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照系王佑武进宁乡县人民医院手术后第三天所摄
1.引言
中国（大陆）施行计划生育制度以来，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已经酿成了很多矛盾，出现了大量的侵犯人权的案例，并日益彰显出关联性制度的弊端。
笔者通过QQ群、论坛等公共言论空间了解到的一案例，便因计生范畴中的社会抚养费征收问题而引发，当事人王佑武因此遭受了残酷的人权迫害，被毒打至重伤残，事后为讨公道、求说法，上访多年，足迹遍布各级信访机关，仅赴北京上访便达14次，却依旧没有获得有效回应和合理补偿。
据悉，如今，王佑武因此事而不敢回家，与儿子流落在外，其遭遇值得关注。
笔者将此案例整理如下，并进行解析。
2.案例概况
2.1 因付不起社会抚养费被拘留
王佑武，男，现年50岁，系宁乡县老粮仓镇红旺村七组村民，身份证号为4301241964091*****。
2009年，老粮仓镇政府工作人员至王佑武家催收社会抚养费23800元。对此，王佑武在其资料中声明，自己并非抗拒缴费，而是因家庭困难实在拿不出，2009年2月份虽竭尽全力，亦只付得3000元。老粮仓镇政府因王佑武缴不起社会抚养费，遂对其执行行政处罚。
2009年11月24日，老粮仓乡政府副镇长贺达勋和张新杰、邓宗明、王浩、袁胜泉、黎学东、邓肓清一干人等至王佑武家，将其强行带至老粮仓人民政府二楼会议室，午饭后，将王佑武强行铐送至宁乡县。
2.2 始终未获得拘留文书
在未对王佑武出示任何法律文书的情况下，宁乡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黄海涛便对王佑武作出拘留十五天之决定。事后，当王佑武索要拘留法律文书时，总被宁乡人民法院以各种理由搪塞。2014年7月，由宁乡县人民法院非诉局局长刘佑成牵头，通知王佑武和其兄王飞武等人参加协调会，乡政府综治办彭义文、计生办主任杨永常等人列席。组织该会议的目的在于，对宁乡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黄海涛在未出示任何法律文书的情况下将王佑成强制拘留的事实进行协调。期间，刘佑成曾对王佑武出示了签发执行的行政拘留证，但是，王佑武提出要回行政处罚拘留证，刘佑成居然不给。对此，王佑武在其材料中认为，所谓协调，意在逃避罪责，本身即不合法。2015年元月5日，王佑武再次要求宁乡县人民法院非诉局局长刘佑成归还行政处罚拘留证，刘佑成的回答竟然是，搞丢失了。
2.3 拘留所内的盘剥和毒打
王佑武在被拘期间，尽睹拘留所之黑暗。拘留半个月，伙食费每人便须600元之多，但吃的不过是东瓜、南瓜、萝卜、白菜之类。若要改善，只能在拘留所内以奇高价格购其食品——白酒30多元一斤、鸡120元一只、红烧肉100元一份、排骨80元一份、平白沙烟10元一包、一斤鲢鱼120元，等等。王佑武还亲闻拘留所领导所言，同监的马子兵、罗意、李勇龙，每人交3万元则可释放。
在这个黑暗重重的拘留所内，王佑武熬过了漫长的12天。就在他行将出所前的12月5日下午2点左右，被从五监转至七监，当天值班干警为左科良。王佑武在七监午餐后入睡。在王佑武沉睡之际，被毒打至重伤昏迷。后经湖南省湘雅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玖级伤残。
注：王佑武后脑部位的长达27㎡的手术切口
注：左耳上耳匀部位切口（摄于2009年12月10日）
2.4 相关责任部门始终未给予有效的医疗补偿
王佑武于12月6日下午3点钟左右被送进医院，然而，通知其家属时，却已是当天晚上7点25分。
王佑武昏迷7天，不省人事，经开颅急救，才保得一命。据王佑武所发布的资料，因此后住院期间宁乡县公安局拘留所不交治疗费，院方对王佑武只用了26天药后便告停，以至于造成病变。后经湖南省湘雅医院鉴定，其病灶转为外伤性癫痫，不得不住院3年，但依旧未能治愈，且引发了其他疾病。
2009年农历12月22日，村支书李品端带王佑武兄王飞武去见老粮仓乡政府党委书记易光辉，意欲资询王佑武被无辜打成重伤一事的解决方案。易光辉一见王飞武，便拿着手机站起身，指着王飞武大发脾气，说，刘亮县长多次打电话要求王飞武协助王佑武出院。王飞武答道，请问易书记，我老弟出院，出到哪里，是到县政府，还是到乡政府，或者是你家，易光辉无话可答。
据悉，当地政府虽补偿王佑武40万元，但王佑武皆用于其医疗开支，且并未治愈，身体严重受损，严重丧失劳动能力，严重影响了谋生，致使其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一贫如洗。
据王佑武所发布的信息，宁乡县人民医院2009年12月6日的住院治疗病历记录显示，王佑武左耳匀手术伤口为3㎜，经法医鉴定，此为小手术。然而，一个小手术竟有医疗费拾多万元，王佑武怀疑此手术费用系造假。
据王佑武所发布的信息，彭立强缜长要综治办主任邹飞安排，由兴旺酒家解决王佑武就餐问题，但是，大约只为王佑武付了两年餐费，而今尚有3万多元未予结算，还有住院费10万多元未予结算，以至于王佑武的日常用品如今还留在县人民医院。
2012年4月29日，由乡政府综治办主任邹辉陪同王佑武在湖南省湘雅附属一医院对王佑武留下的后遗症进行诊断，湘雅附属一医院专家认为，应做心脏达桥手术。当住院手续完全办好后，乡政府贺粤湘却否认住院治疗方案，此后只得由湘雅附属一医院专家为王佑武开药，拟出回家治疗方案。当时开药的费用皆由邹辉负责垫付，在准备回家时，邹辉向贺粤湘汇报开药情况，贺粤湘却在电话里大骂邹辉，斥其不应该开一万多元的药以及没有请示党委书记贺立权等。
2.5 毁证，封口，删视频
王佑武一直要求当局追查凶手，但至今未获查实和有效答复。据王佑武所发布的资料，事发之后，其血衣、血裤、鞋被全部烧毁，由宁乡县公安局拘留所长蔡剑委托罗胜强对被烧鞋服作了赔偿；蔡剑、教导员刘亚军、值班员左科良等人不仅一直讳言事件经过，还对七监被拘人员封口，令其不得泄露实情；所长蔡剑还声称，关于王佑武当时转至七监的监控视频已被删除。
3.案例分析
3.1地方政府存在着杀一儆百、有意将计生事件转变为维稳事件等巨大嫌疑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关于王佑武事件，目前根本不可能通过详细调查冲突双方获得全部真相，但是，基本事实无疑是清楚的，足以支持对其中一些关键性问题的分析。
在此事件中，最令笔者震惊之处在于，王佑武无辜被毒打至如此惨状。根本原因何在？
如果说，王佑武在拘留所内违反法规，则应由狱警出面，告知其原因，而后予以处罚，而绝不应在当事人昏睡之际下手。
按照中共拘留所条例，拘留所不得侮辱、体罚、虐待被拘留人或者指使、纵容他人侮辱、体罚、虐待被拘留人，当然，由于中共的法治一向是人治、党治的伪装和工具，大陆拘押之地的执法犯法、打人虐人之事司空见惯，不过，一般都是在被虐打者处于清醒状态下进行的，而且，就大陆拘押场所的严重虐打事件的一般特点而论，虐打是逐渐升级的，而非一步到位、狠辣至此。以笔者为例，笔者曾因言获罪而在派出所内遭受人身伤害，但是，最初所遭受的不过是推推搡搡，经过了几小时的虐打才遭受最惨痛的酷刑伤害。
如果说，当局出于对王佑武的报复之心，而暗令狱内在押人员下手，就此类事件的一般特点而论，也就是对当事人造成皮肉轻伤，而断不至于下如此狠手，不至于给当事人造成终生难愈的巨大伤创。
至于说在押人员对王佑武的报复，就更谈不上了。王佑武刚刚转到七监便遭毒打，在这如此之短的入监时间内，不可能和七监人员产生多大矛盾，此其一。其二，王佑武转到七监后，午餐后便入睡，进一步说明他进入七监之后没有与人发生矛盾，不然，如何能饭后安然入睡？就算牢头狱霸要施展淫威，拿刚入监的王佑武做靶子，就笔者被关押看守所的经验和此类事件的一般特点而言，也应在王佑武清醒状态下对其施虐，从而使一监泼皮得以尽情观看王佑武受虐的狼狈不堪状。
结合其他细节，则可进一步推论。当局毁证、封口、删视频等行为，无疑使其阴谋欲盖弥彰，其刻意加害王佑武之居心昭然若揭。而当局在王佑武被毒打送医的四个小时后才通知其家属的细节，只能被认为是当局相关人员在商议对策，统一口径，建立攻守同盟。因此，不得不作出如是推论：王佑武被毒打，只能是当局的阴谋，而且，当局毒打王佑武，并非出于一般的报复之心，而只能是出于两点目的：第一，为推动计生工作制造杀一儆百之效应。百度“老粮仓”条目介绍，“政府基本稳定了低生育水平”，“全镇计生率达98．5%。”可见，计生率是老粮仓镇政府官员们的政绩要素。在极权体制下，很多地方官员人性全无，一切唯上是瞻，政绩为天，为了作出或伪造政绩，为了获得上级肯定和职位升迁，全然无视民众权利。因此，为了前程富贵所系的计生率，相关官员根本没将王佑武这个贫贱超生的老农民放在眼里，为收杀一儆百之效，抱着对待猪狗一般的态度，从头部下狠手，一出手便要对王佑武造成重伤害，以使本辖区的其他计生钉子户惶恐惊惧，从而免去计生工作的诸多麻烦。第二，获取大笔维稳经费，并提高社会抚养费征收率（这也是计生政绩要素之一）。对王佑武造成重伤害后，便要给王佑武赔偿，此时便可通过事先扣除等方式填补王佑武所拖欠的社会抚养费，提高社会抚养费征收率。同时，无辜被打的王佑武必然不甘，当局则可通过体制内部的协商互动，协同作恶，各设障碍，将王佑武逼至上访之路，使计生事件变成维稳事件。如，王佑武就医过程中屡遇障碍的细节，便是当局意图将计生事件变为维稳事件的又一佐证——据王佑武就医过程中屡遇障碍的细节，只能做出两点解释，一，当局意图将本该王佑武享有的作为维稳经费一部分的医药费最大限度地据为己有，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笔者推断，应是在协调会之前这段时期），当局不想彻底治好王佑武，因为一旦治愈了王佑武，王佑武很可能停止上访，则维稳收益消失。综上可推论，地方当局之目的和阴谋乃是，重伤王佑武，以震慑其他计生钉子户，提升社会抚养费征收率，同时将王佑武逼至上访之路，从而将计生事件转变为维稳事件，获取并瓜分大笔维稳经费。
通过案例细节可进一步推论：地方当局从王佑武上访事件中受益匪浅。地方当局一直与王佑武锱铢必较、百计争夺，如，王佑武左耳匀手术伤口医疗费竟达拾多万元，这种大悖常理的奇高手术费，无法使人不怀疑官方与院方勾结作假、狼狈为奸；大笔的餐费、住院费未予结算；贺粤湘听闻乡政府综治办主任邹辉垫付一万多元的药费竟在电话里大骂邹辉。如此，给王佑武的补偿仍有40万之多，由此可见，被私据瓜分的维稳经费必然更多。
其居心险恶如是，其目的卑劣如是，其手段毒辣如是，令人不寒而栗！
3.2极权官僚体制之恶助长计生之恶
在王佑武事件中，地方官僚系统以协同作恶方式，极大地助长了计生之恶。假若没有这样一个嚣张跋扈、肆虐妄为的官僚系统，王佑武事件绝无可能发展到官民对峙如同水火的境地。
在王佑武事件中，政法系统之恶最为鲜明。笔者曾因言获罪，在派出所遭受惨无人道的毒打，对政法系统之无法无天、暴虐狠毒，有刻骨铭心之体会。王佑武在其资料中，对政法系统之恶也有大量揭露，如，拘留所内出售价格奇高的食品之行径，简直是明目张胆的抢劫，然而，如此蛮不讲理的食品售价奇高之行径，几乎遍布于中共统治下的所有拘押场所！同时却存在另一反常现象，那就是，社会上对中共拘押场所出售天价食品现象的抗争之举和质疑之声，和其危害程度远不成比例。翻开中国历史，就会看到此类现象比比皆是——当一种罪恶或危险初露苗头之际，社会上往往一片喊打喊杀，但当此种罪恶或危险被极限放大之际，对其抗争、质疑却根本没有成比例提升，如，明末北京民众以为袁崇焕是明朝内奸，竟然争啖袁崇焕的血肉，但清兵滚滚杀入北京之后，当年的仇袁恨奸的劲头却不见了，没多少人敢于反抗！是以，鲁迅先生说，中国一向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还说：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而今，此种奴性入骨、欺软怕硬的现象依旧广泛存在，大陆拘押场所长期出售天价食品现象并没有遭到成正比的强烈社会抗争，便是一例；而大陆拘押场所中的另一种相似表现则是：敢于抗争狱方胡作非为的人是凤毛麟角，然而，疯狂欺负弱于自己的同室在押者的人却比比皆是，曾因言获罪而被囚入看守所的笔者对此有深刻体会。因此，正如王佑武所发布的材料所述，在宁乡县公安局拘留所长蔡剑、教导员刘亚军、值班员左科良等人的压力下，七监被拘人员噤若寒蝉，不敢对王佑武被毒打之事吐露真相。是以，王佑武被毒打之事，既无人证，亦无物证和视频证据。在这一封口销证的过程中，被极权纵容的政法系统之恶，不知将计生之恶放大了多少倍！
政法系统之所以嚣张跋扈、肆虐妄为，根本原因在于中共维持极权专制统治的需要。由于中共极权统治愈发不得人心，加上民众的民主意识不断觉醒、权利诉求愈发高涨，反抗不断加剧，中共对政法系统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意识到专制统治危机不断加剧的习近平更是杀气腾腾，将“政法队伍”喻为“刀把子”，将政法势力与军队等量齐观。如此狂横凶悍之文革言辞，如同隔世之音，以至于一些政法干部亦不禁暗藏揶揄地慨叹：“好久没有听到‘刀把子’这个说法了。”政法系统因一贯被中共头目重视和纵容，在很多时候、很多地点，其嚣张跋扈、肆虐妄为，简直无以复加，极尽为恶助虐之能事，为计生等领域的制度性恶行保驾护航。
在王佑武事件中，还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极权官僚体制之恶对计生之恶的助长作用。2014年7月，当局大概是觉得王佑武事件的维稳收益已经比较有限，由宁乡县人民法院非诉局局长刘佑成牵头组织协调会，意欲平息此事。在协调会期间，身为政法官员的刘佑成竟然能够做到：出示行政拘留证却不给王佑武，显而易见，当局想以行政拘留证为交换资本，诱迫王佑武答应其条件，以达到卸责之目的，王佑武显然未曾答应——读者诸君，笔者最初看到这一组文字时，脑海中映现而出的画面，是一个横肉满面、目光险诈、微微狞笑的黑社会老大般的人物，却堂而皇之地制服在身，冠冕堂皇地坐在公权力机构，跷着粗肥的二郎腿，右手拇指、食指、中指捏起那份行政拘留证，抬起手臂，朝王佑武轻轻甩抖，皮笑肉不笑地道：“怎么样？答应了，这纸就还你。”王佑武被气的说不出话，浑身战抖，迸出一连串的“你你”—— 2015年元月5日，王佑武再次要求宁乡县人民法院非诉局局长刘佑成归还行政处罚拘留证，刘佑成的回答竟是，搞丢失了——这个细节，进一步活画出像刘佑成这样的很多中共政法官员、打手的街痞流氓般的丑恶嘴脸。
关于官僚系统之恶助长计生之恶，在本案例中还有其它诸多表现，如，王佑武兄王飞武找老粮仓乡政府党委书记易光辉商议解决王佑武被打事件，孰料易光辉一见王飞武，便拿着手机站起身，指王飞武大发脾气，说，刘亮县长多次打电话要求王飞武协助王佑武出院——中共党官普遍的以权压人、狐假虎威、蛮不讲理、目中无民之态，尽显无遗。中共党官之所以如此专横跋扈，显然是中共极权专制体制纵然出来的。在中共极权体制下，党权高高在上，无可匹敌，党委书记被授予了可以凌驾一城一地的绝对权力，不想做土皇帝都难。如此一手遮天、肆无忌惮的党权之下，包括计生制度之恶在内的一切制度之恶都会被大幅度放大。
3.3计生之殇，归根结底是中共极权造孽，恶果由民众埋单
首先，笔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有一定合理性。虽然一国一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并不完全受制于人口密度的增加，但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农业规模化进度有限、城市化水平有限、工业化水平尚与环保要求不相适应、社会保障不力的时期，人口飞速增加，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不小压力，因此，在保障基本人权的前提下，适度限制人口增长确有必要。
然而，大陆计生工作虽一贯敢于迎难而上，施展了各种非人道手段，收效却并不理想。在中共官方话语中，计生工作被称为“天下第一难”。
由于重男轻女、多子多福、人多势大、传宗接代等观念在大陆官员群体、富人阶层中有不小的影响，因此超生的富人和普通官员不在少数，甚至计生官员亦大肆超生。他们多半得体制之惠，人脉广，能够在不花一文的前提下，以造假证明、托关系、走后门等方式扫除超生之路上的障碍；就算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也难不住他们，因此敢于一生再生。
以王佑武事件发生地——湖南宁乡县为例，此地对计生工作如此起劲，官员们更应以身作则少生少育吧？事实恐非如此。有爆料称，“对于计划生育来讲，是一个国策，人人都应执行，但在宁乡就不一样，政府官员如公安局长周某某，交通局长吴某，或者与领导有特殊关系的可以超生多生，老百姓的初生都是倾家荡产，进行殴打，甚至凌晨冲进住舍，打砸财产，这也是我们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新浪博文《宁乡政府腐败怨气人民》，http://blog.cntv.cn/9059906-426898.html）
另有爆料称，“宁乡县东湖塘镇太平村妇女主任周立新。身为一名村妇女主任隐瞒他人超生事实，并为无子女者办理了独生子女证，为以死亡子女家庭办理独生子女证。多生2胎，（有一男孩一个女儿）还未接扎，且偷偷上了户口，这就是怎么当的干部，不得不让人心寒。为什么她管着别人，却没人管她。不知道她是怎样摇身变成今日的妇女主任，荒谬！更让人不解的是东湖塘的领导部门和计划生育部门竟然能视而不见！难道计划生育对干部有特权？”（宁乡在线：《超生事实宁乡县东湖塘镇太平村妇女主任周立新》，http://www.nx123.ccoo.cn/forum/thread-5132375-1-1.html）
以王佑武所在的老粮仓镇为例，计生政策同样不免沦为相关官员的敛财方式。据红网爆料，“计划生育……不讲控制，多超生一个在罚款方面有百分之四十回扣，是一个创收的致富门路、理想目标。”（红网：《宁乡县老粮仓镇回春堂现任干部的种种不法行为》，http://people.rednet.cn/PeopleShow.asp?ID=861870）另有众多村民签字按手印的网上爆料称，“（宁乡县老粮仓镇石清村村支书）刘志武掌控着……计划生育超生处理权，他就利用这种方面索拿卡要”，“（计生）工作队只收了几千元，戴某怕刘志武再找麻烦，送了刘700元红包。”（宁乡在线：《实名举报宁乡县老粮仓镇石清村村支书刘志武》，http://www.nx123.ccoo.cn/forum/thread-8451591-1-1.html）
以上爆料应具有较高的可信度。首先，所谓“无风不起浪”，以上爆料有名有姓，有签名手印，应非空穴来风。其次，以上爆料完全符合中共统治下的一般特点，符合很多类似事件的逻辑。因此，以上爆料无疑是进一步解析王佑武事件的注脚。由此可见，对很多超生富人而言，计生政策已然沦为枉法敛财之手段，而对很多超生官员则根本不起作用。请问，计生政策在限制人口增长方面还能有多大效果？
至于官位较显赫者，以及社会名人，很多人则包养情妇和N奶，以私生子的方式满足其多生愿望。如，2013年，导演张艺谋违反计生政策生育数个“非婚生子女”事件，传得沸沸扬扬。2015年2月，被中纪委通报的广东省政协前主席朱明国存在“严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问题，知情人士表示，这是指朱明国尚未与原配离婚时，在外与另一女子生有一子之事。2015年3月25日财新网披露，2015年1月落马的国安部副部长马建包养6位情妇，有2个私生子。2015年4月2日，中共官媒披露，去年7月落马的天津市公安局长武长顺名下的私生子多达9人（据悉，经中共官方鉴定，9个私生子中只有3个系其亲生）。官位较显赫者、社会名人以私生子方式超生之真相，由是可见一斑。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官位较显赫者、社会名人的私生子真相的被曝光原因，多与私生子事件本身无关，基本是拔出萝卜带出泥的结果。因此可以说，官位较显赫者、社会名人以私生子方式超生，被曝光几率很低。
很多独立学者认为，极权专制制度之弊，是导致大陆贫富分化的最主要原因，也是导致大陆弱势民众收入持续低下、社会保障缺失、生存忧患加重和超生欲望增强的重要原因。
中共极权专制体系在失去了意识形态控制力之后，不得不将利益收买作为维系和巩固统治的第一手段，尤其是八九六四之后，中共权势者以各种直接方式、间接方式导致了财富分配、资源分配和机会分配的极端不均。如，中共体制内人员的工资等各种待遇的平均水平不仅一直远高于体制外人员的工资等待遇的平均水平，且持续提升，每逢中共新头目上台必对体制内人员予以涨工资等惠遇，以图拉拢既得利益阶层，巩固统治基础；更不必说，体制内很多人员通过贪腐等途径可安然攫取远超其正常待遇的利益，进一步导致财富分配、资源分配和机会分配的极端不均。此现象被很多独立学者称为“贪腐治国”。中共虽一贯掩盖大陆贫富极端分化的事实，但是，这样的无处不在、显而易见的事实真相如何遮掩？大陆民间研究机构和海外研究机构给出的基尼系数，皆远高于中共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即便从普通人角度观察，通过对身边人贫富状况的大致了解，也能够对大陆贫富分化状况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在笔者看来，对大陆贫富分化的严峻状况极具警示意义的现象之一，莫过于低保的分配：很多华车豪宅拥有者却还多吃一份低保，而真正的穷人捡拾垃圾，无人问津！损不足以奉有余，莫此为甚！中共为祸之剧，于此一斑足识全貌！
中共官方计生宣传中经常出现的“越穷越生”之类文字，倒是对大陆贫困家庭和其超生现状之间的因果关系的颇具概括力的说法。在大陆贫富分化大环境中生活困难、缺少社会保障和救济的夫妻，固然也受传统生育观念影响，但相当部分的夫妻主要是基于利益算计，即不得不将改变生活处境的愿望寄托在孩子、尤其是儿子身上。虽然超生会给贫寒夫妻带来负担，但在不顾及优生优育的前提下，养大一个孩子的主要成本是人力成本而非物质成本，尤其是对农村超生户而言，因可自产食物，以非优生优育之方式养大一个孩子基本不需要多少物质成本，因此完全可以承受。对比权衡养孩子的低廉物质成本和孩子成人后可能带给自己的物质回报，贫寒夫妻产生获利冲动，因此不畏计生之罚，一生再生。
此外，众所周知，重男轻女思想是很多家庭超生的重要原因。而今重男轻女思想的广泛存在，固然与传统有一定关系，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贫困和中共的强化。
对于多数贫困之家而言，男性因普遍具有体力优势，在缓解贫困状况方面往往能够比女性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说，贫困是重男轻女思想的良好生存土壤。而制造了大量贫困民众的重要原因，即如上文所述，是大陆极权制度之弊，极权制度之弊使得财富分配、机会分配、资源分配皆极端不公。
此外，中共一直在强化“男尊女卑”思想。中共虽素来鼓吹男女平等，以“受压迫妇女的解放者”自居，大肆宣扬“妇女能顶半边天”之类，然而事实证明，这些美妙口号如“人民民主”“共同富裕”等阙词的性质一样，乃堂而皇之的弥天大谎。事实是，中共一直积极践行“男尊女卑”的皇权等级理念。早在延安时代，中共便以革命需要等冠冕堂皇之名行分封赐赏之实，当时在延安总人口中所占数量比很低的较为年轻、较有文化、稍有姿色的女子，有不少被分配给中共高层权势者。及至江山入囊，中共更有资本分利益、分女人了，乃在大建行宫（毛氏专享）、高干楼和安享特供商品、级别工资之际，开始分女人，在《婚姻法》掩护下，在“男女平等”“严禁封建包办婚姻”等口号欺骗宣传下，对大批较有文化、较有姿色的年轻女人恩威兼施，软硬并用，使得大量的出身农村的中共官员们堂而皇之地以婚姻自由之名行抛弃原配之实，借党权之荫享赐婚之遇。而在土改、“文革”等暴力恐怖政治运动中，不知有多少无辜女性在“男女平等”的舆论声浪中被淫辱、摧残、虐杀，绝大多数至今未得说法，未获平反，未获补偿。在邓时代、后邓时代，不知有多少女子在男性为主的权贵群体的胁迫、诱惑下沦为玩物，以至于“日后提拔”成为举国皆知的具有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的政治讽刺词汇。
进一步追根刨底，在中国人口史上，生育高峰在毛时代。毛时代出于大量制造炮灰、工具、奴仆等卑劣目的而纵容生育，此乃导致中国现阶段人口过多的根本原因，也是强化传统非理性生育观的重要原因。毛共折腾近三十年后，包括人口问题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之严重程度空前绝后，邓共不得不在生育政策方面改弦易辙，力推计划生育，让人民为其放纵生育之统治恶果埋单。换做民主国家，仅就不顾国情长期放纵生育造成诸多社会问题之责而论，执政党早就该自动下台了，但恶贯满盈的中共依旧赖在台上，厚颜无耻、堂而皇之地将长期放纵生育的统治恶果推给民众尤其是弱势民众，还要红色江山千万代、永远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一言以蔽之，中共计生政策从出台原因到执行过程，从执行过程到执行结果，失败处处，暴虐重重，滥权侵权，乏善可陈。就起因而论，基本是中共造孽所致；就执行过程而论，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压，主要由弱势群体承受，侵犯人权的计生恶行不胜枚举，由王佑武事件便足窥具有计生背景的综合侵权事件之概貌，而计生政策对权贵富人们的影响并不甚大；就结果而论，基本已沦为敛财手段的计生政策的遏制人口增长之效并不理想——很多强势者大肆超生，很多弱势者则不得不超生。如果按照中共常用的“XX开”的观点对造成计生之殇的根本责任进行划分，传统思想的责任最多占一开，中共极权统治之责至少占九开。
结语
王佑武案例，是透视极权计生制度之弊及其关联性制度的弊端的一扇窗口，充分彰显出以维稳至上、党权至上、民权不彰、官官相护、政法势力肆虐无道、强势群体勾结作恶为基本特征的大陆极权体制的重重弊端，使人认识到，计生之殇，源于极权之恶。在弊端重重的极权环境中，极权体制捍卫者、维系者的人性往往被腐蚀殆尽，兽性肆虐，官如流氓，警如恶匪，极尽残民以逞之能事，包括计生制度在内的一切法律制度中的理性成分、正义元素，都会被极权体制捍卫者和维系者扭曲、弱化至不忍直视之境地，徇私枉法大行其道，执法犯法时时可闻，执法失误层出不穷，善法恶化，恶法更恶。正因极权之下乏规则、无法治、少正义，所以，只有实行宪政民主，并假以时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人口增长与环境承载力、资源承载力和社会承载力之间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