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得由我身边的朋友说起。
 
我所有朋友都是反对专制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做朋友。但是在反对专制的大原则下我们还是有一些不同，最主要的就是我一直担心我所处的这个专制国家变得强大，而一些朋友则认为不论国家专制与否，国家强大总是好的，因为这是关乎爱国与不爱国的问题。
 
从表面上来理解，他们的逻辑是：希望国家强大就是爱国，不希望国家强大就是不爱国。
 
于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个不敢轻易示人的秘密：常常会担心自己所处的这个专制国家变得强大，甚至希望它越来越弱小，一推就翻。
 
原因很简单：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人民想要反抗它将更为困难。由此可以看出，我是一个想要终结专制政权的人。
 
于是乎，我的心底阴郁地徘徊着这种担忧——害怕我所生活的这个国家强大；同时我又为我的这种担忧而担忧：我这样是不是就是一个“不爱国”的人。
 
这对于一个自小就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从小党就教育我们说：祖国等于母亲。我能够不爱自己的母亲吗？在我的成长中，母亲是一位绝对合格的母亲。为了我，她除了付出，基本上就没有得到我的回报。如果要问有什么可以回报她，那就是能够离开她时，通过自己一个人努力而在这个嘴上挂着人人为他人，而事实上是人人为自己（甚至政府都在与民争利）的国家中不失体面地活下去。
 
母亲说：“你有出息了，比给我吃再甜的糖都要甜。”这样的母亲，我能够不爱么？
 
就这样一直纠结了很久。终于有一天，我通过自己的思想将我所处的国家与我的母亲分开来：
 
专制国家是一个大大的虚无，是一张草稿纸，执笔者永远不愿将纸上的文字定稿，永远都是在路上，或者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一旦定稿，他们就没有折腾的空间了。如果执笔的人是一个流氓，那么这张纸上写下的就是流氓的历史——执笔者越流氓写下的历史就越无耻；而我的母亲是一个具体而完整的个体，她的所有行为都是已经完成了的——将我抚育养大——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用一个看不见的可变的虚无，来对等一个看得见的不变的事实，明显就不合适。
 
我还明白了，一个民主的国家就是一张写好契约的白纸。白纸黑字，板上钉钉。就是法制。国民们依据契约有自由、有约束、有条理，明明白白地活着，不用担心哪一天“上级”变脸而大祸临头。
 
为了不使国家被冤枉，接下来我就要确认我所处的国家是不是一个专制的国家。
 
1、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首先是要经人民同意。政府向人民收钱也要经过人民的同意，不能巧取豪夺。我们的政府说了：为什么要经过人民同意？这可是我们用枪杆子打下来的呀！我也知道这是你们用枪杆子打下来的，但是，你们把国家的名字叫着“人民共和国”，那么这个国家就与我有关系了——因为我就是人民中的一员。如果要想让人民彻底死了“民主”这条心，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将这个国家更名为“共朝”——名正言顺。以后，想当奴才的就做走狗——混吃；想当英雄的就去革命——牺牲。这样也让每一个国民做奴才也做得明明白白、做英雄也做得干干净净。柔顺的柔顺、刚烈的刚烈，不要让人民一个个像精神分裂者一样活着，张嘴吃饭、低头骂娘。
 
2、在民主国家，法应该是最大的。这么多人口，是应该要制定一个规则，大家根据规则行事，井井有条，进退有据——这才是一种自己可以掌控的生活，没有对未知的恐惧和前途的害怕。如果他一边说“依法制国”，一边又跟你说“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伪命题”，那就证明他不想跟你说清楚。专制的特征就是模糊，需要怎样就怎样。国家的这张草稿纸，任他圈圈点点涂涂改改。于是，专制国家的百姓便养成了一个希望出现“青天大老爷”的心理，哪怕执笔者是个小流氓也是谢天谢地了。
 
3、权力有一种天然的“道义”感。从来就是只为给他权力的人服务：你给了我权力，我就为你服务。因此，如果权力是人民给的，那么权力就必然为人民服务。如果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组织）给的，他就只为这个人（或这个组织）负责。比如出了什么事情，掌权者只要做到将给他权力的人（或组织）瞒住就行了，只要给他权力的人不知道，那么他的权力也就保住了。所以，如果一个权力不是人民给的，组织说他是“为人民服务”的，就一定是一句骗人的鬼话。也许他们并不是想骗活着的人，因为活着的人没有与其对抗的能力。是的，他们是想骗鬼。几百上千年以后，后代们看着“执笔者”涂画出来的历史，会感叹：那是一个多么好的时代——法律健全、人民自由、依法制国、政府“为人民服务”。后代们根本就不会知道厚厚的法律文件只是用来骗人的，最终结果全都握在“上级领导”的手里——他们依据自己的现实利益来做决定。
 
他们在现实中获了利，还要在未来获得名。名利双收。如果我们现在没有能力用自己的笔记录下另一个真实，他们的名利双收就会成为现实。天底下哪里能有这种好事？这种好事出自于我们的爱国，致使专制政权变得强大，而在这个强大整体之下遮蔽了个人微弱的声音。
 
因之我最害怕的就是专制国家会真正变得强大。但是，下面这个故事让我彻底放下了这种担忧：
 
“瑞士一个著名的钟表大师进了监狱。监狱长是一个钟表的狂热爱好者，让他在监狱里继续做钟表，提供一切制表所需的工具，并享受别的囚犯没有的待遇。在监狱，大师认真积极地工作着，以打发监狱中漫长寂寞的时光。然而他发现，在监狱里做的表误差都比较大。
 
“二百多个零件都是按照同样的工序做的。况且在监狱里花的时间也更多了，也是同样认真，为什么就制作不出精确的表呢？他反复思考，找不到原因。监狱长也因为他造不出更好的表而怪罪于他。他在监狱里的待遇一下子从天上坠到了地下。
 
“后来，终于熬到了出狱。再又操起了老本行。发现自己又能造出精准的表了。他终于理解了，是因为自由。在监狱里，没有自由，灵魂总是被压抑着。即使投入极大的精力与时间，但是没有自由，身心就不可能完全的愉悦。
 
“一个人只有在自由状态下，心情完全放松的时候，才可以做出精准的钟表。”
 
从上面的故事可以得出——专制之下，人民不可能将事情做到最好。如果专制者告诉人民，他很强大，甚至超过了民主自由的国家，那可以断定这是在骗人，是在提虚劲，是在暗示这个国家的人民：“我很强大，你们不要跟我争斗”。
 
因此，在专制国家中，最大的爱国就是反对独裁者，让他们把自由还给人民——让人民在充分的自由之下，将国家建设得更美好。
 
在专制国家中，独裁者最大的帮凶就是“爱国者”。说出这句话，对那些单纯的不是以“爱国来赢利”的“自干五”很残忍，也许他们就此失去精神支柱，生活变得没有方向。
 
据说，喊醒一个梦游者有两种结果：一是梦醒过来回到真实，一是接着梦游把梦境当作现实。
 
写这篇文章，也是我对自身的一次梳理。我很确定地得出了答案：一个专制的国家没有变得强大的基本条件——自由。
 
我放心了。我希望有如我这种担心的人也放下心来。
 
                              2015年6月12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