步分析，大陆极权采用暴力资本切入全球的深层次原因，无外乎试图在镶外的同时进行全球赤化，然而，网络世界的本质是不同于所谓的中国梦下的一带一路的，它一定会先于极权之前，将这种野心勃勃的贪婪嘴脸，拦截在人权的视野之外。
同样，在现代资本的秩序中，极权误解了统治秩序就是国家秩序，并将此上升到拥有合法执政来源的高度，这种自以为是的狭隘和矛盾决定了极权在其血统中处于崩溃的处境，但和“坐等崩溃”不同的是，资本一方面造就了专制的巨大阴影，但另一方面，却又正好帮助了处在反抗前沿的民众。而“坐等崩溃”之所以不成立，是在于尽管极权确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崩溃，然而，缺乏或忽视在此之前就进行民主建设，那么，即使极权已经倒塌，却不会给予民主有任何的帮助和贡献，因此，要善用民主建设来达到进行真实反抗的路径，只有针对是不够的，如同只有批评同样不够。因此民主抗争不仅是杀死极权的最好武器，也更是破除独裁最有力量的方式。
没有什么比期盼一个独裁者醒来、主动放弃权力实行民主更愚昧的事情了。特别是在处于个体维权最激烈的时候，面对权贵资本极权构成的重重悖论，就更需要看到，当下社会中亚洲区域内民众抗争的新起点，即大体量的、多形态的社会运动所构成的云抗争，这种区别于89前的社会运动方式，包含了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元素，那就是，个体觉醒是通过公民维权的具体进程，来对抗一个极权政权，而要想破解权贵资本政治的入侵和洗脑，以维护人权必要的完整性，云抗争就是最好的选择。
自由主义和社会运动
自由主义作为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思想标志，区别于有限度的针对极权的选择路径，这是因为，自由主义是人性的产物而不是政治的产物，同时，政治也不再是权力的象征而是人权的起点。这种具有时代风格的思潮促进并构成了民主运动的重要动力，尤其是在今天，传统意义上的救世理想已经不再能对民主进程有任何帮助，反而弱化为一种负担和毫无必要的自我消解，而当下泛滥成灾的对后极权的拆解，其背后所突现的却正是对极权的恐惧和幻想，也就是一边恐惧但一边还在幻想，这种纠缠状态就是救世主模式对人类思维入侵的具体例子，和建立在自由主义的平等原则中，为争取人权而进行的社会性抗争运动毫无关联。
严格界定和区分民主制度和民主人性，其重要的意义就是明确了在极权下如何进行民主建设所要面对的真实议题，大陆专制在字面上强调依法治国，但却故意隐藏了依法和治国之间不存在任何逻辑关系，更何况依法也不是为了要为民争权，而是维护自身作为党派继续掌握政权的手段，而在此之中，依然还有更多的人刻意误解和混淆了中国不是中共、中共也不是中国，此种迷象，无一不是在假装清流的面具后，佩带着令人所疑的绥靖主义的保守本性。
针对红二代式的穷兵黩武，仅仅在道义上进行指责是不够的，反而有一种小骂帮大忙的嫌疑，因此就要运用社会运动的多元视角，来获取当下云抗争模式下最佳的变革方案。须知，国民意识的觉醒不再是通过其素质来进行体现的，这是因为人的素质不是构成民主制度保障的元素，只有对极权本质的梳理和摈弃，才能明确在诉求公民权利的背景下，现代民众从心理上瓦解极权的愿望。这就好比，我们已经从维权时代进入到了独立时代，以彰显和专制体系的重大差别，而这就是社会运动在大陆版图上呈现的一种新潮流，它是指向人的权力而不是加强政党权力的，这种觉醒的深度，才是勘破极权洗脑的主要标志。要理清人权高于一切政党权力，同时高于任何政府的权力。不界定这一点，则一切奢谈宪政的梦想就是虚无之谈。
同时，在社会运动的谱系中，自由主义的原则就是要将一切伪装成民主意志的现象进行深度剥离，以保障真实社会的最大的权利边界。比如，反腐败其实就是一种政治上的恐怖主义，它不仅针对体系内的官僚，更着重于针对并扼杀民众的权利，而作为对照，习极权采取无底线的打击力度，收紧并控制大陆女权运动，则又是其试图通过进行全球赤化，来割裂人与人权之间的时代性，以达到继续实行愚民统治的目的，这是一种特别需要加以警惕的专制手段，是因为尽管这种手段几乎不加掩饰，以赤裸裸的暴力面孔公之于世界，但却在其中掩盖并隐藏了极权本身的虚无性，这种声色不露的极权特征，是一切绥靖主义日益扩大的根源，因为它使不同阶层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将民主进程偷换成了民主式的绥靖主义，以表面反抗的面目，和专制极权进行公开合谋。
民主式的绥靖主义，其实质就是依附于极权进行道德表演，因此，无论是中国梦，还是新常态，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依法治国，其本身依然不能逃脱专制共同体进行权力清洗的本质，而这是贵族红卫兵所独有的政治伦理，他们在以习近平为党首的空间中，肆意玩意司法，不断捏造构陷民众和民主人士的罪名，并且不但如此，还以老虎和苍蝇这种政治黑话来称谓极权体系内的官员，这一切，更加说明了一元极权在当下的政治生态，其实就是低级恐怖主义的事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政权，就是暴君时代的真实写照。
进击暴君时代的云抗争
在明确了云抗争作为民主手段的路径之后，民众作为异端就不再是单一和薄弱的群体，相反，民众时代的到来，是为了要去进击并颠覆暴君时代，这种转换是以逃离形式抗争为载体的，并且不再试图依赖任何一种来自体制内部的变化，这不仅是因为体制内部尽管充满了众多的不可预知性，但最关键的一点却是肯定的和不需要再去论证的，那就是，专制依托极权路径所形成的政治形态，不可能也不具备进行自我转变的条件，因此，云抗争和形式抗争的不同之处在于，云抗争是一种承担民意容体的抗争，而形式民主的抗争则永远无法对极权构成本质的对立，并且，越注重形式民主，就越不能达到瓦解极权以进行民主建设的目标。
尽管暴君时代和维稳时代相比不会存在太大的差别，比如都是在实行对外软弱加资本诱惑的手段，对内对民众则一概是武力镇压肆意打击并且完全没有人权的概念和立场，然而，暴君时代已经通过当前新一代专制党魁建造了和之前不一样的形态，那就是，暴君时代要比以前更赤裸更放肆，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公然宣称是不需要维护人权的，并且公然将民众的诉求当作异议势力进行打压的，究其原因，又正好使我们判断出这其实是红卫兵思维通过极权形成的惰性，是权力贵族和利益集团交汇而成的暴力共产主义病毒的综合体。
因而，在此状况下，云抗争的基点就不是仅仅维系在民众维权的地带上，它更多地是建立在和当下保守极权进行权力切割并颠覆的位置上，否定一党专制的合法性和执政伦理，并通过对大体量和高密度的社会民众抵抗运动的归纳，获取营建民主未来事态的力量，这是一种能够改变数十年来像鬼打墙一样难以跨越一步以击倒极权怪圈的能量，并且更重要的是，在民众维权和极权维稳长期角逐不下的重要时刻，云抗争是作为一种具体的路线，铺垫在了大陆的版图上。
历次社会运动所积累而成的云抗争资源，既包含了民众力量用以对抗专制吞噬的形态，也同时吸取了在社会层级中群体反抗的模式，以死磕派律师、女权行动团体、个体公民维权为例，还包含了一切针对政治和社会不公平所引发的大量反抗行动，这种集合式的和地区性的抗争，即是在以刀把子作为其武力标志的暴君时代中，民众参与社会运动的不同路径和线索，而云抗争，就是区别于历史周期定律的一种现代方式。
在一元极权的怪圈下，埋藏着众多的致命性弱点，习近平所开启的暴君时代亦不能避免，这也是他们为什么会对前苏联解体这一无可挽回的历史事实感到极其恐惧的原因，因此就要竭尽全力并无限夸大红色血统的重要性，这样做，无非是想要避免这种悲剧发生在他们身上，其二，他们更害怕终有一天民众会清算他们犯下的所有罪行，为了要去掩盖这种挥之不去的恐惧，他们就越会以穷兵黩武的面目来面对这个世界，而云抗争，就是为了将民众政治主体的合法性，纳入到当下生态的大陆上。
云抗争是民众主体成长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承担起了截断极权向社会空间进行渗透和入侵的任务，这是社会运动进入到剖面形态时的必要方式，是对虚假政治权力中的泡沫进行分解的节奏。由此，云抗争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社会反抗的本质，是在于它将运用公民个体的独立精神，来建造民主社会的灵魂，也即：人权是一切法理和政治的起点，是现代文明得以获得检验的构成。而改变空间也就意味着改变了进入民主进程的条件，由此，云抗争的意义也就得以确立并形成。尤其在一个其实根本不存在公共权力而只存在暴力权力的时代，这种视野，具有非常明确的意义指向与生动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