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使空气令人窒息地旋舞
他能杀我，却无需接触。
霍夫曼斯塔尔《预言家》
关于纳粹德国崛起的原因，学界针对不同面向都有深入研究。德国学者维克多·克莱普勒（Victor Kiemperer）多年来致力于分析纳粹使用的语言，他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一书中指出：“纳粹主义是通过那一句句的话语、那些常用语、那些句型潜入众人的肉体与血液的，它通过成千上万次的重复，将这些用语和句型强加给了大众，令人机械地和不知不觉地接受下来。……言语有如微小剂量的砷：它们不知不觉地被吞食了，似乎显示不出任何作用，而一段时间以后这种毒性就会体现出来。”[1]从某种意义上说，纳粹的语言比它的军队和盖世太保更可怕——军队和盖世太保心甘情愿地为第三帝国“抛头颅、洒热血”，是因为他们真心相信纳粹的语言、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及其对未来的应许。
语言被独裁者当作杀人不见血的武器使用，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克莱普勒呼吁人们千万不要忽视语言在缔造极权体制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纳粹语言改变了词语的价值和使用率，将从前属于个别人或者一个极小的团体的东西变成了公众性的语彙，将从前一般的大众语彙收缴为党话，并让所有这些词语、词组和句型浸染毒素，让这个语言服务于他们可怕的体制，令其成为他们最强大的、最公开的、也是最祕密的宣传蛊惑的手段。”[2]
从同样的角度分析中共的统治术和权力模式，许多难题可迎刃而解。中共党内无与伦比的语言大师，无疑是毛泽东。毛操一口难懂的湖南土话，在公众场合演讲的能力和效果未必赶得上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但毛的书写的能力优于希特勒——如果说希特勒主要靠广播演讲征服德国的人心，那么毛泽东则主要靠毛选和语录征服中国的人心（在收音机普及的二十世纪，无论是独裁者还是民主国家的政治人物，如希特勒、丘吉尔、罗斯福、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古巴的卡斯特罗等人都喜欢对民众发表长篇广播讲话，偏偏毛泽东极少这样做）。
文革时代，毛式语言和毛式思维方式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无孔不入。在毛漫长的造反和独裁生涯中，文革并非一次“偶然而短暂的变异”，乃是毛主义的“最高升级版”或“高度浓缩版”。文革研究不能单单研究作为政治运动的文革正式上演的十年，而应当“放宽历史的视界”，将其“前因”追溯至中共建党之初，将其“后果”延伸至正在预演“二次文革”的习近平时代。文革之前的时代，可称之为“前文革时代”；文革之后的时代，可以称之为“后文革时代”——今天的中国并未走出毛的阴影和文革的阴影。
毛的语言结构和精神结构仍在主宰着从习近平到亿万普通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习近平是毛泽东时代之后最多引用毛语录的最高领导人，他的政治斗争手腕和对世界的看法都直接来自于毛。习近平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那些被称为“小粉红”的盲目爱国的年轻人，那些到日本驻华使馆门口喊口号、扔砖头的民众，那些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脸书上发表谩骂言论的中国人（他们掌握了翻墙技术，到很多都是一九九零年代出生的），或许都没有在文革时代生活过，却是成为文革精神毒素的受害者。若想解救他们，必须首先弄清楚毒素从何而来。
一、中国政治语言现象分析：习主义与毛主义一脉相承
俄裔美国学者潘佐夫在《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一书中指出，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毛，那就是，毛“通过欺骗和暴力，把极权的社会主义强加在苦难已久的中国人民身上，逼迫他们坠入血腥的社会实验深渊。数亿人因此吃尽苦头，数千万人更因饥荒和镇压而死于非命。整个世代在孤绝于世界文化的状态下成长。”[3]中共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就是一个“在孤绝于世界文化的状态下”长大的人，习的所作所为必须放在这个背景下才能理解。
毛肉身已死，精神却未死。“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发动的清洗运动、狂热和群众冲突，在他之后继任的每一位中国领导人身上都留下了永久的印记”[4]，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不同程度地染上“毛毒”。比起多年与毛共事的邓小平以及不曾与毛亲身接触过的江泽民和胡锦涛，习近平对毛的精神遗产更有兴趣。毛与习之间的血缘纽带，是毛式语言和思维方式——一位政治观察家指出，多名北京党内外民主人士都认为，最高领导人热衷于长串的外国书单，但“除了正式文件外，他所有的即席谈话，都是毛时代的一套言论”。[5]
习近平在出访时列举的那些体现欧美文明最高水准的书单，对他而言，如同油浮在水面一样；真正像盐溶入水中一样渗透到他骨子里的，是文革文化和文革语言。习近平访问英国时宣称，他在农村插队时就读过莎士比亚。英国女王信以为真，特别送给他一本莎士比亚的诗集。学者艾晓明在博客上发表文章“怎样告诉别人你读过书”，揭穿习的谎言：“学者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民国时代的版本在过去老大学的图书馆是有收藏的，新版本三十一种也在一九五四年面世。一九七零代如果要读莎士比亚，可以来自后面这个版本。”习近平哪里知道莎士比亚的书有这些不同的版本。
那个时代在中国农村读莎士比亚是要冒风险的，就像在白色恐怖的台湾读鲁迅一样。如果没有追求精神自由的勇气，不可能去读西方文化经典。艾晓明指出：“那个年代能进入到与中国的政治厮杀绝然不同的精神世界，需要何等叛逆的胆识，又正可以成为一种契机，即对那个乌托邦世界的审视与决裂。……如果研究七十年代末民间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那通向民主墙的思考一定可以追溯到叛逆性的阅读这条暗河。奇怪的是，在这些自由派著名知识分子的朋友圈里，怎么没有当代一位最伟大的同龄人。”[6]习近平显然没有读过莎士比亚，他只读过毛选，他的“武器库”里只有这一种“武器”。
据《人民日报》旗下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报道，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谈会”上引用若干毛的经典名句，例如“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等等。官媒以此赞美习“理论功底深厚”，其实这仅仅是当年中学生红卫兵的追平而已。
在其他公开场合，习引用毛原话的次数数不胜数，如“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等。习对毛语言的引用，很多时候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毛的语言、文体和思想，已内化到习近平的血液和骨髓中，毛就像进入其体内的有生命力的病毒，习心甘情愿地成为其“宿主”。
毛泽东通过控制中国人的语言进而控制中国人的灵魂。作家查建英指出，毛文体这种“粗鄙蛮横的口号式语言污损了优雅精緻的文人白话，无产阶级专政的语言充满了牛皮、大言与谎言，毛对此负有责任。在中共统治了几十年后，毛文体就像一种蔓延开来的语言毒素，已经严重地污染了中文写作。”[7]文革在名义上早已结束，但毛的语言方式仍然充满活力地存在于整个华人社群之中，就连香港和台湾的政治辩论中，也常常批评对方使用“文革语言”。
习近平对毛语言有一种出自本能式的热爱。不是习近平的文胆的文风影响了习近平的语言方式，而是习近平的文胆为之撰稿的时候竭力揣摩习近平的语言方式——服侍三代总书记的王沪寜，给江泽民写稿时模仿江泽民的口吻，给胡锦涛写稿时模仿胡锦涛的口吻，给习近平写稿时当然模仿习近平的口吻。所以，习近平的文稿是研究“被文革汙染的文体”的范本。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一党专制的权力格局之下，最高领导人的语言风格迅速被大小官媒克隆和传播。长期研究中共政治语象的中国资深媒体人钱钢指出，作为列宁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重视宣传、迷恋口号、习惯动员，政治表述是政治发展的风向标，通过观察这些“关键”词彙的诞生、消长与衰亡，可以从中读出中共政治的发展方向。中共政治词彙可以用深蓝、浅蓝、浅红、深红来分类，深蓝是被中共批判的强烈自由化词彙（如：多党制、轮流执政），浅蓝是官方不倡不禁的温和自由化词彙（如：公民社会、公民权利），浅红是官方的门面修饰用语（如：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深红则是露骨的毛时代用词（如：刀把子、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这三类语彙的使用频率，可以显示中共宣传领域的严厉或松懈。
钱钢以三组浅红词语（党内民主、民主政治、政治文明），三组浅蓝词语（宪政、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做观察，得出结论：二零一四年以来，这三组原本为官方所用的浅红色词语被打入浅蓝，官方基本不再提及。原本可以出现在市场化媒体的浅蓝色词彙，直接被打入深蓝禁区，媒体不得再使用。而深红词语，如“刀把子”、“阶级斗争”等毛时代的粗鄙词彙，则一个接一个的复活。[8]
由此可见，习近平的语言方式和思维方式停滞在毛时代，他甚至不愿用“后毛时代”中共在口头上接受的普世价值当作面具或遮羞布，他的“自信”乃是恢复毛主义的自信，正像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程映红所说，习近平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就是：“我野蛮是因为我文明了，所以我有资本野蛮。你能拿我怎地？我文明又是因为我坚持了我的野蛮，所以我这个文明是独特的，现在你不也只好认可了吗？这种情况下的野蛮其实是蛮多于野。蛮不讲理，强词夺理，云遮雾罩中抛下的高端政治语言越来越像码头上的切口、江湖上的行话甚至按摩院里的风月艳词，一点身份的忌惮都没有。”[9]习近平的语言具有典型的反逻辑和反法治精神之特徵。
毛主义或毛思想，是中共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毛之后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否定了文革等毛发动的政治运动，却将毛主义或毛思想列为神圣不可触犯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不仅写入党章，而且成为宪法序言之一部分。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因为未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下台。如果剥离官方对毛主义的修辞润饰，毛主义大致可解读为：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阶级斗争维持政权，政治上一党垄断权力，经济上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外交上输出革命，将中国视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领袖或一群寡头的独裁统治。
毛死掉之后，再没有哪个中共最高领导人用自己的姓名命名某种“主义”。习近平要打破这种“过于谦虚”的局面。虽然中国官方尚未提出“习近平主义”，但北美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率先刊出了一篇署名“文扬”（作者为在香港的智库“中国力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文章《习近平主义早晚亮相成必然》，似有投石问路、出口转内销之意。
这篇文章写道：“官方文件中避免直接提‘习近平主义’……但人们实际上完全可按照‘习近平主义’来简化理解‘中共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个冗长表述。如果哪天‘习近平主义’在中国官媒上正式亮相，人们也不必大惊小怪。……当‘以人民为主体的发展主义’成为一个时代潮流，‘习近平主义’也就成为了一个应运而生的必然事物。”[10]作者进而指出：“能被称为‘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可能还是别的东西，也就是可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并列的‘习近平主义’。”
这篇文章似乎有意打破中共党内论资排辈的传统，刻意抹煞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思想和理论，直接将习近平与马克思和毛泽东并列。如果说这只代表作者个人的想法，背后没有特别的力量运作，恐怕没有人相信。作者最后指出：“中国是当今世界大国唯一的前第三世界人民共和国，以及前第三世界人民共和国集团中唯一的世界大国，这样一个特殊国家的特殊道路，正是‘习近平主义’所代表的。”这里显示出习近平对外实施话语和思想扩张的野心：当年，毛输出革命，让第三世界国家风起云涌，让美苏两强疲于奔命；今天，习则输出“中国模式”，并伴随着转移中国过剩产能的经济目标，使中国在非洲、中亚和南美等欠发达区域成为一个咄咄逼人的“新殖民主义者”。
这篇文章的作者文扬成为首先提出“习近平主义”的“先知”，而《世界日报》成为首先发表“习主义”的媒体。耐人寻味的是，首次提出“习主义”的学者，不是中央党校、中央政策研究室等要害部门的文胆，而是一名在海内外学界籍籍无名的作者；首先发表“习主义”的媒体不是中央级的《人民日报》、《求是》等党媒，而是具有台湾统派背景的《世界日报》。习近平上台后，处理港台问题的手段强硬激起两地民众本土认同之反弹。他偏偏以港台背景的作者和媒体发布习近平主义，是否可以显示他在港台亦众望所归呢？
那么，什么是“人民”？什么是“以人民为主体的发展主义”？所谓“以人民为主体的发展主义”，从未得到“人民”的认同和授权。“人民”是一个近代才出现的左翼概念，如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论，“作为民族主权的基础，人民必须经过创造而成为人民”[11].毛泽东一生最热衷的事情，就是以“人民之父”的名义改造和规训人民。同样，在习看来，人民是想怎么捏就怎么捏的橡皮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是顺民、便是暴民。习本本不想顺应民心，而要征服民心。
如果说真的存在“习近平主义”，我将其概括为三个要点：首先，在共产党内部，以反腐为名掀起政治清洗，改写毛时代结束后三十年来中共“寡头集体统治”之模式，回归毛式个人独裁。
其次，以法西斯式的全面镇压，摧毁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民间社会，缔造由“无所不能的国家”和“原子化的个体”二元组成的国家主义结构，“中国梦”的核心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
第三，重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直接挑战二战之后、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建帝制时代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体制”和“天下观念”，至少在东亚成为第一霸权。
“习近平主义”的三个层面，恰好与在文革中基本定型的毛式语言和思想模式的三个层面遥相呼应：五四以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史观、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和激进理想主义；痞子、流氓和游民的“小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幽暗和最劣质的部分）；“两千年皆秦制”的帝王个人专制模式。习毛之精神同构就在这三个方面渐次展开。
二、五四以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史观、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和激进理想主义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效法苏俄的列宁式政党，为什么共产党能战胜国民党并夺取大陆的统治权？在战场上分出胜败之前，中共早已在话语权争夺打败国民党。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得”可能是使用欺骗手段，也就是现代宣传术。那时，共产党并不掌控大多数媒体，为何能在宣传战中凯歌高奏？
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毛泽东及其文胆（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李锐等人）均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文风受梁启超、陈独秀、鲁迅影响甚大，能够娴熟地操作一整套崭新的左翼革命话语，传达激进理想主义意识形态；而蒋介石及其文胆（戴季陶、陶希圣、陈布雷、秦孝仪等人）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保持相当距离，文风及用词不脱儒家之陈词滥调，行事为人遵循士大夫因循守旧之传统。
比如，毛为吸引农民支持共产党，抛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真是“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引车卖浆之流人人都能听懂，单靠这六个字就能驱使农民参军打仗充当炮灰；而蒋败退台湾之后的口号仍是“勿忘在莒”、“庄敬自强”之类食古不化的成语，普通人哪里懂得这些成语典故的来龙去脉，不仅念着拗口，写都写不出来，宣传效果之差可想而知。
五四前后，毛泽东先在长沙从事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后到北京寻找更上层楼的机会，却只能以北大图书馆临时工的工作勉强维生。他的雄心壮志屡屡受挫，始终无法改变边缘知识分子的身份。毛在北大期间，地位卑微，未能引起北大教授和北大学生的关注和重视，心理上深受挫折，埋下他日后仇恨和迫害知识分子的种子。
毛泽东虽非潮头浪尖的风云人物，却如饥似渴地吸收进步青年们引以为时髦的各种词彙、主义和学说。五四运动前后数年间，毛的精神导师从宋明儒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变成维新派的言论钜子梁启超，再变成传播新思想、新观念的《新青年》诸君（特别是在思想光谱中偏向左翼的李大钊、陈独秀）。
毛与五四新文化的相遇，最大的收穫就是迅速掌握了白话文写作。白话文贴近口语，更贴近地气和人心，谁娴熟使用白话文，谁就掌握话语权。白话文背后是一套新的观念，“白话文作为写作媒介的采用，一种基于人道主义、浪漫主义、实在主义、自然主义等各种理论等新文学的创立，新闻和普及教育的迅速发展等，使得新的标凖开始形成，整个知识阶层的人生观、世界观有了扩大和改变。”[12]毛早年的文字综合了梁启超和胡适两位导师之悠长。
语言文字的背后是思想观念。五四新文化有三大“病灶”，从此三大“病灶”可透视五四何以坠落为文革，两者之间草蛇灰线、有迹可循。当然，不能忽略中间的起承转合，而轻率地得出是五四导致共产主义崛起的结论，正如不能让尼采的“强力意志”哲学为此后纳粹、希特勒在德国的兴起负责。晚年的胡适面对来自蒋介石的类似指责时，仍奋力为五四辩护。不过，五四新文化为何未能缔造出民主中国和自由中国，确实是后人必须面对事实。
五四新文化的第一个“病灶”是由进化论演绎而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史观。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种“最早对中国社会产生强烈影响的科学理论”[13]，它符合当时中国知识青年“救亡图存”的急迫心态。中国如何摆脱东亚病夫的汙名，而跻身强国之林，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对个体适用，更对国家和民族适用。
社会达尔文主义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得以参与到一个国际性的话语体系之中，革命的知识分子对话语进行改造，使之适合于中国的实际，使自己编织出一部天衣无缝的国史”。[14]社会达尔文主义史观的广泛传播，为稍后的马克思主义的输入做好了铺垫，也成为二十世纪各种激进思潮滋生的胎盘。
五四思想的第二个“病灶”是狭隘民族主义思想。自古以来中国只有王朝而无国家，“中国”和“中华民族”是梁启超在清末才提出的概念，很快成为至高无上的价值或宗教。民主和科学等先进理念全都从西方引进，民族主义却赋予“反帝”以不可质疑的政治正确性。既然老师不顾念学生，学生就可以颠覆老师。国共两党都以“反帝”为标榜并以此建立其统治的合法性。从孙文和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到毛泽东的共产革命中，“反帝”的立场愈来愈强烈。
后来，“反帝”成为文革的一个核心观念，也深刻地形塑了习近平的世界观。学者马勇指出：“中国在一九六零年代与苏联关系恶化后并没有转身投入西方阵营，中国在那个时代向国内所描述的世界，对这一代人世界意识的形成影响巨大。这个世界意识就是对世界充满敌意，就是毛泽东一直告诫全党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因而这一代人内心深处不会轻易相信西方。这一点，又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一直宣扬‘悲情’，宣扬‘挨打’，一直抱怨帝国主义侵略等有关。”[15]在文革中长大、被迫中断学业的习近平，比起有过留洋经历的邓小平、江泽民以及受过相对正规和完整教育的胡锦涛来，对西方怀有更大的敌意。
五四思想的第三个“病灶”是“彻底改造世界乃至人心”的激进理想主义。林毓生最早意识到五四的这一负面遗产。早在清末，梁启超就提出“新民说”，认为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将“部民”转变为“国民”，新的国家要由具有若干新的特质的民众组成，并建立有机的统一和有效的秩序。[16]梁启超所寻求的不单单是物质层面的富强，更是精神层面的更新。到了五四时期，“新民说”被少年中国学社等激进青年知识分子社团重新阐发，启发了毛泽东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想法。张灏指出：“毛版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激进理想主义的心态为基础去吸收马列主义，因此在中国共产主义思想里，凡是与激进理想主义心态接近的马列主义观念，如阶级斗争，革命实践，演进史观等，就被收入毛版的中共思想核心。”[17]中国古代的统治者至多声称“奉天承运”，还不敢取“天”而代之；而毛泽东与中国历代统治者，包括民国时代最具野心的袁世凯、孙文和蒋介石等现代独裁者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试图窃取“天”所具有的超越性和神圣性，然后随心所欲地改造人的思想和灵魂。
毛发动文革，原因之一是是要对全党全民进行思想控制和思想改造。这是毛青年时代就存在的“豪杰兼圣人”之志，即“伟大导师”之冠冕。如钱理群所论，毛要建立一个集政治权威统治、精神权威统治与道德权威统治于一体的“政、教合一”的国家、社会、思想体制，毛的集权统治，“不仅注重政治、社会的改造与控制，更注重对人思想与心灵的改造与控制”。[18]若是坐视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指挥的技术官僚集团治国成功，毛就无法加冕为“伟大导师”。毛发动文革乃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即便他明知助手们并无推翻他的野心。
在五四传播的广义的西方近代文明之中，以上三大“病灶”偏偏成为边缘知识分子改变自身命运和改变中国处境的法宝。然而，真正的西方文明的主流，即以希伯莱文明和希腊文明为源头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以及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的清教徒的信仰、生活方式和政治哲学，却未能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的足够重视。换言之，五四高举了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科学，Science），却忘记了更重要的李先生（自由，liberty）。
毛泽东在北大像海绵一样吸收新思想、新文化之后，完成了其第一阶段的脱胎换骨。正是这一段沐浴五四新文化的经历，使得年轻的毛泽东在二十年代中期以宣传老手的身份得到国民党领袖汪精卫（汪的文字和诗词风格均显示，即便他试图刺杀满清摄政王并成为国民党左派领袖，在人格形态和语言方式上却更接近传统文人）的赏识，出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John Fitzgerald）指出，中国的史家通常忽略毛泽东个人发展中的这一阶段，将其视为农民动员的短暂转向。“实际上，毛泽东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领导，是他走向革命导师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毛泽东所设计的是一套民族革命的战略，它将在策略允许的范围内加剧社会阶级的对立，以便用他自己的专政模式取代国民党的党治国家。”[19]媒体控制、政治清洗、群众运动以及塑造激动人心的革命目标等手段，从此成为毛泽东的夺权秘诀，到了文革时代已炉火纯青、打遍天下无敌手。
由此，作为启蒙运动的五四发生了位移，左翼社会主义压倒了右翼自由主义。胡适那一翼的五四，即舒衡哲（Vera Schwarcz）所说的“只有先保障具有批判思维能力之公民的人权，一个真正现代的民族国家才有实现的可能”[20]被彻底边缘化；毛泽东那一翼的五四，即张灏所说的“不断革命”、“永远革命”，将“静态的乌托邦”转变成“动态的乌托邦”，成为中共党史的主轴。“从这个观点去看，不但可以了解到为何共产主义革命思潮以五四到自由民主思想为出发点，而最后却接受马列思想到权威主义与集体主义；也可以了解为何这革命思潮会走上狂热的乌托邦主义与个人的神化思想道路。从这个观点也可以认识为何毛泽东的革命观念，对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人有这样大的魅力和影响力。为何这革命思潮能长期掀起高度的狂热与激情。为何中共的革命思潮在毛泽东思想笼罩下，呈现强烈的宗教性。”[21]
在代表极左派的四人帮被清洗、文革惨澹收场之后，具有强烈宗教性的毛主义暂时偃旗息鼓。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放弃征服人心的企图，也放弃重塑官方意识形态的雄心壮志。邓小平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耗子就是好猫）和“摸论”（摸着石头过河），是其实用主义的体现，可安慰文革后残破的人心，却不足以征服和撩拨人心；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企图解决马列原教旨主义与中国现状之间明明可见的矛盾，却在民间沦为笑柄；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符合技术官僚按部就班的个性，更显枯燥乏味。相比之下，习近平的“梦论”跟毛泽东的“超英赶美”、“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的“忽悠”有更多相似之处。
与邓、江、胡相比，习近平不愿放弃创造新意识形态的尝试。习乾脆以“中国梦”作为自己的标籤，让全国上下跟他一起做梦。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接班不足半个月，习带领一众政治局常委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首次提出“中国梦”，将其定义为“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次年，习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向人大代表发表就任讲话，在将近二十五分钟的讲话中，九次提及“中国梦”，有关“中国梦”的论述一度被掌声打断。
这种迷恋时间节点的思维方式，正是五四以来的线性、进化史观之体现，“虽说这种历史观对于实现某些现代化目标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它为了摧毁和驯化‘他者’，也带来了极权与封闭。”[22]不仅经济可以计划，时间也可以计划——习对“十三五”的高度重视，俨然回到中共建政初期的“一五”、“二五”计划，对于市场经济而言是莫大的笑话。英国前外交官凯利·布朗（Kerry Brown）在新书《中国CEO：习近平的崛起》中指出：“习近平像毛泽东一样，试图用情感来吸引中国人，并诉诸于他们理想主义的一面。他用这种方式来‘白天做梦’，因为这背后是冷酷的政治现实：如果你激发中国人的理想主义，就得到他们的灵魂，对他们的控制就达到靠物质刺激永远达不到的程度。”[23]但人们有理由怀疑：空洞无物的“中国梦”真能成为中国人的新宗教吗？
三、痞子、流氓和游民的“小传统”
如果说毛泽东对五四话语和意识形态的选择性接受，是对上层精英文化的吸取；那么，毛身上始终存在某种某种底层文化的特质，他从未像一名真正的农民那样辛勤躬耕，但农业社会的地下文化构成其“英雄本色”——这种文化的接受者是痞子和游民（即流氓无产者）而非农民，这种文化的主体则是由演义小说、民间戏剧等构成的、与官方“大传统”（即儒家文化）有所区隔的“小传统”。
在毛的同代人中，对其性格、为人了解最为深刻者，是历史学家傅斯年。抗战胜利之后，傅斯年作为国民参议会成员访问延安，在此期间发现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反自由、反民主。傅斯年和毛泽东曾在北大相识，他们单独在一起聊了一夜天，天上地下都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傅斯年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小说在内，非常之熟悉，“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农民心理，去利用国民心理的弱点”。傅斯年承认自己只是一个像陈胜或者吴广一样的小造反者，而毛泽东是像刘邦或者项羽一样的大造反者。傅斯年揭示出了毛的本质：马列主义是其皮肤，《三国》、《水浒》及《二十四史》是其血液。[24]两个五四青年最终南辕北辙，再无交集。
读什么书，成为什么样的人。西方学者出版过研究希特勒的读书倾向和知识结构的《希特勒的图书馆》等著作，从希特勒的藏书以及希特勒在书上的批註，梳理出其种族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与之相似，中国出版过很多研究毛读书生涯的著作（毛读书之多、读书之勤在中国历届最高领导中无可匹敌），还影印出版了毛亲笔批註的《二十四史》等典籍。在中国机场的书店，这类书相当畅销——中国的中产阶级期望从中学习毛的权谋术，其旨趣可想而知。用学者周有光的话来说，毛所读的书，几乎都是平放的线装书，而非竖放的西方典籍。
毛泽东本人从不掩饰这一事实，每当即将开始新一轮政治斗争之时，他推荐给身边高级官员阅读的，不是马列经典，而是中国古典的小说和史籍。文革后期，毛让上海写作组标註若干古籍的“大字本”，并指定篇目给身边的心腹阅读，如让林彪看《三国志·郭嘉传》、让许世友看《清史稿·张勋传》、让姚文元看《旧五代史·李袭吉传》、让江青看《后汉书·李固传》、让王洪文看《后汉书·刘盆子传》等。文革史学者李逊指出：“这些古书是毛泽东内心深处的帝王权术话语，毛泽东以推荐古书的方式旁敲侧击让对方领会。”[25]而《水浒传》、《红楼梦》等文学作品也是毛开给高级官员的“必读书目”。学者康正果指出：“布尔什维克的洋词彙仅为其堂皇的表面，所包装的内核则来自粗野黑恶的本土资源。毛泽东从小熟读《水浒传》，书中的‘小说教’——好汉主义——对他影响至深。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论一经毛诠释，就统统被导向草莽江湖上血腥报复的暴行。”[26]从此意义上说，毛又是传统之人。
毛以朝堂为江湖，以共产党为会党。学者钱理群指出：“毛泽东本人，从小的反抗思想资源之一是《水浒传》，江湖社会对他有吸引力，可见他是有流氓气息的。”[27]那些帮助毛泽东打天下的元帅和将军，多半属于毛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痞子阶层”。在毛的鼓动之下，“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人物登上历史舞台，成为革命先锋。毛总结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当时，地位比毛高的陈独秀与李维汉觉得此类表述不符合马列主义，建议毛删去。后来，中共出版毛选时，对该文做了大量删改。
从个人的语言风格来看，毛在任何场合都敢于讲最粗俗下流的话，甚至是充满色情意味和性暗示的、严重羞辱女性的言论。首先，这是为了吸引“痞子阶层”，毛的文章和讲话使用这个阶层喜欢的粗鄙语言，让这个群体认为毛是他们的“自己人”，进而完全信任和崇拜毛。其次，毛也故意以此来刺激和打击那些精英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让自由派知识分子被迫放弃此前接受的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而接受毛的语言方式，并彻底向毛屈服和投降。
在与“痞子阶层”语言和精神的同构性上，习超越邓、江、胡，而与毛并列。习近平十六嵗即到延安郊区极度贫瘠的农村当“知青”，茹毛饮血之形容并不为过（习回忆说他曾生吃猪肉），“习近平是第一位从红卫兵——毛泽东的奇袭队——那一代成长起来的党的领导人，而且在踏上通往权力的长路之前，他曾经跌得那么重，从一名中共高干子弟，沦为失势政治人物无依无靠的子女。”[28]那段生涯让习近平与底层社会“暗黑的小传统”水乳交融。
中国农村的“黑恶化”，从共产党割据时期的江西瑞安、陕西延安等地就开始了，经过全国范围的土改，“恶人当道”便成为常态。在文革时代，习近平在延安的乡村当知青，不可能遇到晴耕雨读的、有文化熏陶的传统乡绅——这个阶层在土改运动中被消灭殆尽；也不可能享受古道热肠、守望相助的传统乡村习俗和伦理——这些由宗族体制维持的民间传统经历历次政治运动之后荡然无存。习近平能学到的，惟有弱肉强食的生存术和厚黑学，以及痞子和刁民的那一套话语方式。长期以来，马列理论和毛主义，将农民、穷人赋予眩目的道德光环，而刻意抹杀底层社会的“黑恶化”，很少有人分析延安乡村的底层生涯对习近平的人格形态产生的负面影响。[29]
桃花源式的充满美善人情的乡村，不可能存在于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学家孙立平指出，底层沦陷、乡村沦陷是当今中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穷人并不能与善良划等号。孙立平认为，惨绝人寰当黑砖窑奴工事件，“实际上是一个穷人欺凌穷人，弱者残害弱者的事件，而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是以下层生存生态的恶化为背景的”。毫无疑问，“底层的沦陷是整个社会沦陷的一部分，不过底层的沦陷要比整个社会沦陷的速度更快，沦陷的程度更深，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资源来抵禦这个沦陷的全过程”。[30]这一社会学的分析，同样适用于毛时代习近平生活的那个延安的乡村。
从语言风格上可以看出这种“幽暗青春”对习近平的影响何其深广。习近平的语言接上了中国的“地气”，比装腔作势的江泽民和照本宣科的胡锦涛更受群众欢迎。比如，二零零九年春天，习近平以“尚待观察的接班人”的身份赴南美访问，在中国驻墨西哥使馆接见华侨和留学生时突然情绪失控地咆哮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飢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诡异的是，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一日，习近平正式接班后不久，新华网以“二零零年习近平斥责别有用心的西方势力：吃饱了没事干”为题，重发习近平三年前“吃饱饭没事干”之言论，许多网站纷纷转载。更为诡异的是，编辑为这则消息配发一幅习近平自称“延安派”的老照片，并加说明文字：二零零八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与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陕西代表团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听完代表的发言后，习近平激动地说：“我是在延安入的党，是延安养育了我！”
底层生涯让习近平言谈举止不受文明规则的约束，颇有毛泽东无法无天的“泼猴气”。习近平的类似的言论可随手拈来：习近平在新加坡与马英九会面时说，“我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胞兄弟”，虽生动形象，却充满血腥味道。中纪委十八届六次全会在公报中首次提出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让咬耳朵、扯袖子，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虽未标明这是习近平的版权，但一看就具有鲜明的习近平风格。邓、江、胡时代的中纪委公报不会用如此生动形象的语言。
与习近平语言的粗鄙化同步，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的言论也日渐粗鄙化。不是《环球时报》胆敢“假传圣旨”，乃至在意识形态上“绑架”习近平——《环球时报》没有那样的胆量和能耐；而是习近平放任《环球时报》充当看门狗，“党叫咬谁就咬谁”。对此，有政治观察者指出：“大量地以政治化的方式处理行政、法治的问题：‘党的领导’在各个领域被强调，被视为一个解决疑难杂症的妙药；‘规矩’等含糊词彙被登上顶层话语的重要位置；吃饭砸锅、妄议中央等本难以自圆其说的提法写入文件并得到官方的拼命维护。”[31]习时代中共政治术语和行为模式的黑帮化已经全然不加掩饰。
中共高级官员争先恐后地学习习近平粗鄙的语言风格。二零一六年六月一日，中国外长王毅在渥太华与加拿大外长迪翁举行联合记者会。女记者康纳利向迪翁提出香港书商失踪等与中国人权状况有关的问题，王毅抢过话头怒斥其“傲慢，有偏见”等等。王毅向来有“风度翩翩”的名声，同他的前任李肇星不太一样。这一次却声色俱厉怒斥记者，完全不顾国家形象大发脾气，实在罕见。有国际媒体分析说，王毅发脾气恐怕是为再上层楼所做的姿态。主子如此，奴才便如何，王毅希望通过公开场合的狠话，洗脱自己的“鸽派”形象，向习近平靠拢。王毅是因“个人利益”的难言之隐，放弃了外长一言一行涉及国家形象的考量。[32]
在中共上上下下语言的粗鄙化的背后，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暗潮涌动。美国学者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研究中国的草根民族主义以及民粹主义与“党天下”的相互作用。她在专着《强大的爱国者：中国外交中的民族主义抗议》中强调，“自毛泽东以来的所有领导人都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草根民族主义”，习与毛在试图利用草根民族主义方面具有相似之处，而“国家支持民族主义，只不过是为国内的不满情绪提供一个方便的出气口而已”。[33]如今，中国的经济正在迅猛下滑，由经济发展带来的统治的合法性也正在流失。经典的马列主义既有悖于国际潮流，也与中国的现实格格不入——若要号召革命，共产党权贵阶层包括习近平家族才是“被革命”的对象。因此，习近平手上可供选择的牌不多，用痞子语言包装的法西斯主义，对那些愤愤不平的底层民众颇具吸引力，或许真是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有趣的是，也许习近平及其形象塑造师们亦意识到，过度的痞子化不利于习近平得到国际社会和知识分子认可，他们又悄悄地走上了回头路——在“草根习近平”的版本之外，又推出“儒生习近平”的版本。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三日，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在头版以“一介儒生的文化情结”为题选载《习近平时代》一书的内容。文章选载的内容，开篇就是引用作家贾大山对习近平的评价，贾是习在河北正定工作时结识的至交，当时他评习为“儒生”。文章认为，“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很多海外亲习近平的媒体亦与之唱和。
四、“两千年皆秦制”的帝王个人专制模式
二零一五年年底中国最后一号禁书令，是查禁学者秦晖的《走向帝制》一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事件恰好发生在官方规定的“宪法日”（十二月四日）。其实，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此前数年都在中国国内媒体公开发表过，谈论的是一百年前清末民初的历史，对中共当下的统治并不构成成直接威胁。但是，这样一本学术著作仍然被禁，是什么原因呢？
习近平要走向“帝制”，岂能容知识分子宣扬“走出帝制”？针对该书被禁事件，有评论文章分析说：“作为读者，我们隐约可以猜测到：可能正是由于作者将周朝灭亡之后三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以‘秦制’加以概括，暗示了中国至今仍然处于帝制社会，专制仍是中国政治的底色，从而引来了审查者的严重不满的原因之一。”[34]中国是帝制社会，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却又是最高国家机密。
在《走出帝制》中，秦晖认为：中国社会的第一次转型，即“周秦之变”是将社会从小国寡民式的小共同体本位，转变为一个以皇帝和官僚制度为核心的庞大的中央集权模式的国家。社会的重心，就由分封而治转向大一统。忠于独一的至高无上的君主，几乎成了自皇帝以下每一个臣民的“自觉”共识。对“秦制”的反思和批判并不始于秦晖，早在晚清思想家谭嗣同的《仁学》中，就提出“两千年皆秦制”之说，谭嗣同既从中国本土的边缘思想（如明末思想家王夫之的着述）中寻找奥援，更以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引入的民主自由人权观念作为参照系。[35]
若以“秦制”观照中共政权，中共确实是秦制的继承者。毛是没有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实的现代独裁者，在其《沁园春·雪》中自比历代帝王，“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首词是毛泽东在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期间所作，在知识分子中引发了一场争论。
毛泽东公开表示欣赏秦始皇和朱元璋这两个历史上名声不佳的暴君。国共内战末期，左派历史学家吴晗写《朱元璋传》影射蒋介石，本以为借此可获毛之青睐，未料到毛并不欣赏此书。毛接见吴晗时，命令其全面改写此书，必须给予朱元璋以正面评价。毛不认同吴晗用朱元璋批判蒋介石的良苦用心，在毛心目中，蒋介石至多是被朱元璋消灭的陈友谅、张士诚之流，毛自己才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当代朱元璋。吴晗卖力地修改此书，却始终不能让毛满意。文革前夕，吴晗再度奉旨写作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却不幸成为文革的标靶和祭品，可见吴晗一辈子都未能摸清毛内心深处浓得化不开的帝王情结。即便是嘉靖皇帝那样的昏君兼暴君，也不能在文学作品中作为反面人物出现。因为，毛会情不自禁地对号入座。
毛泽东的词臣郭沫若也有过与吴晗相似的、弄巧成拙的遭遇。郭沫若在四十年代即写出“吕不韦与秦王政批判”的论文，收入《十批判书》。郭沫若批评秦始皇将天下当作“一人之天下，非天下之天下”、“不让任何人有说话的余地”，他也是以蒋介石为标靶，并以此向毛效忠。殊不知，进入毛朝，秦始皇变成毛眼中的香饽饽。反右运动中，毛自比秦始皇：“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文革潮起，毛召见江青，让她手记七律一首，题目是“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毛七年没写诗，第一次写，竟是这样一首。郭见风使舵，赶紧自我检讨，才勉强过关。
毛悍然发动文革，清洗党内同僚，跟他剪不断、理还乱的帝王情结分不开。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成为中共最高领袖，但仍受制于党内的传统与规矩，想跟江青结婚，还要不厌其烦地说服持反对意见的同僚。中共建政之后，从苏联沿袭而来的官僚体系日渐膨胀，对毛构成相当程度的束缚。特别是大跃进失败、大饥荒惨剧上演，毛不得不在七千人大会上检讨，并退居二线，将部分实权交给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操纵的党政系统。毛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毛发动文革的目的，乃是要重新夺过权力，建立皇帝那样神圣不可挑战的地位。
习的帝王情结与毛一样浓厚。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习近平借着当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东道主的机会，举行国宴时选用特制“帝王黄”的六十八件珐琅彩瓷，其造型模仿中国古代宫廷御膳餐具。
习近平访问英国时，更是提出要享受皇室待遇。英国人对习内心深处的念头洞若观火，特意安排习近平夫妇在英国女王夫妇的陪同下，乘坐皇家金马车到白金汉宫。据称，英国的皇家金马车是世界上最豪华的马车，从乔治四世开始至今，所有英国国王都是乘坐这驾马车去参加加冕仪式。《环球时报》对此津津乐道：这是“皇家最高礼遇，乘坐最高级别的皇家金马车”。共产党领袖偏偏要享受皇家待遇，而习近平的荣耀被放大为所有中国人的荣耀，这是何等精妙的“法西斯群众心理学”的宣传术。习近平微服私访时使用过的庆丰包子店的座椅，也立即被送到公司总部当作文物展览，原本普通的座椅因为被皇帝用过而身价百倍。
习近平的皇帝心态，呼应了民间对“好皇帝”的憧憬。中国新左派代表人物、身为大学教授的韩德强居然为习近平的“皇帝梦”大声叫好：“如果是严格按照法律或者说党纪来反腐，肯定是亡党。但反腐可以有选择性、阶段性，渐进性，可以逐渐减轻力度，只要有一个好的领袖，就不会亡党亡国。这就是法制与德制的区别。西方自由派不认同，但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如果有一个好皇帝，天下太平。习近平已经做到了像一个皇帝，而且恰巧是个好皇帝。”[36]读到这样的言论，怎能不让人感叹：不知今昔是何年，辛亥革命好像从来没有成功似的。
毛推崇的帝王是秦始皇和明太祖，习推崇的帝王则是汉武帝和雍正皇帝。汉武帝和雍正皇帝都一心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也善于利用酷吏来整肃官场、收敛民心，所以成为习近平效仿的榜様。
首先是台湾媒体将习近平比喻为“夺权独裁、万邦来朝、野心旺盛”的汉武帝。台湾《商业周刊》的评论文章引述一位在中国深耕二十余年的指标台商的话说：“我等了十年，猜测什么时候会出一个汉武帝。习近平在想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从他的行为看起来的话，已经是汉武帝，他不再是文景之治了，文景之治累积国力的结果，就是汉武帝。”在气势上，习近平就是“二十一世纪汉武帝”。文章描述了习近平在亚太经合会议上的华丽演出：这场会议达成许多经济协定，然而对多数中国人而言，“万邦来朝”才是他们共同的记忆。习近平在台前右方站定不动，等待着美国总统欧巴马、俄罗斯总统普钦、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各国领袖，从左方依序上前与他握手，情景彷彿就是皇帝接见藩邦。[37]
而雍正皇帝的比喻来自于中国的官方媒体。在人大会议上，通俗历史小说家二月河接受媒体访问，公开将习近平比拟为雍正皇帝，明显是投习所好。如果习近平及其办公室不认同这样的类比，中宣部不会为这样的报道放行。二零一五年二月，署名“习骅”的官媒评论员也在中纪委网站上发表了题为“雍正铁腕治吏的启示”的文章，显然是奉旨发话、更加权威。
外交舞台上的表演暂且不论，更重要的是党内整肃过程中，习近平就像皇帝戏弄军机大臣一样对待政治局的下属（再也没有任何人是他的同僚，他只有下属）。习在体制内推动一场“小型文革”，让官僚集团苦不堪言。比如，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习下令召开连续两天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要求政治局委员“不能有地位上、权力上的优越感”，政治局成员责任重大，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不只是个人的事，而是党和国家的事、人民的事、全局的事”，需要成为“三严三实”（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表率，“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在会上，“中央政治局同志逐个发言，按照党中央要求进行对照检查”——习近平本人当然可以免于自我批评和被他人批评。
此种“民主生活会”，是对有限的党内民主的破坏，邓小平就曾经用“民主生活会”的形式非法罢黜总书记胡耀邦；习近平继续玩弄此种权术，以此羞辱和警戒政治局成员，将自己与他们拉开距离，让党内同僚为为皇帝服务的“军机大臣”。
习近平的“帝王梦”越来越迫近现实。中国历史上每当有改朝换代的动向，民间立刻就会出现劝进声浪。这一次劝进的声音由南而北、由外而内传来。首先是香港《南华早报》发表香港智库天大研究院研究员伍俊飞撰写的题为《中兴领袖习近平》的文章，虽以“领袖”之名掩饰“君王”之实，蔑视江、胡而献媚习近平之意溢然纸上。
这篇文章指出：“自上任以来，习近平厉行新政，锐意进取，开共和国中兴气象。他重视吏治，落实反腐，不再重蹈当年蒋经国上海打虎覆辙，避免反腐虎头蛇尾，草草收场。周永康一案揭盅，天下震动，公众拍手称快。拨乱反正，扭转乾坤，习近平民望直追毛邓二公。”这篇文章又说：“多党代议制不合国情，中共掌权是国家大一统的必然选择。中国政改的前途是一党民主化，即在加强党权的同时，扩大民权，塑造党权与民权双强的模式，而司法独立和基层民主乃此模式成功的基石。习治国理政的实践暗合这一思路。”[38]这位留学英美的政治学者不惜赤膊上阵、公开劝进，让人联想起袁世凯称帝前夕筹安会发起人杨度的种种表演。中国的历史，常常如同“鬼打墙”一般，走了许久，却一步也没有往前迈进。
习近平拼命将自己打造成毛之后最具个人魅力的领袖，一代天骄，惟他与毛。凯利·布朗（Kerry Brown）如此评论说：“习近平领导方式的一个要点，就是非常明确地使用他的个人叙事和人生经历，来证明他目前领导地位的合理性。这是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变化。中国政治正在变得日益个人化，我们看到了‘魅力式领导力’的回归，这再次让人想起毛泽东时代。”[39]歌曲、动漫等其他最高领导人未曾尝试过的个人崇拜方式次第登场，习沉浸其中，无比享受。中共的宣传方式向文革回潮，甚至出现基层党员在洞房花烛夜手抄党章的新闻，真是让人“梦回毛朝”。
研究中国当代政治，不懂毛，就不懂习。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在《中国故事年鉴二零一四：共同命运》一书中，提出了“要读懂‘习大大’，得先理解‘毛爷爷’”的论点。白杰明指出，毛是解读习的钥匙，若不了解毛，就无法解释习“打破党规”动作背后的意图。仅仅认为毛和习想当皇帝不足以解释中国全部的政治现实，反之，“这会产生一种舒适的隐喻氛围”。[40]
在毛和习身上，还有更多、更复杂的维度。与隐藏在深宫中以“寡人”自居的皇帝相比，毛和习都更热衷于亲自操纵媒体，习缺乏毛的个人魅力，但其手法却更加精緻、细密——在全球的任何媒体和网站上，居然找不到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的一张成年后的照片，这个事实本身就让人毛骨悚然。习近平要使用多大的资源和手段，才能让“习公主”成为隐形人。戴安娜王妃与习明泽之差异，就是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之差异。
毛时代，毛主要运用文字媒体（如报纸和书籍）掀起造神运动；习时代，习比江、胡都更为巧妙地运用电视和网络（包括新兴的社交媒体）为自己塑造神光圈。习成功地吸纳了崇拜毛的人群，并迈向强势领袖的位置。所以，中国要走出两千年一以贯之的“秦制”尚且长路漫漫。
我在二零一四年初出版的《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中，对习近平有两句评价：“肉身之父习仲勋，精神之父毛泽东。”当时，大部分人并不同意此观点，但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人表示认同。那么，既然习近平以毛泽东为精神之父，从语言习惯到思维方式上，他究竟从毛那里学到些什么？习主义与毛主义之间究竟有哪些草蛇灰线的联系？本文简要梳理了从毛主义到习主义的中国极权统治模式的嬗变，而文革恰恰是毛与习的语言与精神的交集。文革是毛主义的黄金时代，文革也是习近平的“启蒙时代”。没有文革，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今天的习近平。
[1] 维克多·克莱普勒（Victor Kiemperer）《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商务印书馆（北京），2013年第1版，第7-8页。
[2] 维克多·克莱普勒（Victor Kiemperer）《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商务印书馆（北京），2013年第1版，第8页。
[3] 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梁思文（Steven I. Levine）《毛泽东：真实的故事》，联经出版公司（台北），2015年第1版，第605页。
[4] 储百亮、狄雨霏“从文革浩劫中走出来的习近平”，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0924/c24revolution/zh-hant/
[5] 维诺“改革派之死（下）：消失的阵地与虚弱的渐进主义”，香港端传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221-opinion-the-death-of-political-reform-weinuozou/.
[6] 艾晓明“怎样告诉别人你读过书”，转引自新世纪网站，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5/10/blog-post_74.html.
[7] 查建英《弄潮儿》，牛津出版社（香港），2014年第1版，第82页。
[8] 维诺“改革派之死（下）：消失的阵地与虚弱的渐进主义”，香港端传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221-opinion-the-death-of-political-reform-weinuozou/.
[9] 程映虹“既野蛮又文明的新趋势”，纵览中国网站，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83018.
[10] 文扬“习近平主义早晚亮相成必然”，世界日报新闻网，
[11]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3年第1版，第19页。
[12]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96年第1版，第495页。
[13]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96年第1版，第408页。
[14]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3年第1版，第130-131页。
[15] 马勇《这一代领导人是特殊的过渡期》，明镜新闻网，
http://www.mingjingnews.com/MIB/Blog/blog_contents.aspx？ID=0000004400000279.
[16]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95年第1版，第176页。
[17] 张灏《时代的探索》，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公司（台北），2004年第1版，第224-225页。
[18] 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上），联经出版（台北），2012年第1版，第177-177页。
[19] 费约翰（John Fitzgerald）《唤醒中国》，三联书店（北京），2004年第1版，第380页。
[20] 舒衡哲（Vera Schwarcz）《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新星出版社（北京），2007年第1版，第9页。
[21] 张灏《时代的探索》，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公司（台北），2004年第1版，第225页。
[22]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3年第1版，第1页
[23] 狄雨霏《凯利·布朗谈习近平：白天做梦的“中国CEO”》，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1209/c09chinabrown/zh-hant/.
[24] 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联经出版公司（台北），2013年第1版，第217-218页。
[25]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5年第1版，第1275页。
[26] 康正果《还原毛共：从寄生幸存到诡变成精》，允晨文化（台北），2015年第1版，第35页。
[27] 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上），联经出版（台北），2012年第1版，第256-257页。
[28] 储百亮，狄雨霏“从文革浩劫中走出来的习近平”，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0924/c24revolution/zh-hant/.
[29] 学者马勇分析了底层生活对这一代领导人的负面影响：“这一代人离开了深宫大院，特别是像习近平这样的家庭，又因为家长被打倒的原因下去，底层社会的负面，让这一代人一览无余，使他们知道中国社会不易，也知道了中国社会的‘潜规则’。因而这代领导人在个人修为上并非不可挑剔，这也是他们相互之间制衡伤害的一个弱项，他们没有办法像中国传统政治家那样‘内圣外王’，更不可能像历代帝王那样既是政治领导者，又是道德楷模。”马勇《这一代领导人是特殊的过渡期》，明镜新闻网，http://www.mingjingnews.com/MIB/Blog/blog_contents.aspx？ID=0000004400000279.
[30] 孙立平“生存生态恶化背景下的底层沦陷”，壹读网，
https://read01.com/DRMoxP.html.
[31] 张乎安“二零一五年中国政治舆论场的七大怪现象”，香港端传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114-opinion-political-public-opinion-in-china-zhanghuan/.
[32]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问人权王毅何必失态？》，.
[33] 黄安伟“解读习近平的党国民族主义”，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0925/c25sino-nationalism/zh-hant/.
[34] 马维“秦晖新作的封杀与走不出的秦制”，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culture/20151229/cc29qinhui/zh-hant/.
[35] 参阅余杰“‘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祕密”，收入《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联经出版（台北），2009年第1版。
[36] 白墨“焦点：习近平反腐胜利在望还是危机四伏？”，BBC中文网，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multimedia/2016/03/160308_ana_xijinping_anti_corruption.
[37] 王毓雯“《野心皇帝习近平”》，商业周刊网站，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KIndepArticle.aspx？id=24920.
[38] 伍俊飞“中兴领袖习近平”，南华早报中文网，
http://www.nanzao.com/tc/opinion/14c3161d6e994f8/zhong-xing-ling-xiu-xi-jin-ping.
[39] 狄雨霏“凯利·布朗谈习近平：白天做梦的‘中国CEO’”，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1209/c09chinabrown/zh-hant/.
[40] 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要读懂‘习大大’，得先理解‘毛爷爷’”，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1109/c09sino-barme/zh-ha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