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早出现中央集权国家模式，早早就收服国家的所有潜在对手。
福山
中共的民族政策最直观的体现，一般人首先会联想到每年“两会”上那些披红戴绿的少数民族与会者——由於他们身穿艳丽的民族服装，常常会成为摄影记者追拍的对象，官方媒体也乐于展示这些眩目的视觉效果。其实，他们平时从来不穿这些服装，这是一年一度的嘉年华的礼服，其目的仅仅是為了显示这些服装还没有遁入历史。
如今，中共的文宣部门也懂得“与时俱进”，炮制出名為「五十六朵花」的女子偶像组合，欲与日本、南韩的女子偶像组合一争高下。「五十六朵花」由56名16岁至23岁、来自各民族的少女组成，官媒宣称这是「全球第一组合」。新华网报道说，「五十六朵花」由文化部主管的东方文化艺术院宣传部分管，日前在「CCTV五十六朵花中国梦最美丽」大型文艺活动上首次公开表演。她们身穿白色T恤，演唱国家形象主打歌《中国梦最美丽》，部分团员即场演奏古箏、琵琶、扬琴等乐器。「五十六朵花」又号称全球成员最多的流行演唱组合，其导演称「五十六朵花」没有像日本、韩国的女子组合般讨好市场，而是以民族情感為核心，宣扬中国正能量及民族文化。然而，民间毫不买账，网友直言说，好似昔日的文艺兵，又调侃说“远看以為是大妈跳广场舞”，断言「一定没市场」。
看到这则新闻，我不由地联想到英国记者大卫•艾默写的《被隐藏的中国：从新疆、西藏、云南到满洲到奇异旅程》一书。要了解接近一亿的生活在帝国边陲的少数民族的真实生活，看美艳如花的「五十六朵花」少女组合的表演，远不如阅读这本《被隐藏的中国》。
为什么这些少数民族如此仇恨中央政府？
我喜欢阅读深度游记，比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写亚洲、非洲国家的游记，其敏锐的眼光和透彻的分析，不仅关乎饮食男女，更深入宗教、历史、文化和政治的肌理，可以充当让这些国家的治国者信服的“诊疗单”。大卫•艾默的《被隐藏的中国》也是如此——他去过的中国的很多地方，我根本没有去过，绝大多数生活在“内地”的中国人也没有去过。他在新疆、西藏、云南和满洲这四大“最不像中国”的区块穿梭漫步，深入中亚一望无垠的沙漠，攀登人跡罕至的高原雪域，在热带雨林中探寻毒贩的足跡，在中朝边境访问“脱北者”的故事，每一页都如磁石般地吸引人。
大卫•艾默惊讶地发现，在今日中国以「华夏文明」為尊的汉人思维里，维吾尔人、藏人、西南或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依旧被视為化外之地的、需要被同化的「蛮夷」。因为政治、军事与资源等现实考量，这些少数民族地区被纳入中国，并被庞大的「中国」二字含糊概括，各自的文化、宗教和政治经济权益被侵蚀、箝制乃至逐渐消失。这些分别属於维族、哈萨克族、藏族、傣族、佤族、朝鲜族、满族和鄂伦春族等不同族裔的人们，所持有的虽然是中国护照，但他们与邻近边境国家的民族关联，在种族、信仰和语言上反而比与中原汉人的联系更密切和深厚。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中国并没有北京当局一心要建构的“国家认同感”，反之，他们对以汉族為主体的中共政权离心离德，甚至充满仇恨。
為什么这些少数民族如此痛恨中央政府？北京的目标是掠夺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加速各少数民族的“汉化”或现代化的进程，使之成為帝国忠顺的子民。为此，北京给予少数民族若干优待政策，比如不受一胎化政策限制、少数民族学生报考大学可以加分，对边疆地区的大笔投资也列入中央政府的财政预算。但少数民族并不领受这些“好意”。為大卫•艾默担任导游的、受过大学教育的维族年轻一代菁英比利倾诉说：「汉人把所有的工作都给抢走了，他们的生活是愈来愈好了，可是我们却是每况愈下。新疆所有城市的情况如出一辙。我们对此当然会感到相当愤怒。」居住在康巴地区的藏族僧人山否，强调自己无论如何都忠於达赖喇嘛，他偷偷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藏语节目，并告诉大卫•艾默说，“中国人说我们是四川人，可是我们是康巴人”。每当他用藏语提起“康巴”这个词汇，都会把音量提高。在拉萨，大卫•艾默更是悲哀地发现：“空荡的布达拉宫和昔日伟大喇嘛寺被降格成单纯吸引观光客的景点，还有老城区中武警的出没，全都是再清楚不过的汉人宰制一切的符号。藏族真正的压力来自心灵上——中共从不间断地试着要把他们与过去切割，提醒他们藏人缺乏自由，持续不变地把外在价值强置於那些单纯想保有昔日信仰的人们身上。”而在中国最北端的边境地区生活的鄂伦春族，中共建政之后就被收缴了猎枪，猎人的身份被终结，被限制定居在村庄之内。游牧猎人是无法被绑在一个工作单位，或是透过邻里加以监控的，自然被中共视为潜在的威胁。就这样，鄂伦春人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在短短半个世纪里迅速消失，当地人对大卫•艾默说，再过三十年也许就没有鄂伦春人了——这是中共乐于看到的结果。
在边陲寻找新文明的源泉与动力
内地的中国，在文革结束后三十多年疯狂的、失控的经济发展中，文明崩坏，道德沉沦，信任消失，人心惟危。毫不夸张地说，人民跟政府一样坏，由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他们想单单靠炒股就坐享其成，明知是高官显贵设置的火坑也要跳下去；他们给医生和老师塞红包，也利用自己的权力和职业寻求更多的灰色收入；他们不敢对抗掠夺和侵害他们的掌权者，而是蔑视和羞辱那些处於更低社会层级的同胞；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小女孩被卡车压死，见死不救成為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这样的中国显然不是大卫•艾默愿意选择的旅游目的地。所以，他去了“另一个中国”，大部分旅游者不会涉足的“帝国的边陲”。
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裔作家高行健，八十年代中期受到政治迫害的时候，独自一人走向中国的边陲之地，在那里他重新定义人生，在那里他修正偏斜的生活目标，在那里他获得了救赎和启示，由此写成《灵山》一书。世界上没有灵山、没有天堂，但在尚未遭到专制政治、唯利是图的经济模式以及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玷污的边疆，确实隐藏着新文明的源泉与动力。
在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大卫•艾默发现，傣族人被北京视為“模范少数民族”，他们没有分离主义的政治运动，但在表面的顺服背后，傣族人对中国以及汉族的统治并没有强烈的认同感。傣族坚持过四月中的傣历新年，这是一个确认自己与汉人基本上分为不同族裔的机会，同时也显露出他们持续认定民族属性的重要度是高于国籍认同的。很多汉人责难傣族人懒惰，但傣族人与自然环境之间有著更加和谐与亲密的关係，不愿为短期的发展而破坏热带雨林的生态。大卫•艾默指出：“美丽的傣族妇女无可避免地必须扮演起当地导游的角色。不过，一旦在更大范围内的傣邦内，也就是所谓的版纳地区的村庄以及跨越边界地区，傣族人还是静静地维持他们固有的方式礼佛，也永远保持着他们的语言和传统。”在这个意义上，傣族人是“温柔的反抗者”，他们自给自足的王国延续了十二个世纪，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才在中共的武力威逼之下终结。
从最南端到最北端，在吉林省延吉地区，大卫•艾默不仅发现这里堪称“第三个韩国”——有韩语电视频道、韩语报纸和韩语学校；他更发现，这里是“基督信仰的根据地”。大卫•艾默的导游、延吉大学的朝鲜族女生克莉斯蒂娜就是虔诚的基督徒，并且是政府控制之外的家庭教会的成员。三十岁左右的年轻的金牧师介绍说，他大学一年级到教会，发现生命中有比工作和钱更重要的东西。基督教在当地的年轻人当中有强劲的复兴势头，这跟南韩人的宣教热情有关。南韩传教士保罗告诉大卫•艾默，因為没有语言文化的差异，大约有一万名南韩人住在延吉，其中半数都是传教士。有趣的是，北京最具反抗精神的几个家庭教会，其牧师都是来自东北地区的朝鲜族人，这跟他们坚韧勇敢的民族性格有莫大的关係。在全中国的范围之内，基督信仰已经取代了共產主义，成為最具吸引力的精神资源。大卫•艾默感叹说：“年轻一代开始拥有信仰，就表示过去二十年间中国社会对于中共的信条——只要没人质疑中共统治的权力，就允许人民大赚其钱——大幻灭持续扩大的证明。”
中国可能退回明朝的疆域吗？
中国从苏联抄袭来一套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无法於中国的帝国传统接轨，也不能适应全球民主化的潮流，致使少数民族问题如当年的苏联那样愈演愈烈。大卫•艾默所到之处，发现仇恨、愤怒、绝望的情绪宛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北京当局当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每年超过七千亿人民币的庞大的维稳经费，相当一部分用于维持边疆地区的公共安全。可惜，如同一道裂缝越来越多的堤坝，再多的沙包也堵不住即将喷涌而出的水流。
大卫•艾默去过的某些地方，已经濒临叛乱和战争的边缘，如新疆和西藏。一九九七年，中国军队在伊宁屠杀示威的维族民众，十多年后，当大卫•艾默沿着那条曾经洒满许多鲜血的路快步行走时，他如此写道：“我尽力去理解於一九九七年所发生的一切。每当我在北京骑着脚踏车，穿过那些因天安门事件而被解放军给大量屠杀的街口时，也都会想到相同的问题。现场并没有留下什么好让你想起逝去的无辜生灵，当局也完全不会提起他们。所发生过的一切，就这么从官方记录上一笔勾销。”但是，幸存者依然坚持将阴森恐怖的历史口耳相传，如同种子一样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那么，如何才能给这个死结解套呢？领土和疆域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每个国家辖区内的人口和种族也是进进出出。看看谭其驤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册》就一清二楚了。美国学者谭宝信在《跛脚的巨人：中国即将爆发的危机》一书中建议说，中国不妨主动退回明朝的边界。换言之，不要强迫将大卫•艾默行走过的新疆、西藏、西双版纳和满洲强行纳入中国的版图之中，强拧的瓜向来不甜。
对于中国的未来，谭宝信提出一套新的设想——像世界其他那些走向独立的区域那样，与其经过战争和杀戮之后被迫分离，不如明智地主动分家，这样还能保有友情与合作关係：“是否有一天中国会感觉，一个文化统一、纯汉族人口、但领土狭小的国家会比较强大？或者中国宁可接受不知感恩的少数种族带来的潜在不稳定，以交换例如能源、矿产和水等支援？”為什么说分离对中国是一件好事呢？谭宝信指出：“中国步入现代化并壮大为强权、在二十世纪成为有竞争力的国家，是个艰巨的挑战。花时间和精力在非中国民族、想追求不同目标、且让大家卷入生死存亡斗争的人身上，岂不是偏离了重点？”谭宝信强调说，一个政权可以藉武力统治，也可以藉共识统治，共识的成本低，也较单纯。中国可以选择它想要的人口，且可以在一个有共同价值的国家内塑造共识。那些不想要共同国家命运的人，可以被割舍分离。大卫•艾默书中讲述的故事，似乎就是支持谭宝信观点的证据。
然而，要说服笃信大一统观念的中国统治者接受“分裂比统一好”的事实并不容易。二零一五年七月一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以154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国家安全法》。中国曾于一九九三年制定国安法，但此次新法的范围更广。除了防范及惩治叛国、分裂国家、煽动颠覆政权、泄露国家机密等行為，也触及边防、海陆空、金融与经济体制、粮食安全、能源及宗教等。中共似乎不愿和解，不愿示弱。如果用这部严苛的法律来衡量，谭宝信、大卫•艾默都可以算是分裂国家的危险分子，而《被隐藏的中国》一书中写到的若干少数民族的人士，无论激烈或温和，都有可能被这部法令束缚，乃至送入监狱。一个冤冤相报的未来，真的是“中国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