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凯：解读政治段子：中国是什么主义的社会？

 

 

早在毕福剑的饭碗被砸之前，酒桌上就有一个政治段子“中国是什么主义的社会”：初看中国，以为是资本主义；看第二眼，仿佛还是社会主义；看第三眼，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看第四眼，是权贵特权主义；再看第五眼，类似半殖民地半封建；最后看清楚了，是封建帝王主义；走几步回头看，什么主义也没有，就是一群由贪官污吏组成的既得利益维持会。这个段子比较长，但仍需要结合中国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生态才能理解它的深刻含义。

 

改革开放在广东试验时，内地一个老干部考察团到广东参观，当他们看到酒店的迎宾小姐向他们点头哈腰，日本料理餐厅的小姐跪式服务，虽然他们还没有机会享受到小姐的“特服”，就认为“广东变天了”。他们参观深圳后感慨：“特区除了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后来是邓小平叫停争论，他要求对姓资姓社“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

 

为什么“不争论”？当时中共已经搞了30多年的社会主义，并为此试验饿死了几千万人，又斗死了几千万人，但仍然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曾痛心疾首地指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后来，江泽民也承认：“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

 

30多年过去了，现在搞清楚了吗？搞不清楚不要紧，只要有“政治智慧”就行了，把搞不清楚的马克思主义说成“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搞不清楚的社会主义说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道路始终是一条血路。

 

初看今天的中国，更像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有的东西，中国除了宪政以外基本上都有。

 

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词，但在中国也实行了市场经济，只是加上了“社会主义”几个字。时评人笑蜀把这种市场经济形象化地描写为倒金字塔式的新国家主义：“金字塔越往上，附加值越高，利润越高；金字塔越往下，附加值越低，利润越低。也就是说，我把最大的利抓在手上，要害资源都在我手上了，下面一些辅助性的东西我就不做了，我没有这个力量做，我也不想做，附加值太低，太辛苦了，这个东西我就让给你们去做，让你们来给我配套，你们做我的辅助力量，实际上是你们为我打工。我们的市场化只是看起来像市场化，准确的说只是下半身的市场化，上半身尤其顶端仍然是计划体制，仍然是国家为主。”这样处在“上半身”的官员仍然可以“令（另）计划”，仍然可以享受“绿色食品基地”的特供，国企和事业单位仍然是“官员亲朋好友就业基地”，金字塔底部的钱可以被任意抢劫，市场经济的“机会均等”特性只体现在“下半身”。

 

资本主义社会有普世价值，而在中共新推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也包含了“民主”、“自由”、“法制”等普世价值要素。但是，中共拒不承认世界上有普世价值，视普世价值如洪水猛兽，因为他们心里明白，没有宪政作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能停留在大街小巷设立的宣传标语上，而标语只是一块遮羞布。

 

资本主义社会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国的宪法也规定公民有这些自由，但同时又用一些与宪法相违背的法规和党的“政治纪律”，把宪法变成了“第二十一条军规”。刑法中的“寻衅滋事罪”（旧刑法叫“流氓罪”）被中共用到了极致，致使争取自由者付出了牢狱之灾的代价。当人民喜欢的律师浦志强因言获罪时，人们不得不佩服老右派储安平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作出的“国共民主多少与有无”的预言：“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有’与‘无’的问题了。”

 

资本主义社会有议会制度，中国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是中共的各级政府领导不是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而是向上级领导负责，人大代表不是选举出来的，而是内定的，基本上由官员、国企领导及黑社会老大组成。在湖南省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来自衡阳的76名代表中，有56人是经贿买选票当选的，贿金总额达1.1亿元人民币，人均196万余元。这些人怎么可能代表人民利益？全国人大代表“太子辉”组织人民卖淫超过十万次以上，还代表人民对自家酒店新来的“失足妇女”进行“试钟”。地球人都知道，中国的人大制度是婊子的牌坊。

 

资本主义社会有司法独立，中国的法律也规定司法机关“独立办案”，但是，中共又要求政法干警要“讲政治”，要服从“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要“忠诚于党”，所以，警察就变成了“周家军”和“薄家军”，检察官就变成了纪委的“双规打手”，法官就变成了领会领导意图的“政治家”。

 

中共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它走的不是已经吸取了经验和教训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资本主义走过的弯路和错路。你批评它腐败，它举例资本主义初期更腐败；你说他搞假民主，他举例资本主义初期的议会贿选；你说他把环境破坏了，他举例英国也有过雾霾。所有资本主义走过的弯路和错路，他都要重新走一遍，所以在专制条件下，什么样的主义都是坏主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说：“中国现在是最坏的资本主义、通货膨胀对国民掠夺是超级盗贼，国企是最大的私，国有企业代表什么？用吴敬琏的话，叫亲朋好友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中最坏的。”

 

“看第二眼，仿佛还是社会主义。”今日中国的社会主义继承了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党的全称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希特勒的理论是：国家全面掌控经济，为个人提供充分的就业、医疗、教育和其他保障；既然国家为个人提供了保障和保护，那么个人就必须爱国家；爱国家就必须爱政府的领导人，而这个领导人就是“希大大”。中国的“习大大”发展了“希大大”的理论，“希大大”不敢说德国人吃的饭是纳粹党给的，只敢说是国家给的，而“习大大”却敢说“绝对不能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一切都是党给的，与纳税人无关，臣民只能感恩戴德和无条件服从。

 

“看第三眼，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特在哪里？一是特在“无产阶级先锋队”是由一群富可敌国的人组成，无官不贪，小官巨贪，共产党变成了“通奸党”。二是特在一方面取得了高速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是社会道德的解体和环境的破坏。三是特在政府不是裁判员，而是裁判员兼运动员，公司化运作，在扭曲的政商关系中浑水摸鱼，官员所掌控的权力也得到了利益最大化的机会。四是特在中国资本家到世界上最社会主义的地方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保全资产，而中国的老百姓到世界上最资本主义的地方美国寻找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语）。五是特在倡导中国梦的人，追求的是美国梦，一群裸官横行中国。看第三眼，中国好像已经发生了颜色革命：“满朝文武藏绿卡，半壁江山养红颜。”

 

“看第四眼，是权贵特权主义。”黑龙江庆安农民徐纯合被警察代表人民当场判处死刑后，庆安网民掀起了“举报潮”，从庆安这个中国缩影中可以看到权贵特权主义的疯狂。原庆安县委书记、县长、教育局长、人事局长等人，从2000年至2004年合谋把300个民转公指标公开拍卖，每个指标从3万到5万元不等。常务副县长董国生户籍年龄造假、高等教育学历造假，其妻子在政府机构“吃空饷”，其本人还涉嫌与县主要官员联手，低价贱买县热电厂以及县粮库，与当地开发商上下其手，大肆腐败。庆安县检察院检察长魏鹏飞使用超标的价值60余万元白色丰田霸道吉普车，并且悬挂假军牌……

 

“再看第五眼，类似半殖民地半封建。”这句话不好理解，因为办殖民地是指形式上有自己政府的独立国家，实际上政治、经济等社会各方面都受到外国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奴役，在社会发展形态上是历史的沉沦。可是我们仔细看中国，每年的“两会”成为“美国（包括其盟国）孩子家长代表大会”，每年2000多亿美元的资金外逃，周永康儿子在中国掠夺的钱揣到了美国丈母娘的腰包，薄熙来在法国买了别墅，到国外追逃还要把赃款中的80%留给协助的国家，这景象真有点像半殖民地。习近平打虎打到山西时，中纪委说吕梁市出现了“塌方式腐败”，其实是“沦陷式腐败”，山西退休干部杜红亮说“在有些人眼中好像成了‘敌占区’”。如果不是已经沦陷了，原普洱市市委书记沈培平（落马时为云南副省长）怎么敢说“同意搬迁的大大地好,不同意搬迁的大大地坏”。

 

再看庆安县，仿佛日本鬼子还没有离开那里。日本鬼子没干过的坏事，那里的父母官也干了：开发商暴力强拆，上演“大埋活人”等多起暴力悲剧；公安局副局长张广富“雇凶报复”检察院检察长赵某，致赵某十级伤残；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李洪庆在自己家的旅店开枪打死一名年轻妇女；县委副书记王磊对举报人王延超进行打击报复，王延超被截访拘留多次……其实，庆安县的“第二次沦陷”发生在2003年至2004年之间，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原黑龙江省省长）受贿一案牵出绥化市委书记马德买官卖官案，马德案又牵出省委副书记韩桂芝卖官案。当年绥化市有副处级以上干部303人，其中265名牵涉马德案，但除了庆安县委副书记李俊字等几个行贿10万元以上的人受到党纪国法的追究之外，余者全部保住了乌纱帽。《中国青年报》曾报道，由于涉案干部多，纪委遇到了难题，如果全部追究，相关市县、部门的正常运行将受到影响，甚至整个干部队伍就垮了。因此，绥化市纪委在工作报告中提出“贯彻抓大放小、重在整改，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政策和策略，切实做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端正一方风气”，而抓大放小的具体办法就是：受贿、行贿5万元以下的干部不予追究。等到2005年4月，《法制晚报》记者到绥化时，得知“10万元以下免予刑事处罚”，10万元成了一道“腐败底线”。记者发现，曾向马德行贿的一批干部已经被提拔。后来，黑龙江省委在处理“田韩案”牵连者时，也采用了绥化的“高举轻打”经验。再后来，绥化经验在全国得到推广应用。

 

“塌方式腐败”，“断层式腐败”，“基层和群众身边的生冷硬推、吃拿卡要、与民争利、欺压百姓”（中纪委语），这种“半殖民地”的沦陷景象，是“田韩案”留给中国的一个烂尾工程。“半殖民”地状态下，不是杜甫所说的“国破山河在”，也不是周孝正所说的“国在山河破”，而是国破山河破，成龙的《国家》应该改词：国是“美国孩子家长”的国，家是“美国孩子家长”的家。

 

“最后看清楚了，是封建帝王主义。”臣民们仍然在为宫廷内斗中的“胜者王侯”而欢呼，奴民们仍然相信“国强民才能强”和“国是家”的谎言，贱民们仍然认为“主人”给“公仆”下跪、唱赞歌是理所当然，愚民们仍然视吃纳税人的饭为党的恩赐，文明仍然停留在明朝的东厂、西厂和锦衣卫，人权仍然是大唐时代的“发展权和生存权”……用资中筠的一句话概况：“100年了，没有长进，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

 

“走几步回头看，什么主义也没有，就是一群由贪官污吏组成的既得利益维持会。”这句话，也不需要过度解读，因为“摸着石头过河”意味着“能走多远走多远”，意味着每天早上对着雾霾中的太阳喊几声“三个自信”。白岩松曾经对维持会的会长存有幻想：“我也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但你怎样做一个既得利益者？性质是不一样的。你能不能为年轻人铺路，你能不能有的时候牺牲自己所为的利益，你还有没有勇气，你是当维持会会长，还是再继续往前冲？”这也曾经是中国“右派”们的共同幻想，但这个幻想已经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