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落闸拒绝港人的真普选诉求。今年6月18日，香港立法会依法投票，慨然否决京官的假普选方案。我对8·31决定，给出顶级差评；我对6·18否决，送上由衷点赞。
先说8·31决定差劲在哪里。
人所共知，当代人类政治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社会主义玩假选举，资本主义搞真普选。而所谓一国两制，是指中国大陆搞社会主义，香港搞资本主义；那么，大陆玩自己的假选举，香港搞他们的真普选，就是不言自明的硬道理。在拥有正常理智、遵奉正常逻辑的人看来，不让资本主义的香港搞真普选，没有任何说得出口、拿得出手的理由和借口。
然而，近乎匪夷所思的是，北京当局还真就这么干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8·31决定说：香港选民一人一票，在经北京当局政审合格的2至3人中，选出1人当特首。香港公民无提名权，过不了政审关的公民无被选举权。
按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标准，这绝对不是真普选，而是百分之百的假普选。这种普选中的选民，不是有自主选择权的公民，而是被用作投票的工具；这种普选产生的特首，只会是首先向中联办谢票、主要听命于北京的马仔而已。
说实在，我确实有点弄不明白，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一个小口子，在弹丸之地的香港搞一下真普选，对北京当局而言，真有那么可怕、那么不爽、那么不可接受吗？我想，对当局来说，真普选导致的最为不妙的一种结果是：港人“瞎了眼”，一人一票选出了一位敢“与中央对抗”的人当特首。然而，即便如此，当局用得着害怕么？那位特首敢与《基本法》和香港法律对抗，从而危害国家安全、坑苦香港民生吗？给他10个豹子胆，他都不敢。在没有言禁、报禁、党禁而有真普选和司法独立的香港，民选特首被关在民主、宪政、法治三合一的铁笼子里，他只能按香港现行法律行使权力、治理香港，否则，他就得下台。对此，难道还会有什么悬疑吗？
退一步讲，如果北京当局对真普选确是怀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反感和抵触，确是万万容不得，即便仅在香港实施也不行，那当初与英国人谈判并承诺实行“一国两制”时，为何不提出保留条款？后来与港人商订《基本法》时，为什么不声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不包括真普选？而先前既然答应了，签约了，如今再窝火，再不爽，在众目睽睽、朗日清风之下，也只能硬着头皮言而有信、让话算数。人世间通行的，不就是这么个理吗？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不是君子，盗亦有道。可叹8·31决定的炮制者们，竟然无所出息，与他们夺取政权的前辈如出一辙，视承诺为儿戏，对守信无敬畏。更有甚者，北京当局还一不做、二不休，居然把背信弃义的8·31决定说成是“不可撼动”的，它“适用于以后各任特首”的产生！
8·31决定所凸显的北京当局的颟顸、霸道和厚颜，把珍视尊严、追求和争取真普选的港人，逼到了别无选择的境地。试问，他们还能听得进严家祺先生言者谆谆的劝导吗？他们还会取得和严先生一样的共识，自己单方面“讲妥协”，以看到初升的太阳那样的好心情，愉悦地、多多益善地为8·31决定投下赞成票，从而见证“香港的民主化是一步步向前迈进的”吗？（见严家祺《致香港立法会民主派议员的公开信》，2015年6月14日贴于《博讯·博客》）
6·18否决之前，我读到了梁家杰议员在立法会上的发言全文。梁先生说：“如果我们今次通过政改方案，就是连拒绝指鹿为马的尊严都丧失，以后就不能再有自己的思想，香港人就从此沉沦。中央逼香港人接受的，不只是一个选举方案，而是盲目顺从的态度，放弃自己的认知与是非之心。”梁先生的这段话，不，梁先生发言的全文，说得何其棒、何其爽、何其有震撼力啊！事情已经摆明：站在底线之上，没有妥协，不能退缩。面对无理逼迫，是忍辱认命，还是公民抗命？答案呼之欲出。
基于自己的认知，香港泛民主派判定：8·31假普选决定是北京当局一意孤行、悍然落闸阻断香港民主化进程的骗招和损招。为此，听者藐藐的泛民主派议员，一票不落地全部投下反对票，坚定鲜明地对8·31决定说不，遂在香港史和中国史上，铸就了意义非凡的6·18否决。
6·18否决的到来，除了建制派议员荒腔走板自摆乌龙，闹出了一朵硕大的奇葩花絮之外，其它一切都很正常，很质朴。6·18否决不是泛民主派议员的过分之举、出格之举，更不是街头政治巨大压力下的无奈之举。诚如程翔先生所言，6·18否决只是表明，港人坚守了做人的底线而已——说真话不说假话的底线，和维护基本是非黑白标准的底线。然而，正是这种价值和道德的双重坚守，展示了港人的尊严和气节，如同每年六四夜维园动人心魄的万千烛光，6·18否决为大陆中国人“抗拒强权歪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
我不想讳言，我对香港“占领中环”的抗争方式从未点过赞。但是我要说，使建制派议员灰头土脸乃至失声痛哭的6·18否决，不是标志香港的“街头政治”压倒了“代议政治”，更不是什么正中北京专制政权下怀，让其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目标”。撇除28 : 8的戏剧化效果，6·18否决可以视为一场民意对抗强权的悲壮的胜利：一场重申“一国两制”契约、反对背信弃义的胜利；一场捍卫自治权力、抵制京官治港的胜利；一场追求真民主、拒绝假民主的胜利；一场拥抱真进步、誓言不沉沦的胜利。
本来，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除外交和国防外，一切香港事务，皆由港人说了算。但是，作为契约一方的北京当局，在权力任性的驱动下，愣要越界干涉和管控。这就叫：香港本无事，京官滋扰之。现在，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面对香港的宪政民主成果，北京当局的既定方针是：蚕食存量，落闸增量；而泛民主派港人的使命是：守护存量，逆袭增量。因此6·18否决之后，香港的民主化之路依然曲折艰难。梁家杰先生的发言，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知。他的发言中我唯一不以为然的地方，是他提到要“说服中央”。恕我直言，这种“说服”犹如春梦，很不靠谱。香港民间和香港年轻人发出的“自己香港自己救！”和“建设民主香港、重夺我城未来”，当是振聋发聩、理性务实的最强音，也是“香港会终见真普选，香港人终会做真老板。香港终会再见政通人和，香港会继续璀璨，光辉永久”的切实依凭和可靠保证。
2015年6月27日 于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6月29日播出）
先说8·31决定差劲在哪里。
人所共知，当代人类政治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社会主义玩假选举，资本主义搞真普选。而所谓一国两制，是指中国大陆搞社会主义，香港搞资本主义；那么，大陆玩自己的假选举，香港搞他们的真普选，就是不言自明的硬道理。在拥有正常理智、遵奉正常逻辑的人看来，不让资本主义的香港搞真普选，没有任何说得出口、拿得出手的理由和借口。
然而，近乎匪夷所思的是，北京当局还真就这么干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8·31决定说：香港选民一人一票，在经北京当局政审合格的2至3人中，选出1人当特首。香港公民无提名权，过不了政审关的公民无被选举权。
按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标准，这绝对不是真普选，而是百分之百的假普选。这种普选中的选民，不是有自主选择权的公民，而是被用作投票的工具；这种普选产生的特首，只会是首先向中联办谢票、主要听命于北京的马仔而已。
说实在，我确实有点弄不明白，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一个小口子，在弹丸之地的香港搞一下真普选，对北京当局而言，真有那么可怕、那么不爽、那么不可接受吗？我想，对当局来说，真普选导致的最为不妙的一种结果是：港人“瞎了眼”，一人一票选出了一位敢“与中央对抗”的人当特首。然而，即便如此，当局用得着害怕么？那位特首敢与《基本法》和香港法律对抗，从而危害国家安全、坑苦香港民生吗？给他10个豹子胆，他都不敢。在没有言禁、报禁、党禁而有真普选和司法独立的香港，民选特首被关在民主、宪政、法治三合一的铁笼子里，他只能按香港现行法律行使权力、治理香港，否则，他就得下台。对此，难道还会有什么悬疑吗？
退一步讲，如果北京当局对真普选确是怀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反感和抵触，确是万万容不得，即便仅在香港实施也不行，那当初与英国人谈判并承诺实行“一国两制”时，为何不提出保留条款？后来与港人商订《基本法》时，为什么不声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不包括真普选？而先前既然答应了，签约了，如今再窝火，再不爽，在众目睽睽、朗日清风之下，也只能硬着头皮言而有信、让话算数。人世间通行的，不就是这么个理吗？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不是君子，盗亦有道。可叹8·31决定的炮制者们，竟然无所出息，与他们夺取政权的前辈如出一辙，视承诺为儿戏，对守信无敬畏。更有甚者，北京当局还一不做、二不休，居然把背信弃义的8·31决定说成是“不可撼动”的，它“适用于以后各任特首”的产生！
8·31决定所凸显的北京当局的颟顸、霸道和厚颜，把珍视尊严、追求和争取真普选的港人，逼到了别无选择的境地。试问，他们还能听得进严家祺先生言者谆谆的劝导吗？他们还会取得和严先生一样的共识，自己单方面“讲妥协”，以看到初升的太阳那样的好心情，愉悦地、多多益善地为8·31决定投下赞成票，从而见证“香港的民主化是一步步向前迈进的”吗？（见严家祺《致香港立法会民主派议员的公开信》，2015年6月14日贴于《博讯·博客》）
6·18否决之前，我读到了梁家杰议员在立法会上的发言全文。梁先生说：“如果我们今次通过政改方案，就是连拒绝指鹿为马的尊严都丧失，以后就不能再有自己的思想，香港人就从此沉沦。中央逼香港人接受的，不只是一个选举方案，而是盲目顺从的态度，放弃自己的认知与是非之心。”梁先生的这段话，不，梁先生发言的全文，说得何其棒、何其爽、何其有震撼力啊！事情已经摆明：站在底线之上，没有妥协，不能退缩。面对无理逼迫，是忍辱认命，还是公民抗命？答案呼之欲出。
基于自己的认知，香港泛民主派判定：8·31假普选决定是北京当局一意孤行、悍然落闸阻断香港民主化进程的骗招和损招。为此，听者藐藐的泛民主派议员，一票不落地全部投下反对票，坚定鲜明地对8·31决定说不，遂在香港史和中国史上，铸就了意义非凡的6·18否决。
6·18否决的到来，除了建制派议员荒腔走板自摆乌龙，闹出了一朵硕大的奇葩花絮之外，其它一切都很正常，很质朴。6·18否决不是泛民主派议员的过分之举、出格之举，更不是街头政治巨大压力下的无奈之举。诚如程翔先生所言，6·18否决只是表明，港人坚守了做人的底线而已——说真话不说假话的底线，和维护基本是非黑白标准的底线。然而，正是这种价值和道德的双重坚守，展示了港人的尊严和气节，如同每年六四夜维园动人心魄的万千烛光，6·18否决为大陆中国人“抗拒强权歪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
我不想讳言，我对香港“占领中环”的抗争方式从未点过赞。但是我要说，使建制派议员灰头土脸乃至失声痛哭的6·18否决，不是标志香港的“街头政治”压倒了“代议政治”，更不是什么正中北京专制政权下怀，让其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目标”。撇除28 : 8的戏剧化效果，6·18否决可以视为一场民意对抗强权的悲壮的胜利：一场重申“一国两制”契约、反对背信弃义的胜利；一场捍卫自治权力、抵制京官治港的胜利；一场追求真民主、拒绝假民主的胜利；一场拥抱真进步、誓言不沉沦的胜利。
本来，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除外交和国防外，一切香港事务，皆由港人说了算。但是，作为契约一方的北京当局，在权力任性的驱动下，愣要越界干涉和管控。这就叫：香港本无事，京官滋扰之。现在，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面对香港的宪政民主成果，北京当局的既定方针是：蚕食存量，落闸增量；而泛民主派港人的使命是：守护存量，逆袭增量。因此6·18否决之后，香港的民主化之路依然曲折艰难。梁家杰先生的发言，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知。他的发言中我唯一不以为然的地方，是他提到要“说服中央”。恕我直言，这种“说服”犹如春梦，很不靠谱。香港民间和香港年轻人发出的“自己香港自己救！”和“建设民主香港、重夺我城未来”，当是振聋发聩、理性务实的最强音，也是“香港会终见真普选，香港人终会做真老板。香港终会再见政通人和，香港会继续璀璨，光辉永久”的切实依凭和可靠保证。
2015年6月27日 于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6月29日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