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上午，贵州贵阳市一栋住宅楼因山体滑坡而垮塌。经初步核查，垮塌房屋住35户114人，其中98人安全，有15人手机信号在事故现场。随后新华社客户端“我在现场”发出消息称：贵州楼房倒塌，副市长不抢险抢新华社记者相机。一时间舆论哗然。
据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称，他在现场外拍摄，被当地工作人员抢夺相机，暴力阻拦。当时他亮明了新华社记者身份，但仍被阻挡拍摄，一工作人员现场指挥：“把他的相机收了。”这位指挥抢夺相机者名叫徐昊，2015年2月获补选为贵阳市政府副市长。有15个塌楼居民的手机信号在事故现场，意味着他们很可能被埋在塌楼之之下。值此救人黄金期，副市长不是现场指挥救人，而是节外生枝去抢记者相机，真的是不可理喻。虽然让人觉得不可理喻，但此种情况在大陆官场实际上又见怪不怪。也许还有人记得2010年12月发生的一件事，当时也是新华社下属机构记者，到辽宁省建昌县政府大楼电话约见县政法委副书记锺继祥，锺接到电话就质疑记者是骗子，并称“我想抓你”。随后记者来到政法委办公室，见四人上班打牌，遂拍了照。这时锺继祥带着三个干部冲进来，说“给我好好查”，其中一人将记者相机“拿走”。有媒体记者就此给锺继祥打电话求证，却遭锺的威胁：“你要过来，小心你的小命。”世人记忆犹新的另一则新闻发生在今年初，当时《南方都市报》记者接到报料称，深圳有党员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在深圳某海鲜山庄公款消费野生保护动物娃娃鱼。记者暗访证实，深圳警界多名官员出席饭局。当时一文字记者亮明身份采访时，遭到参与饭局的官员和安保人员拳打脚踢、扇耳光；一摄影记者被锁喉、围堵，相机被砸并抢走；另一名文字记者被强行抢走手机，双手遭抓伤流血。这样的大陆官员，在辖区内打人伤人，抢夺别人的物品，一副土匪德性。但必须指出，土匪在任何社会都是极少数，而饶有土匪特征者在今日大陆官场中却占据主流，因此他们相互之间并不觉得有何不正常的地方。乍听起来，土匪官员只是某些基层的一股恶势力，其实不然。目前有公开报道的官职最高的土匪，是湖北一个正省部级干部。2010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人大湖北代表团召开新闻发布会，湖北省省长李鸿忠出席。后来这位省长离去时，《人民日报》所属《京华时报》女记者刘杰提了最后一个问题：“您对邓玉娇案怎么看？”李鸿忠脸色顿时阴沉，板着脸离去。不意这位省长又折返现场，逼问刘杰是“哪部分的”，刘杰答曰《人民日报》的。李鸿忠威胁说：“人民日报…你怎么老纠缠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要给你们社长讲，是不是，对不对？”李省长一把夺过刘杰的录音笔，径直走向电梯。一众记者当场无言，女记者刘杰红了眼圈。后来有记者寻机要李鸿忠对此事件作出解释，这位省长辩解说，因为那位女记者在描述身份时语气不太肯定，所以他就“把录音笔拿去看看了，看看是什么内容。”这真是名曰做着官，实则干着《水浒传》里“剪径贼人”的勾当，而官员本人浑然不自知，还一副有理走遍天下的架势。是谁赋权于官员，让他们可以抢走记者的相机、录音笔的？按照法治的标准，这些官员实际上已涉嫌违法犯罪。记者使用的专业照相机每台几万元至10多万元人民币，属于贵重物品，如果给官员定个抢劫罪，还可以归为“情节特别严重”者。此外妨碍媒体记者正常采访，若非寻衅滋事，起码也是民事上的侵权行为。官员敢在媒体和公众面前抢东西、动粗打人，说得轻一点，也是过于颟顸，太不顾惜自己的公众形象了。实际上，这些官员心目中根本就没有“公众形象”的概念。这首先可以归咎于官员普遍的无知，但归根结底，乃因他们代表一种强加于人民的强权统治，从来无法无天惯了，根本就不在乎人民的感受，所以恋可以恣意妄为而无所顾忌。但中国不是说要推进依法治国么？如果“剪径贼人”像《水浒传》所言“乘势夺包裹”，在美国无疑将受到法律制裁，不排除被受害者当场拔枪击毙的可能性。就算是在中国宋朝，也要遭到官府缉拿。惜乎现在中国远非法治国家，令大小官员可以“剪径”，可以抢夺记者相机和录音笔，可以胡作非为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就是大陆法治的成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