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律师。
 
 
发生在7月10日至11日的大陆“律师劫”，至少波及到15省、64名律师。统治当局对这些律师采取了统一行动，主要是逮捕、传唤、约谈、暂时拘捕等。其中，北京三家律师所遭到查抄，屠夫吴淦锋所在的锋锐律师所全体人员被拘办，包括司机。
 
这是中共建政以来，对律师行业采取的最大规模限制行动。考虑到这些上了名单的律师基本上站在近年来社会抗争事件的第一线，以法律为盾牌对抗乱政，这次由公安部统一指挥的整肃，也可视作北京最高层恫吓社会运动的最新动作，其含义非常丰富。
 
抓捕与恐吓人权律师的行动在多省份同时进行，抓捕第三天就由央视加以定性，说明这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强力与舆论攻势的结合。由此可见，这是执政党中央的决定，而不止是公安部的决定，其他司法机关配合行动，这是理解本次“律师劫”的官方背景。
 
被牵涉到的律师组成了当今大陆残存的法治力量，他们在社会、街头与法庭上，以法律为依据加以艰苦的抗辩，支撑起外界对大陆法治的幻觉与想像，进而成为揭露当局法治真相的最真实来源。从继续制造法治泡影来麻醉民众的角度看，必须要打掉这些律师。
 
从大陆社会抗争看，这些百十人左右的律师形成了一种正义力量，成为揭露大陆社会黑暗面的镜子，同时将受迫害的底层民众与社会联系到到一起。维权律师是一个纽带，同时是一座联系资源与关系的桥梁，是大陆社会残存的行动能力，已经构成维稳威胁。
 
在这种体制内外的大背景下，对维权律师采取直接、统一的行动，就成了维稳当局非常自然的行动方式。对当局而言，人权律师是麻烦制造者，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抗争者。从统治的角度看，这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当然，为了继续维持法治这个虚假的表像，对律师群体的抓捕打压，伴之以国家级的污名化。在抓捕后，迅速将这些维权律师定性为“涉嫌重大犯罪团伙”──不仅在肉体上加以摧残，还在名誉上进行毁坏──其目的不止是震慑，还试图混淆、分化民众对维权律师的理解与同情。
 
对人权律师的攻击行动，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切断维权抗争中关键群体的联系，鼓励抗议者阵营；其次是收回法庭控制权，将法庭为维稳所用；再次是以典型打击，造成普遍的社会恐惧。可以想见，在未来数年，沿着法制轨道进行的大陆抗争运动可能就此瓦解。
 
从当局采取的手法上看，对维权律师采取的行动，与薄熙来王立军统治重庆时的手法如出一辙。这是一次没有薄熙来的统治路线，这也是没有王立军的专政行动，这就是“重庆模式”大陆化的具体体现。这也是一个最新的证据，显示了“重庆模式”恰恰是北京政权的本质。
 
法学家贺卫方为打压维权律师感到痛心，认为其败坏法治声誉。但是在大陆的异见人士那里，却乐见疯狂的抓捕行动戳穿了假法治的真面目，改良派再也不能制造虚假希望，大陆抗争从此进入转折点──一个不再认定政权合法、不再依赖法制渠道的抗争时代降临。
 
维权律师将社会抗争导向法庭，实际上是承认政权合法性，是在体制内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既然维权律师遭到彻底打击，这条旧有的抗争模式就此终结，大量的社会抗争将在一开始就剔除体制内解决的选项。由此，抓捕维权律师酝酿了大陆更加不确定的未来。
 
许多年后，当大陆人重新审视历史时，定会更加认清楚本次“律师劫”具有划时代的标志性意义。一个假法治的局面再也无法维稳下去，只能靠枪杆子保卫统治的局面在这个节点上迈入新的趋势中。所以，当维权律师进了牢房、不再发言后，新的时间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