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深夜，原中央书记处书记、办公厅主任令计划被中央政治局宣布开除党籍、公职，同时移送司法机关法办。此前新“四人帮”成员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三人的问题都有了结论，薄、周分获无期徒刑，徐才厚在检察院侦查期间故去，被免于起诉。对新“四人帮”的整肃，现在算是告一段落。
新“四人帮”问题的本质，以腐败为表，以政治勾结、违反党纪为里。若说腐败要治罪，中共党内有几人真正是廉洁奉公的？连王岐山都公开讲，现在反腐倡廉，他不方便搞吃请，也就是说以前他也有不廉洁的情况。党的高级干部，不腐败成不了高级干部，大家心知肚明。如果不犯政治大忌，党的最高领导人是不会以腐败为由搞倒党内大员的。毛泽东生前生杀予夺，但除了搞掉反对派和不听话的人，他反过哪个大员的腐败？不经意之间，中共已经出了两代“四人帮”。两代之间，相隔了约40年时间。虽然不能说代有“四人帮”出，但也堪称薪火相传，绵绵不绝。第一代“四人帮”，包括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个人，1977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宣称“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叛徒江青、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四人帮’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明显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定性。而对于新“四人帮”，中共中央的指控一开始就是刑事性质，即腐败与违法，但指控完全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现在的中共中央从来没有指控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是一个集团，更没有指控人间组建了“反党反革命集团”，但对四人分别作出的审查结论隐隐地透露出最高领导人对他们的政治指控。比如对令计划，中央政治局开宗明义地说，“令计划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保密纪律”，并指其“违纪违法获取党和国家大量核心机密”。新“四人帮”的提法，是中央控制的媒体抛出来的，我们很难想像，如果中共高层没有内部结论，媒体敢自作聪明向舆论界放出此等政治风声。两代“四人帮”最后都受到了司法审判，但同样的审判却有天渊之别。老“四人帮”受到反党反革命的指控，所谓反革命是一种口袋罪，不过是方便当权者打击政治上的反对派。政治的本质就是利益与诉求的博弈与平衡，不让一派反对另一派，那还要政治干什么？基本上可以说，他们没有腐败的把柄。新“四人帮”的要害也是秘密串联，可能是要夺权，也可能只是想在权力上更上层楼。可悲的是，他们屁股上的确有屎，最后他们被当成腐败和犯罪分子抛出来。相反，他们的政治问题反而刻意被掩饰过去。通过两代“四人帮”的比较，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巨变，也看出了两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巨大不同。上世纪80年代，中国没有法治，却搞了一场大事张扬的对“四人帮”的审判，而当权者抓住的把柄是他们反党反革命。现在最高领导人最在意的还是政治上清除异己，但他已经可以百分之百做到“依法审判”，办成铁案，让新“四人帮”永无翻身之日。中共领袖的人格特质天翻地覆，腐败与中共权力如影随形。但一个一以贯之的问题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容不下政治反对派，异议是不被允许的，否则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老“四人帮”的事迹是反党反革命，其实那不过是党内一派反对另一派，而且有很大程度上他们只是秉承毛泽东的旨意，制衡邓小平一派。代表党的最高领导人，跟其他派别的人斗，这不是政治的本然么？新“四人帮”本质上可能不涉及左右之争，他们只是想自己上位，这又有什么不可的？政治力量进行博弈，最后达到某种平衡，此乃政治的本然，但在中国却成了政治神经的最敏感之处。两代“四人帮”承受了各自的政治与人生悲剧，也提示了中国的悲剧。中国政治缺乏公平博弈机制，最后往往变成暴力相向，变成相互毁灭。即使诉诸法律，终究是装模作样。中国政治的现代化任重道远，但悲剧的是我们居然“制度自信”。
