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申明，中国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之后是有多种经济存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1949年的《共同纲领》也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第三条）。但开国不久，毛就将当年的理论妄自作废。1951年8月间（此时距全国完成土改尚有一年时间），毛就组织起草关于互助合作的决议，他针对《共同纲领》中关于“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所得土地的所有权”（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认为，一边保护，一边也可以动摇。现在保护它，就是为了逐步动摇它。他责问：为什么不能动摇私有？保护之，就不能动摇之？毛泽东此言颇有皇气与霸气，也是他毫无法律意识的表白，他可以轻率地推翻《共同纲领》中关于“保护私有财产”的庄严承诺，这是以后农村公有化与国家一系列灾难事件的祸根。

1953年6月，毛泽东提出关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0月、11月，毛两次谈话，都明言要改变农民的个体所有制。他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是“走资本主义的路”。他还说：“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级的，土地入股；有高级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10月，中央召开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这是由注重互助组转向合作社的一次转折性会议。1954年全国掀起了办社热潮。由于出现了贪多求大、强迫命令的倾向，邓子恢（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于是提出了“停、缩、发”的三字方针进行整顿。

1955年7月，毛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开展了建国后全党范围 第一次“反右倾”斗争。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贬斥中央农村工作部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农业合作化运动于是势如破竹。至1956年底，入社农户占全国总农户数的96.3%，其中高级社占87.8%。另外，1955年冬到1956年春又掀起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手工业、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热潮。至1956年底，合作化的手工业人数已达91.7%；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达7万户，总产值占原私营工业总产值的99.6%。毛泽东原设想在10—15年实现三大改造的任务，却在短短的四年之内实现了。毛多次向人说：1949年那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1955年，当我看到有那麽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了。

合作化后，粮食从绝对数看虽有所增长，但从增长速度看，却呈下降趋势：1955年为8.5%，1956年下降为4.8%，1957年再下降为1.2%。毛泽东当时的心态对此情况是不可能引起重视的。他的逻辑与此相反：“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 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毛大概从此时开始，以主观臆断代替客观事实。

合作化运动实质上是对农民的一场“剥夺”。基层干部和农民把集体化称为“归大堆”，“第二次平分”。“耕者有其田”是农民的长久期盼，也是积极参加共产党革命的动因。他们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土改分得的土地只是过了一下手而已，立即被“共产”了。而且，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被剥夺的不仅仅是土地、牲畜和农具，还有自主经营权。从此，他们在生产活动中成为被动者。土地等财产权和自主生产权的丧失，也是人权的丧失。当然，在毛的意识中是没有人权概念的。

然而，合作化对农民的“剥夺”，还仅仅是初级阶段。

1958年，毛泽东又发动“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场更激烈的“剥夺”风暴 来临了！8月，毛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实行共产。道德大为进步，劳动不要监督，要他休息不休息。人民公社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不要计件工资，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破坏。他还说，过去革命打死很多人 ，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他还说，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大，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了不起。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如自留地、私养的牲畜逐步去掉，搞公共食堂、托儿所，全体劳动妇女可以解放。可见，“人民公社”运动就是一场“共产化”、“国有化”运动。

北戴河会议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至9月底，《人民日报》宣布全国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此时距《决议》公布仅20天。

与此而来的是“五风”狂潮袭击广袤的农村。“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风。五风的核心是“共产风”（ 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是实行共产的手段，浮夸风、干部特殊风是共产风的某种结果）。“五风”的风源来自毛泽东在视察中和党的会议上的一系列讲话。

所谓“公社化”就是将各合作社的全部财产为公社所有。公社一级享有极大的调拨权。它可以调拨各大队的劳力、资金和财产。这种调拨，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兴办工业、大炼钢铁等。这种调拨还用来填平穷队与富队之间的差别，实行平均分配。公社还享有生产指挥权。公社化之后，原来农业社的生产要听从上级的命令，生产经营权也被“共”了。“共产风”还刮到每家每户，不仅“共”生产资料，还“共”农民的私人生活资料。作为人民公社示范的样板河南省遂平县碴岈山人民公社的简章规定：“社员入社后，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私有资料转为全社公有”。河北徐水县的一些地方连社员家里的箱箱柜柜都收归公有。社员说，除了一双筷子、一只碗是个人的，其他都归公了。安徽凤阳县组织“专业队”到各家各户搜查，看中什么拿什么。干部公开扬言：“什么是你的，只有一口牙是你的”。

从合作化到公社化毛泽东关于对农民的生产资料乃至  生活资料进行“共产”与“剥夺”的言论，大大“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剥夺资本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理论，正面地说，则是对马克思关于消灭私有制思想的恶性扭曲（这并非说马克思的思想正确），也是对人民实行专政的基础和基本构成。群众说得好：“共产党领导真是好，穷的富的都斗了。”

面对“共产风”的袭击   ，农民无力抵御，他们的反抗只能是“怠工”。人民公社宣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民对此以“出工自由化，吃饭战斗化，收工集体化”加以对抗。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好坏不分，强弱不分，大人小孩不分，结果是懒汉欢天喜地，青年人大不满意，老汉们唉声叹气，于是：出勤率下降，劳动生产率下降，劳动质量下降。基层干部出于来自上面的压力，采取强迫手段，像赶鸭子一样叫农民干活。有的干部动不动打人，完不成任务打，出工迟到也打。由于实行 集体食堂制度，干部以控制食品分配的权力胡作非为，动辄以克扣饭票来威胁农民。干活迟到的、误工的要克扣饭票，因饥饿或生病不能干活的，或讲干部坏话的都要克扣饭票。干部们就这样掌握了群众的生死予夺之权。

由此可见，公社化期间的农民实际上已沦为农奴。他们有限的财产被“共”了，他们的自主生产权被“剥夺”了，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也失去了保障，最后，人身的自由权、生命权也难逃厄运。因此，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共产制度下的农奴制(说农奴制还算是轻的,因为没听说历史上的奴隶制下有几千万人被活活饿死的悲惨记录。共产农奴制的某些特征，如野蛮性与无人道性，值得进一步研究)。这是至今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学者们所没有看透的。

众所周知，大跃进 、公社化运动造成了农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三年（1959——1961）的“大饥荒”。1960年粮食产量仅1435亿公斤，跌到1951年1437亿公斤的水平。农村和城市居民的口粮极度困难。农村人口因饥饿而大量死亡。面对饥饿、死亡的威胁，农民逼迫吃树皮、野草、观音土，乃至食人，令人惨不忍睹。据曹树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2005年一项研究成果，1959—1961年中国饿死人计3755.8万人。他的这一数字是建立在对1462个县统计资料“认真求证”的基础上的，这为全面揭开三年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真相走出了关键的一步。这比中共上台执政前的2129年中203次重大气候灾难的死亡人数之和2991万人还要多764万人。特别需要说明，三年中饿死近4000万人，既不是因为自然灾害，也不是国家没有救济的能力所致。“大跃进”成了地地道道的“大倒退”、“大灾难”。

1959年，毛泽东与中共上层 开始纠错，这种纠错是在肯定“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纠正工作中的一些偏差，纠正“一个指头”的问题（成绩是“九个指头”）。毛不能容忍对他所掀起的“共产风”的批评。1959年彭德怀等为民“鼓与呼”，被打成“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1959—1960年安徽等地试行“包产到户”，虽得到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支持，又遭毛的严厉批评，指责是“单干风”，走资本主义道路。1962年毛的秘书田家英经调查后向毛汇报，认为“包产到户”对恢复生产明显有利，深受农民欢迎，对此毛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这样，“包产到户”一直成为一个禁区。毛泽东对人民公社体制的调整的底线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个经营体制一直勉强维持到1978年。虽然在人们的心目中人民公社早已成为一具僵尸，但只有到毛去世后才能退出历史舞台。到80年代初中国农村普遍推行“包产到户”、恢复以农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竟成为中国改革的带头羊，这是毛生前所不可预料的。

                                              200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