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5月18日首页刊发新华社副社长慎海雄的署名文章《抓住“关键少数”，营造“山清水秀” 政治生态》。然而，他不知道毁坏当今中国“山清水秀”生态的根源在哪里？自然本来天理共存，人性相通；社会自古文明传承，全球同脉。而中国当政者却偏要反历史而动，以“中国特色”拒绝分离、限制权力的普世价值，致使这个龙图腾国家的政治制度，固守“专政”，并妄言“自信”，成为人性自由与创造的桎梏，走向了一条经济贪婪、高速发展，政治专制、封闭的“北京模式”发展道路，进而导致了当今中国，文化上挖祖宗坟，环境上断子孙路，社会、自然“两个生态”的灾难性大破坏。
高环境破坏代价的“GDP主义”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柴静《穹顶之下》电视片再次动员了社交媒体上的各种力量，让数千万乃至上亿人，共同引爆了以“雾霾”为引线的“北京发展模式”炸弹。当今中国，史无前例、影响全国范围的雾霾之祸力证，“北京模式”长期积累的环境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又不断涌现。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却伴随着政府以“发展就是硬道理”应对合法性危机和权贵利益集团的疯狂掠夺与贪婪，仅用了30多年就显现出来。50多年来，中国的GDP增长了10多倍，但矿产资源消耗却增长了40多倍。单位GDP能耗比发达国家平均高47%，产生的污染是发达国家的几十倍。中国雾霾之祸，表征的正是“北京模式”所带来的整个环境危机。联合国开发署多年前就发布报告称，中国每年因空气污染导致1500万人患支气管病，2.3万人患呼吸道疾病，1.3万人死于心脏病。在全球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世界银行中国污染报告称，中国每年约有75万人由于空气污染而早亡。
“北京发展模式”所导致的环境破坏，最主要表现在空气、土壤与水源这三大污染上。首先是严重的空气污染。目前，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世界第一，年排放量近2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二。有关部门监测的343个城市中有3/4的居民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其二是土壤污染。中国接近1/10的耕地遭到污染；是世界三大酸雨区之一，1/3的国土被酸雨侵害；沙化及强沙化趋势土地面积达45.3亿亩，占国土面积的近三分之一，每年还要增加1万多平方公里。如今，全国18个省的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因此受到威胁。其三是水源污染。中国年度污水排放量为400多亿吨，排名世界第一，超过环境容量82%。全国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七大水系中劣五类水质占41%，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城市河道90%以上遭到严重污染。有报道称：水污染甚至造成了“天上七彩虹，地上五彩河”的奇观。如今，全国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五大淡水湖除无锡太湖引发的水源危机外，其它四湖鄱阳湖、洞庭湖、洪泽湖、巢湖的污染也都已经非常严重，山东的微山湖基本已经废了，云南的滇池也都臭了……而在海河流域，更无原始意义上的水质，如今那里流动的全是污垢。谁也无法统计，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底有多少已经变成死河的河流。河流是大地母亲流淌的生命乳汁，而一条条臭河和死河，充分力证了中国 “GDP主义”发展道路，付出的沉重代价。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共30多年的所谓“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就是试图借“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经济增长，来维护政治上已无法自圆其说的制度合法性。中共为了支撑自己的领导地位不被挑战，推动一条长期靠透资国力，“断子孙路”，输出生态资源的高消耗、高成本，高环境破坏为代价，来维持的粗放型、掠夺性、自杀式经济增长模式。“北京模式”如此对环境资源的破坏，概括得起来定性，就是“断子孙路” 的发展模式。
生态环境涉及人口、资源、社会、政治、经济各个领域，具有内在的规律性。对自然生态破坏的本质，就是对环境平衡的破坏。人类活动贪得无厌，颠覆环境平衡，环境必报复人类。因此，发展必须有节制，这才是一条恒古不变的“硬道理”。经济活动只有既遵循经济规律，又遵循生态规律，才能可持续发展。中国古代就有“灾异遣论”，立论自然灾害是现实政治的过失引起的，是上天对统治者的警示。《汉书·董仲舒传》曰：“国家当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 当今中共好大喜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高速、贪婪发展，恰恰不是什么最大的“辉煌业绩”，而是最大的执政败绩，并将成为后人追责的账本。
切断两种精神资源的“北京模式”
文化是一个民族传承与发展的灵魂。民国时期，正当中华民族处于千年之变的历史机遇时，却灾难性地遭遇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一统天下的外来“红色革命”价值观，以“枪杆子语话”强行否定了中华文化本有的和谐中庸传承，进而发展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及“苏维埃”式的红色道路，并被武断为“中国人民的必选择”。 直到中国“十年浩劫”，当权者更以“文化革新”为名，发动以先进阶级消灭腐朽阶级的“挖祖宗坟”，铲除一切封资修的文化运动。如此人类史上所罕见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且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文化大破坏，致使千年中华精神资源毁于一旦。在这一时期，中共对文物的破坏登峰造极，比入侵者更广泛、更持久、更彻底。更为可怕的是，中共以自己的唯物论，对一切宗教活动的都予以毁灭性打击，导致儒、释、道三教齐灭后果，致使中华民族陷入自己灭绝自己文化的社会生态灾难中。中共这种对传统文化的灭绝，在本质上就是“挖祖宗坟”的反文明活动。
毛泽东死后，中共在全球共产运动衰败的大背景下，开一次党代会，用所谓邓小平的“猫论”，就可以把资本家再请回来，给剥削者戴红花，“社会主义救中国”变为“资本主义救中国”。 途经三十多年＂坚持四项原则＇的改革开放，中共开始了打着“特色”招牌，推行只引进资本家剥削，不接受独立工会制约；只要政府管制，不要民间社会对治的；只接纳资本扩张全球化，不接纳普世价值全球化的“北京模式”发展道路，形成地位、权力、资源的特色、特权、特供“三特”社会制度。在如此既破坏了中华传统文化又抵制普世价值，先后切断了两种精神资源的“北京模式”，滋生出的“核心价值体系”，现已成为再也找不到依托的“幽灵”，以至于整个国家官民对立，两极分化，价值观紊乱，民族情感焦虑，人们心灵空虚、行为放纵、道德滑坡、教育沦落，拜金主义、反理性主义泛滥。当此之时，官方一方面仍旧灌输人民早已厌烦了的“红色记忆”；一方面却又在向人民示范“一切向钱看”和政策性诱导社会急功近利，让人们在一个贪污腐败，无贿禁行的现实世界中学雷锋。
“六四”后的中国，在抵制普世价值，反“自由化”与“反精神污染”的文化管治之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长城内外，人民喝“人头马”，跳“迪斯科”，穿“牛仔裤”，吃“麦当劳”，文化馆变成了歌舞厅、酒巴和练歌房，文化艺术家不再争取思想自由，一切的艺术创造和文化产品，无一不与商品、权力交易密切相关。从而也导致了主张放任自流的非道德主义行销市场，以及公众道德评价和舆论监督等社会文化约束机制失效，社会突破了最基本的公平正义底线。在如此正义沦丧的社会生态中，孕育出的商人们惟利是图、制伪造假，官员们损公肥私，贪污腐败，台前学雷锋，台后包二奶。这几年来，行走江湖“国学大师”的雕像轰然倒塌，自命为“文化大师”的余秋雨虚假献媚，“含泪规劝”，七旬音乐教授梁茂春收受报考女生肉体与金钱的双重贿赂，正牌辽宁大学副校长干起抄袭的勾当，北京大学孔家后人孔庆东大爆粗口“去你妈的！滚你妈的！操你妈的！”，林林总总，为当下中国已经堕落不堪的“主流文化”添油加彩。如此中国文化现状，正如网络作家杜君立所言：“精神家园的丧失与沦陷营造了一个流氓时代。”在此堕落的流氓时代社会生态中，只能孕育出余秋雨类的文化太监，孔庆东之流的校园流氓以及司马南那样的江湖骗子，并不断发生着各类的公权力围猎弱势者，草菅人命与各类道德滑坡等轰动性事件。
中共历来自榜党的“阶级性”与“先进性”，更是一种有害的政治毒气，它不仅仅是一种主义的虚构，而且在实践上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天然的同类性与平等性。中共要维持自造“先进性”“阶级性”的努力，就是在借助其“主义”伦理，制造社会主体间先进与落后、改造与被改造、代表与被代表等对立观念，来颠覆人与人之间的本真同类性与平等性！如此党性教育与宣传，注定要扭曲、异化、分裂人性与政党本有的组织功能性，衍化出更多的虚伪性与欺诈性，进而导致其组织的全面腐败性。
中共党性泛滥，直接导致中国成为一个政治上制伪造假，毫无底线的王国，在中纪委公布的2014年中央巡视组两轮巡视整改情况中，巡视涉及的20个省份中15个省份的整改通报提及干部档案年龄、履历乃至身份常遭“整容”，“漂洗”造假。“假”就是当今中国社会生态被污染的最明显特征。
《中国纪检监察报》今年5月7日刊登“一个用权任性的高校一把手”报导，称南航党委书记王国“其实是满嘴马列主义、满腹男盗女娼”。这则新闻再次揭示了中共党官表里不一，人格分裂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有网友评论说“真是对30年来官吏们的真实写照”。早在2012年12月2日，新华网就曾发表《部分官员党性挂在嘴上女性放在心里》评论，哀叹许多中共官员淫性高于党性。此前，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也因与女下属性丑闻爆出而被国内舆论批“满嘴马列，满腹盗娼”。从昨天的成克杰、陈希同、陈良宇们腐败玩女人，直到今天的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都是党的独当一面地“全能领导”，竟都一面高调讲党性，反腐败，一面道貌岸然地腐败玩女人。近两年来，新闻曝光的一系列党员高官淫乱视频与小学生开房等丑闻，再次印证了这些党官，越讲“先进”越堕落，越讲“纯洁”越丑恶，“伟、光、正”与“黑、贪、淫”之间，不过只是面子与里子的区别。
然而，中南海新当家人上台后，更刻意拔高对“北京模式”的理论、制度、道路的＂三个自信＂，特别是自他的“8.19”讲话以来和中共七号文下达之后，官方不断加强意识形态控制，“新舆论斗争”甚嚣尘上，一再发起对民主宪政、公民社会、普世价值的批判。中共新的当政者一方面需要奉迎拍马，歌功颂德的社会舆论，让“周小平”这样的网络“带鱼”，来到文艺界大腕们中间，接受“皇恩浩荡”；另一方面，将曝光极左文件“七不讲”著名记者高瑜判重刑，对死磕派异见律师浦志强起诉“煽动民族仇恨”、“寻衅滋事”两罪待审，甚至发展到公权力与主流媒体公然为警察枪杀上访者徐纯合站台，而引发社会聚焦事件。
今天，我们面对这个政权的“敌对意识”依然侵扰社会政治生活方方面面的现实，以暴力革命、阶级专政、党性先进为内涵的“红色文化”，就是社会积聚不散的政治雾霾，沉沉地压在每个中国公民的心头，以至于人们时时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精神控制和无可奈何地被落后、被领导、被代表的使然，而无法享有天赋的平等与社会制度保障的自由。一种正常社会生态的本质应是社会正义，而“北京模式”对社会生态的破坏，恰恰就在于对社会正义的践踏。中共所谓“先进文化”，切断了两种精神资源所导致人性、人心分裂与扭曲形成的社会生态大破坏，较之自然生态的破坏更可怕，也更难恢复。
其实，人世间最不能做的莫过于“挖祖宗坟”和“断子孙路”两件事。然而，中共＂三个自信＂的“北京模式”却全都一锅炒了。如今的当政者，所谓“深化改革”的出发点，依然是坚拒普世价值的权力分立与制约。这就为官商集团结盟腐化，践踏社会正义提供了无法铲除的政治土壤。而＂三个自信＂背离社会正义，维护特色、特权、特供的“三特”社会制度形成的社会生态矛盾就无解。这也就决定了当今中国挥之不去的自然雾霾与社会雾霾互为交织，重重压顶，令中华民族陷于空前绝后的自然、社会“两个生态”灾难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