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在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上说：“今后的五年、十年，中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大。我甚至觉得是五五开。”并解释道“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停滞陷阱，但是容易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1050美元到1247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5500—12470美元，是中等偏上，我们现在就是中等偏上。拉美一些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也是在这一阶段停滞的。”这番话一出，再次掀起了社会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热议。
根据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Trap）的概念，主要是指：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显示，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即人均国民收入约在1000美元至12000美元之间）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人均约12000美元之上）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从世界范围来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像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以及东亚和东南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就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至今，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几千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比较世界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困境，看看中国近年来经济下滑与低迷的现实，让人真切感到中国的确置身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挣扎中。
然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先生在2012年初发表的研究报告，对中国面临的问题却有另一番结论——中国现在需要警惕的不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
对于中国目前所面对的困境，流行的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从发展角度提出的解释，即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是从改革或制度角度提出的解释，即认为是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但在孙立平先生看来，“中国现在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中等收入陷阱，甚至也不是简单的改革停滞或倒退，尽管这两个问题也是存在而且需要加以关注的，我们现在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种可能性，即陷入转型陷阱。”
所以“转型陷阱”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既得利益者的阻碍，经济社会发展会停滞下来，形成有利于部分既得利益体的状态，从而丧失进一步改革的动力，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
孙立平先生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会逐步形成一种既得利益格局，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渐进式的改革，就更容易形成既得利益格局了。这样的基本利益格局形成后就要求不要往前走了（即摸着石头不过河了），要维持现状，希望把我们认为的所谓过渡型体制定型化，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是最有利于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这种情况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可能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这样一个转型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既不是改革处于胶着状态，也不是改革受挫，也不是改革处于停滞状态，甚至也不是向旧体制倒退，而是将转型中某一特殊“过渡形态”定型化，形成以维护既得利益为主要目标的混合型体制。现在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坚定不移地走向现代文明。
对照孙立平与楼继伟两先生的观点，可以发现：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外表来看，楼继伟用“中等收入陷阱”总结描述出中国时下面临的一些困境，而孙立平却拨开中国困境的外表，追索到更深层级的社会根由——“转型陷阱”上。所以，中国社会时下不仅有“中等收入陷阱”的外在病症，同时还有“转型陷阱”的内存作祟，甚至可以说，中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与“转型陷阱”的内外双重夹击。
中国经济近几十年来的高速增长有目共睹，但中国社会百病缠身也世所共知。针对中国社会出现的超乎世界任何其他国家发展模式的综合病症，中共前开明“三宽”宣传部长朱厚泽先生临终时也曾发出过天问：“低人权、低工资、低地价及剥削农民和农民工，高污染，高排碳、高能耗的经济模式，是不是可持续发展?真的是各国可学习的吗?及‘经右政左’的道路能和谐、稳定、可持续地走下去吗?”
历史事实证明，朱厚泽先生对中国能否持续走下去的担忧正在成为现实，而针对中国这种无法继续走下去的诊断，楼继伟看出“中等收入陷阱”，孙立平看出“转型陷阱”，并由此各自开出了诊治的单方。
楼继伟开出：一是农业改革，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鼓励农产品进口；二是户籍改革，要从法律的角度，打破迁户口的障碍，让各地允许租房落户；三是在劳动关系上，不能像欧美国家，员工以区域或者行业为单位进行联合，与雇主强势地谈判。要让企业和员工个体决定，增加就业的灵活性；四是土地改革，农村建设用地(分为宅基地、工业用地、集体的经济用地)交一笔钱以后，就能像城镇土地那样流转；五是在社会保险的问题上，要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以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真正建立“多交多得”的机制。
孙立平开出：首先是，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不能动摇；其次，以政治体制改革再造社会活力；第三，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第四，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凝聚改革共识。
从楼继伟与孙立平两先生开出的单方来看，楼继伟一付是西药，具体而明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孙立平一付是中药，整体而系统，治本医根，综合调理。当然两付药的内核其实有相通处，就是都有设法落实公民权利的药引与功效。
中国社会今日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与“转型陷阱”的交困，其中原由与突破路径固然复杂，但朱厚泽先生天问中对“低人权”的直指，应该是切中了中国病情的症结。细看中国无论是“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其中共同点就是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发展与改革都是由官方主导，广大民众只有依从的份，没有参与、影响、主导的份。这么多年来公民的宪法权利没有得到切实的落实，公民只是在表面的金钱与物资上得到增长，权利上却得不到增长。这种缺失公民权利支撑的物资改善，无法形成社会长久的发展后劲，必然导致社会陷入迷茫与徘徊的“中等收入陷阱中”，而同样，缺失公民权利的官主改革，必然沦陷入权贵的掠夺瓜分中，而权贵既得利益集团也必乐于长久维持这种不受约束的状况，而产生摸着石头不过河的现象，使中国置身“转型陷阱”。可见，中国今日百病之根在民权不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