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近百年的黑暗历史看，当初若没有一批最先进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冒死挽救——所谓为共产主义革命而献身，中共可能死于1921年（一生下来就会夭折），即使能活到1927年也不可能躲过被清党乃至被消灭的命运。正因为有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冒死献身、冒死挽救、提供勾结苏俄的求生管道，中共勉强活到了1936年抗战前夕，已经奄奄一息。不久发生“西安事变”，时局逆转，中共地位陡增，又加上大批土匪、散兵游勇推波助澜，特别是大批知识分子（革命青年、爱国知识青年）加上大批农民的参与挽救，它不但活到了抗战胜利的1945年，还活到了1949年国军逃到台湾岛，又活到了1950年的所谓完成“建国大业”，活过了“文革”和“六四”，一直到如今所谓的改革开放、深化改革，一路上都是依靠知识分子专业、精致的操盘，实行愚民统治，并依靠数亿农民巨大利益的牺牲，才得以苟延残喘六十余年。
中共之所以能成功地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政权，主要是探索出这两条路径：一是利用农民获得成功后，又把农民狠狠地踩在脚底下，让数亿多农民不得不接受中共的暴力统治，不得不充当奴隶；二是狠狠地拉住众多社会精英和大批知识分子的手，诱惑他们拥护，让他们效忠于它，并把它奉为比古代英明皇帝还英明、还独裁的新一轮打江山、坐江山的霸主。中共深知它的统治术，必须把农民踩在脚下，不让其翻身——一直到如今还不给农村人以正常的国民待遇；必须把广大知识分子笼络住，纳入到体制内，吸收他们入党，并施以小恩小惠，比如授予文凭、职称、地位、名誉、福利等等，靠知识分子的敬奉和吹捧而获得所谓的合法性，靠知识分子卖力贡献的软硬两手维稳措施来推行愚民统治。
所谓中共的成功，其实是帮助中共提供统治动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成功，只不过是中共党内的知识分子太狡猾，他们利用所有的知识分子为之服务，但不会真正相信这些知识分子，但决不让这些知识分子尾巴翘上天，便经常施以折磨、打压、恐吓、威胁，常常羞辱一番，既有1957年的“反右派”，又有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以及如今无处不见的“与总书记谈心”、“文艺座谈会上交心”大场面活动，以及献媚、效忠、表态支持、研究“和谐社会”、“中国梦”、“四个全面”和“新常态”等等，更有甚者各地还纷纷成立“中国梦”办公室、“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研究课题、“总书记重要讲话研究中心”，得以使愚民统治长期化、具体化、持续化。
但是，中国知识分子会相信中共吗？通过种种事实足以证明，他们也不会真心相信，这点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农民有相同的小智慧，有相同的功利目的，你利用我，我也利用你。先说说我所了解的中国农民，多数属于功利主义至上，谁给利益他们就跟从谁，没有是非，只有利益，但也有例外，就是中共用枪杆子逼着他们跟从，他们只能被迫服从，但不会真心相信、真心拥护中共的政策和制度。中国农民包括城市的市民，在近两千年来的历史上，这些农民的命运几乎都是被欺凌、奴役和剥夺的，兵荒马乱农民日子不好过，活在这个皇帝与那个皇帝手下——甚至皇帝与皇帝之间还常常“翻烙饼”，农民的日子并不好过，“苛政猛于虎”就是那时候流传下来的。无论是蒙古人打过来，还是清兵打过来，农民的下场几乎都一样，中共的红军打过来也是一样，农民比谁都清楚统治者的残酷性。明朝时农民遭难，唱着“自从来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毛泽东时期岂不一样？“自从有了毛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中共统治期间的1960-1980年种地的农民基本吃不饱肚子），“有了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民国时期农民还有私有土地，共产党时期则全收归国有或集体；民国时期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无固定期限，共产党却把农民的不动产使用期限规定为三十年、城市市民不动产使用期限规定为七十年，到期后这些土地仍然归为国有土地，其实是共产党的“党有土地”，中共仍然可以继续收取土地使用租金。这一招岂不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共的统治者出的鬼主意吗？中共岂不要因此厚待、收买、重用知识分子吗？就连“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七个字也都是知识分子出主意起的。若是让毛泽东自己起，不过是“洪宪皇帝”那一套，毛泽东治国水平没有半斤八两，只得屈身去向是知识分子求来半斤八两，用完又很快“卸磨杀驴”，毛泽东最不相信知识分子，但不能不信他们可以“御用”，于是他一边用知识分子出的主意奴役农民，一边让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相互残害，然后他坐山观虎斗，直到闭上眼睛、大权旁落为止。这六十多年，农民深受共产统治之苦，踩在他们身上有两只脚，一只是中共的，另一只是知识分子的，至今农民都不得翻身。农民是彻底的牺牲品，而知识分子呢？既是可怜的牺牲品，又是参与施暴的既得利益者。
农民的日子不好过，知识分子的日子也同样不好过。中共奴役整个中国内陆六十余年，绝不会真正重用知识分子、听从知识分子指挥、安排，邓小平所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一旦看到时候不对，残忍的一面就彻底暴露，1989年“学潮”时开枪镇压就源于此。中国知识分子也并不对中共愚民统治寄予什么厚望，只不过是敢怒不敢言，不敢反抗但又心不安，不如趁机寻求利益最大化，配合中共愚弄百姓分上一杯羹，比如他们为晋升职称抢破头，升一级职称就多一份利益；为了得到进人民大会堂当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机会不惜相互撕破脸皮，为了争课题经费不惜行贿拉关系。他们深知，中共的政策靠不住，中共领导人的表态也靠不住，中共的法律更靠不住，只有利益才是自己的，钱才是一切。管它中共什么时候垮台，都无所谓，只要有利益我就争取，没有利益我就消极服从。于是，中共推行教育产业化，他们就会说好，赞同。不久，中共又不推教育产业化了，他们也会说好，赞同。既然中共不是什么好玩意，当然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也不是什么好玩意。中国知识分子多数是这种功利心态，当奴隶有好处，就投机当定奴隶。中国知识分子并不像中国农民那么傻，中国农民连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都是共产党和集体所有，年年几乎都是白干，中共又不负担农民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福利，农民没有六十岁退休之说，农民并不能享有与城市市民相同的社保和医保（现有的每月55元所谓退休金和新农合医保不算什么社会福利，是他们自己掏钱买保险，很多医疗费用不能报销），难怪毛泽东听了梁漱溟说中国农民地位、待遇与城市工人、市民的地位、待遇相比有“九天九地”的差别就勃然大怒，中国知识分子那时是乐在心头，纷纷支持毛泽东，起哄打倒说真话的梁漱溟，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毕竟不属农民很幸运——这是典型的阿Q心理，毛泽东后来整知识分子，岂不是比恶待农民还狠？不过，不少中国知识分子，还真的对中共抱有过强烈的幻想、虚假的希望，比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很多知识分子纷纷表态拥护思想解放，以为迎来了“知识的春天”、“四个现代化的春天”，要“减去十年”，把十年“文革”浪费逝去的青春再补回来，可结果却是昙花一现，知识分子们很快发现判断错了，还是回到利益最大化的老路上来。利益，利益，利益就是中共笼络知识分子的“胡萝卜”——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胡萝卜加大棒”，知识分子甘愿让中共用红布蒙住自己的眼睛，一步一步拉磨，获得体力、脑力换来的一点可怜的利益——中共对付互联网信息传播的金盾工程和防火墙技术也都是知识分子发明的“老大哥武器”，还有臭名昭彰的计划生育制度设计也是出自知识分子的鬼主意。
中共对付知识分子如此，对付农民呢？当然也是惯用流氓手段，惯用同样流氓的各种奴役手段。不过，中国农民相比中国知识分子较为真诚一些，不虚伪一些，或者说中国农民更为现实一点，更为笨一些，他们并不相信共产党的毛泽东是“英明领袖”，他们加入公社，把土地交公，又争取土地承包，也都是被枪逼的——共产党从不跟农民讲法、讲理，农民们只怕共产党的枪杆子，人人都怕死，因为他们深知共产党和历代的皇帝一样，枪杆子里出政权，枪都是王道。在刮“浮夸风”、“共产风”的“大跃进”期间，农民只相信自己的那点可怜的自留地，不相信“公社”和“大锅饭”，在饿死人和人吃人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农民照样四处逃荒，如果不是枪杆子逼着不让走，农民不会饿死那么多，农民也不会不去抢粮库。枪杆子之下，农民被饿死了，中共不是不知道，但中共不会拯救农民，他们宁愿拯救苏共，拯救亚非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外国农民，也不愿意对中国农民施恩。至于中国农民被饿死的人数，在中共统治者眼里，只是一个冷冰冰的统计数字而已，无论是3000万，还是6000万，中共从来不让自己的五星红旗为他们下过一次半旗。
中国农民，在中共苛政统治之下，经历过血腥的同胞战争、残酷的阶级斗争，他们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无论是共产党说土地是集体所有，还是国家所有，都无所谓，只能在枪杆子下配合，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感恩戴德，所谓口头的拥护也不过是逢场作戏，因为农民实在是怕共产党的枪杆子。这点，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农民一样，都无比惧怕共产党的苛政和暴力。不过，还有一点稍微的区别，就是农民们彻底不相信共产党，如果不是用枪逼着的话，农民不会同意征地，也不会同意拆迁，共产党对付农民，要比对付知识分子轻松，只要用枪就行了，而对付知识分子则需要“胡萝卜和大棒”，有时候讲讲所谓的爱国主义、民族大义等大道理——中共不屑于对农民讲这些，必要时才用枪，比如1949年用枪逼着知识分子拥护和1989年用枪让知识分子闭嘴，闭嘴就有利益——农民闭嘴没有利益，不闭嘴也没有利益，中共对于农民的利益诉求一直忽略不计。
中共愚民统治之下，中国农民的待遇一直谈不上什么“国民待遇”，一直都沦为“二等国民”、“三等国民”。比如以前抢农民的土地和庄稼（农业税和乡村政权提留款），如今第二轮抢回农民的土地（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农民始终抬不起头来，中国农民当奴隶太久，也不可能有造反、起义的可能，只能继续被剥削、被掠夺，对于他们来说，能活命就不错了，至于共产党现在如何、将来如何，他们才不管，他们只相信古代的皇帝朝廷如何，今天的共产党政权也是如何，从来不会好到哪儿去，从来只会更坏，更不如。古代皇帝还讲大赦天下，还讲施仁政，毛泽东却坚持“九天九地”，致农民于死地。
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农民，都可怜，都有相同的悲哀，悲哀的不是待遇上的差别，而是认识上的相同，中国农民不相信公义和公正，认为共产党和皇帝没什么两样，面对枪杆子只能屈从。而中国知识分子呢？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同样也不相信世上有什么真正的公义和公正，并愿意屈从于枪杆子之下，至于普世的公义和公正、公平等价值观，则丢弃一旁，从不真正相信、真正反思，也不愿意认真践行。假如中国知识分子相信普世价值，相信公义存在，相信共产主义运动就是红色恶魔，就不会有1921年上了“十月革命一声炮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贼船，更不会有1949年拥护一个既没有“中华”、又没有“人民”、“共和”的共产党政权成立。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比中国农民看事实更清楚，判断更准确，结果，不幸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丢弃了自己正常的判断，配合或迎合共产主义政权，结果整个民族就被共产党所奴役，人人敢怒不敢言，这都是丢弃公平公义、天然正义等普世价值的可怕后果。
按照公平公义等普世价值，共产党所标榜的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共产主义思想，一开始就是反人类、反社会的，他们标榜自己享有伟大、光荣、正确的真理，标榜不惜任何代价都要通过暴力革命夺权政权，标榜并散布仇恨哲学，推翻既有政权，破坏社会秩序，推行残酷的无休止的阶级斗争，推行无根基的所谓以建立乌托邦为目标的公有制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标榜没有国家和民族观念，自称是幽灵统管的政权，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连灵魂的也不放过，如此恐怖的政权，降临到人间，就是极大的黑暗，毫无人权和自由而言，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居然还相信它，拥护它，比中国农民的认识层面还低，难怪中共又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岂不都是知识分子们配合出来的结果吗？中国农民则是什么都不信，给我好处我就要，不给我好处我就自己想办法，共产党的那一套，他们不会真心相信；至于公平正义等普世价值，他们也谈不上认识，更谈不上接受，所以在中国广大农村就不会出现西方社会为自由而战、为权利而战的大规模的公民非暴力不服从运动，只能继续充当共产党可怜的奴隶。
虽然中国没有大规模的典型的公民非暴力运动，但还是有一小部分人甘愿牺牲自己，为自由而战，他们中包括一批有远见卓识和担当精神的真正的知识分子。这些为自由而战、为权利而战的人们，则是中共苛政统治之下的勇士，他们认识到公平正义、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不可缺失的重要性，并付诸行动，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公民，才是中国最可贵的人才。这一群体，将代表中共之后的中国未来。如果中国广大农民群体也参与进来，广大知识分子群体也参与进来，联合起来，共同为公平正义、为自由等普世价值而战，那么，那时的中国方能称之为“现代化国家”，并得以彻底告别中共“奴隶制党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